诺斯 | 制度、经济理论与经济绩效

道格拉斯·塞西尔·诺斯（Douglass Cecil North，1920年11月5日—2015年11月23日），美国经济学家，1993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诺斯的主要贡献在于创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

我们无法看见、感觉、触摸，甚至是衡量制度，它们是人类的心智构念（constructs of the human mind）。然而，即使是最虔诚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承认它们的存在，并通常（直接地或暗含地）将其设定为他们模型中的参数。制度重要吗？关税、管制和规则重要吗？政府能有所作为吗？当我们穿越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的时候，我们能解释那种经济福利的巨大落差吗？是什么导致了市场的有效与无效？诚实在交换中到底有无作用或是否值得做？我希望，前文的分析已经为厘清制度的效果问题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框架。

然而，我还想在此断言的是：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如果我们要构建一个有关变迁的动态的理论——这是主流经济学所忽略的，而马克思理论对此的研究也很不完善，那这一理论就必须是建立在制度变迁模型的基础之上。虽然我们还未能完全解答这个问题，但我相信，研究方向的大致轮廓应该是清楚的。

在以下各节，我将（1）厘清新古典理论需要在哪些方面做些改变，才能将制度分析纳入到其理论中去；（2）概述对于经济绩效的静态分析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以及（3）探究对于构建长期经济变迁的动态理论来说，制度分析又意味着什么。

I

由交易费用决定的行为人对信息的处理过程，是制度形成（the formation of institution）的基础。但问题在于，是何种意义上的理性以及交易的何种特征，才使得行为人无法共同实现那种零交易费用模型中的最大化的？

新古典理论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式的基本假设认为：行为人拥有必要的信息，能正确地评估各种备选方案，因而能作出选择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事实上，这种假设所暗含的是：存在着一套特别的制度与信息。如果制度的作用纯粹是被动的，它们不能约束行为人的选择，并且行为人拥有作出正确选择所必需的信息，那么工具理性假设就是一个正确的基石。但另一方面，如果行为人拥有的信息是不完全的，他们凭借他们的主观模型来引导选择，即使通过信息回馈也只能极不完善地更正他们的模型，那么，程序理性（procedural rationality）的基本假设（如第3章所述）才是发展理论的根本基石。

工具理性假设是在西方世界高度发达的、有效率的市场背景下演化出来的，并且，它在分析这类问题时成为了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这类市场是以很低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交易费用这个例外条件为其特征的。我认为用这样的行为假设完全无法分析当代以及历史上的大多数市场。而在另一方面，程序理性假设不仅可以解释从古到今大多数的不完全与不完美的市场，还能引导研究者们去探究这类关键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市场的不完美？这，又将我们引到交易费用这里。

之所以会有交易费用，是因为信息是有成本的，以及信息在交换双方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另外，因为无论行为人发展出怎样的制度去规制人类的互动，其在一定程度上都会导致市场的不完美。事实上，制度的激励效应给参与者提供的是混合的信号。因而，即便是在制度框架鼓励获取更多的贸易收益的情况下（与先前的制度框架相比），其对欺诈、搭便车等行为的激励也仍然存在。这些行为将会导致市场的不完全。在人类的行为特征既定的条件下，人们根本无法设计出既能解决复杂的交换问题又能避免一些不相容的激励（incompatible incentives）的制度。因此，近期相当多的产业组织与政治经济学文献都试图抓住一些存在于经济与政治组织中的激励不相容问题（见Miller即将出版的：《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Managerial Dilemma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erarchies））。经济史上的那些成功案例通常描述的是：制度创新带来交易费用的下降，人们因而获取了更多的贸易收益，进而市场得到了扩张。但是，绝大多数此类创新却并没有创造出新古典模型中所谓的有效率市场所必需的条件。政治体系界定并实施着经济市场的产权，故而，政治市场的特征才是理解市场不完美问题的关键。

图为盖瑞·J.米勒的《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封面。格致出版社，2014年版。

怎样才能使政治市场接近有效率的经济交换所要求的那种零交易费用模型呢？条件似不难给出。立法机关应该颁行那些能增加总和收入的法令，在其中，获益者补偿受损者的交易费用要足够低。如此，补偿才能使双方都接受。实现这样的交换所必需的信息与制度条件如下：

1.受法案影响的各方必须拥有信息并能纠正模型，以便确知法案对他们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获益或亏损的数目。

2.结果应能传递给他们的代理人（议员），代理人也将据此忠诚地投票。

3.投票将根据总和的净收益或净损失来权衡。这样，结果的净值将是确定的，受损者将得到合适的补偿。

4.完成交换所需要的交易费用应是足够低的。这样，双方才都认为值得进行这样交换。

最能接近于这些条件的制度结构是有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的现代民主社会。选票交易、互送选票，以及激励竞选对手在选民面前公开在位者的缺失从而减轻代理问题，等等，都有助于获得一个较好的结果。

但是，来看一下这个系统所固有的抑制性因素吧。“理性投票者的无知”（rational voter ignorance）并不只是一个在公共选择文献中才有的时髦术语。不仅投票人有可能无法获得信息，以至于对大量影响其福利的法案都没有哪怕是最模糊的了解，甚至是，选民（甚或议员）都无法拥有能准确地衡量结果的模型。代理理论提供了大量的——或许还带有些争议——证据说明议员独立于选民利益而行动的程度。议员根据其感知到的可能获得或失去的选票数目来进行投票交易，但通常，那将与反映全体选民的净收益或净损失这一目标相距甚远。加之，补偿受损者的激励又怎么会出现呢？正如大量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要证明的：较好的（better）结果与有效率的（efficient，新古典意义上的）结果之间，相差何其大哉。就我的研究目的而言，对下面这两个逐渐显现出来的基本条件进行强调是十分必要的。一是，相关各方必须拥有信息和正确的模型，以使他们能准确地评估结果；二是，相关各方要有平等的参与决策过程的权利。即使是历史上那些最有利于形成有效率的政治决策的制度框架，也无法近似地满足这两个条件。

政治机构（polities）制定并实施经济规则，因而产权极少有效率就不奇怪了（North，1981）。但是，就算是能设计出有效率的产权，其监督或实施的成本通常还是很高的。这反映了其内置的抑制因素，或至少在交换的某些方面还存在着对违约、逃避义务、偷盗或欺诈等行为的诱惑。在许多情况下，非正式约束将演化出来以减轻这些抑制性因素的不良后果。现代西方世界存在着的大量证据可以证明：市场能够有效地运转，它们甚至可以接近于新古典理想。但这只是特例，且来之不易，其对制度有着十分严格的要求。

II

制度对于当代经济分析的重要性可概括如下：

1.特定的制度约束格局有特定的经济（和政治）模型。这些模型随时期的不同、经济体的不同而有巨大变化。模型带有制度特征，并且通常对制度约束的变化有很高的敏感性。自觉地认识这些约束，无论是对于改进理论建构，还是对于公共政策问题，都十分重要。其涉及的不仅是模型能否在孟加拉国或19世纪的美国获得成功的问题，而且更直接地涉及模型能否在另一个发达国家适用，比如日本甚至是明年的美国。

更重要的是，特定的制度约束规定了组织运作的范围，从而使博弈规则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容易理解。如果组织——例如厂商、工会、农民集团、政党以及国会委员会——致力于非生产性的活动，那么，正是制度约束为这些活动提供了激励结构。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由制度约束界定的对政治或经济活动的一系列回报并不鼓励生产性活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刚开始意识到：其基础性的制度框架是导致它们目前的低绩效的根源。它们正试图重构其制度框架以扭转激励的方向，这反过来又将引导组织走向生产能力递增的路径。对于第一世界来说，我们不仅需要意识到影响经济成长的整体制度框架的重要性，还必须对一直不断进行着的边际变化的后果——不仅反映在整体绩效上，还反映在具体的经济部门上——有自觉的认识。我们早就意识到税制结构、管制、司法判决，以及成文法——这里只提及这几个正式约束——型塑了厂商、工会以及其他组织的政策，从而决定了特定层面上的经济绩效，然而这种认识却并未使经济学对产生这些结果的政治或经济过程做专门的模型化研究。

2.自觉地纳入制度因素，将迫使所有的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去追问构成其学科之基础的行为模型，进而去探究——比以往所做的更加系统——信息的成本以及其不完美的处理过程对于行为人的行为的含意。社会科学家已经将信息的成本纳入到了他们的模型中，但还没有着手把握主观心智构念——个人以这种心智构念来处理信息并得出型塑其选择的结论。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多半是）暗含的假设：行为人能正确地识别那些使他们处于困境的原因（即，有真实的理论），也知道备选方案的成本与收益，还知道如何见机行事（参见，Becker，1983）。先入为主的理性选择与效率市场假设蒙蔽了我们，使我们无法认识到不完全信息的含义、环境的复杂性，以及个人所持有的对外部世界的主观感知。只要我们能正确地认识人类动机的复杂性以及那些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理性行为人范式就不是那么无药可救了。这样，社会科学家就不仅能理解制度为什么存在，还能理解它们是怎样影响结果的。

3.观念和意识形态是重要的。而制度在决定其重要的程度方面发挥着主要作用。观念与意识形态型塑了个人用以解释周围世界并作出选择的主观心智构念。此外，通过以特定的方式为人类的互动提供结构，正式制度影响着我们为自身的行动而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当——刻意地，或只是碰巧——正式的制度结构使人们可以用较低的成本来表达他们的观念时，它们就为人们提供了将自己的观念和意识形态纳入到选择中去的自由。正式制度的一个主要结果是机制，如民主的投票系统，或科层的组织结构。它们使身为代理人的个人能表达他们自己的看法，并且，不同于大多数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简单利益集团模型所暗含的，他们对结果能造成完全不同的影响。

4.政治与经济之间极为复杂的内在联系，是我们理解任何一种经济绩效时都要考虑的，因此，我们必须发展出一个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制度约束界定了政治与经济之间的交换关系，从而决定了政治一经济系统的运行方式。政治不仅界定并实施着型塑一个经济体系基本激励结构的产权，而且在当今世界，政府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以及政府无处不在的、时刻在变的管制，都是影响经济绩效的最关键因素。一个经济的宏观模型甚至微观模型要想有用，就必须将制度约束纳入到模型中去。例如，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将永远无法解决其所遇到的问题，除非宏观经济学家们能意识到：政治过程的决策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的运行。虽然在这个特定的层面，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政治学与经济学还需要更多的融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有关政治-经济的模型中纳入所涉及的特定的制度，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与经济交换的结构。

III

要将制度分析整合进静态的新古典理论，就必须修改现有的理论体系。但要创建一个经济变迁的模型，则需要构建整个的理论框架，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过这样的模型。路径依赖是分析和理解长期经济变迁的关键。这种方法的潜力在于：它不仅延伸了新古典理论中最有建设性的基石——稀缺——竞争——的基本假设，以及作为一种驱动力量的激励，还通过引入不完全信息、关于现实的主观模型以及制度的报酬递增等，对这种理论做了修改。因而，这种方法或许能将微观层次的经济活动与制度框架所提供的宏观层次的激励联系起来。渐进性变迁的源泉是组织及其企业家通过获得那些能促进其目标的技能、知识与信息而可能取得的收益。路径依赖来源于一旦走上某个特定路径就能强化这一方向的报酬递增机制。路径的改变是由于未能预计到的选择的后果、外部效应，以及一些分析框架之外的力量。路径的扭转（从停滞到增长，或从增长到停滞）可能来自于上述那些导致路径改变的原因，但通常是来源于政治体系的改变。

本章将通过检视第11章中曾讨论过的英国—北美路径和西班牙—拉美路径之间的反差，来进一步论述路径依赖的相继特征。

背景

在16世纪初，英国与西班牙的演化就十分不同。在被诺曼人（Norman）征服后，英国形成了一个相对集权的封建制度。博斯沃思战役（Battle of Bosworth，1485）后建立起都铎王朝（Tudors）。与此相对应的是，西班牙是在摩尔人（Moorish）统治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insula）7个世纪后才崛起的。它当时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虽然费迪南德（Ferdinand）与伊莎贝拉（Isabella）的婚姻将卡斯提尔（Castile）与阿拉贡（Aragon）联合了起来，但它们依然保持着各自的规则、议会（Cortes）与政策。

然而，英国与西班牙，以及其他正在崛起的欧洲国家，都面对着一个同样严峻的问题：在战争开支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要取得额外的财政收入才能维持生存。传统上，国王都有自己的收入，也就是说，是从自己的不动产和传统的封地中得来的。但这些资源在面对采用十字弓、长弓、长枪以及火药等新军事技术的需求时，就显得不够充足了。国家的财政危机（最早由熊彼特在1954年提出）使统治者不得不与选民谈判。其结果是，两个国家都在选民这边发展出了某种形式的代议制（英国的议会与西班牙议会），而在国家那边则取得了收人。在两个国家，羊毛贸易都成为了王室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由新军事技术引起的同样的相对价格变化在两国所导致的后果却是截然不同的。在一个国家，相对价格变化引发了政治与经济体系的演化，解决了财政危机，并使其逐渐凌驾于整个西方世界之上。而在另一个国家，尽管初始条件更为优越，但相对价格变化带来的却是无法解决的财政危机、破产、资产充公、无保障的产权，以及长达3个世纪的相对停滞。

在英国，统治者与选民[兰尼米德（Runnymede）男爵也许会认为这个术语并不太恰当]之间的紧张关系随着1215年的《大宪章》（Magna Carta）的制订而逐渐浮出了水面。接着，财政危机在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期间也出现了。Stubbs对结果有这样的描述：“承认议会有立法权，有质询滥用权力行为的权利，并有权参与指导全国性政策。而这些权力实际上是花钱从爱德华一世（Edward I）和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那里买来的。”（Stubbs，1896，第599页）这以后直到1689年间的历史，以及议会的最终胜利，则是为人们所熟知的。

在西班牙，阿拉贡[大致包括瓦伦西亚（Valencia）、阿拉贡（Aragon）和加泰罗尼亚（Catalonia）]与卡斯提尔的联合，将两个十分不同的地区合在了一起。阿拉贡在13世纪下半叶从阿拉伯人手中夺回，那时已经是一个覆盖撒丁岛（Sardinia）、西西里（Sicily），以及希腊部分地区的重要的商业帝国了。议会反映着商人的利益，并在公共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卡斯提尔长年战争不断，不是与摩尔人开战，就是内部争斗，并且极少召开会议。在联合后的15年里，伊莎贝拉不仅成功地控制了好战不驯的男爵们，还控制了卡斯提尔的教会政策。虽然卡斯提尔议会的地位在近来的学术研究中被有所提升，但在卡斯提尔却存在着集权的君主政体和官僚。正是伊莎贝拉，决定了西班牙与拉丁美洲的制度演化。

制度框架

两个社会出现差别并不只是由于政治体系的集权或分权。但这一特征能导致关键性的差异，并且还是政治与经济体系之巨大差异的缩影。英国的议会不仅开启了代议制政府的先河，削弱了财政窘迫的斯图亚特（Stuart）王朝所盛行的寻租行为，而且，议会的胜利还预示着产权能有更多的保障，司法系统将更有效率且更公正无偏。

西班牙的政治体系由大量集权的官僚机构组成，它们“管理着不断增加的法令和司法指令，这不仅使行政机器日益合法化，还确立了其行动的方针”（Glade，1969，p.58）。经济与政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促进王室的利益以建成自罗马以来最强大的帝国这个目的来安排的。但随着荷兰的反叛以及新大陆（New World）财富流入的减少，财政需求大大超出收入，不仅造成了破产、增税和对财产的没收，还造成了无保障的产权。

对组织的意义

在英国，议会创造出了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和一个将开支与税收收入联系在一起的财政系统。随之而来的金融革命不仅最终将政府放置在了一个健全的财务基础之上，还为私人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有保障的产权、对重商主义者（mercantilist）限制的减少、纺织品厂商从城市行会限制中的逃离，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为厂商提供了一个在国内和国际市场扩张的机会。日益发展的市场和专利法鼓励了创新活动的成长。当然，所有这些甚至其他更多的成功故事，我们早就耳熟能详了。

在西班牙，1557—1647年间不断地发生破产事件，人们为了躲避灾难而采取的各种绝望办法，使得情况更加恶化。战争，教会，以及管理复杂的官僚系统，是西班牙主要的组织性机会，于是，在军队、教会以及司法界任职就能有不错的报酬。驱逐摩尔人和犹太人、限制地租和对小麦价格实行管制、没收汇给塞维利亚（Seville）商人的白银（补偿他们的是一种相对无价值的、称为juros的债券），所有这些无不是抑制生产性活动的表现。

路径依赖

为了使这两个简短但反差极大的故事能有力地说明路径依赖问题，我们有必要将每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与司法系统理解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约束的网络。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合在一起构成了制度矩阵，它将经济体引入了不同的路径。论证网络外部性也很必要；因为这种外部性限制了行为人的选择，阻止他们对制度框架做剧烈的改变。但这项工作所需要的证据大大超出现有的、我所熟悉的经验证据的范围，因而我只能间接地推断这些证据的含意。在一项颇受争议的研究《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1978）（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中，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提出：至少从13世纪开始，英国就已经与我们传统上所以为的那种小农社会（peasant societies）不同了。这些传统特征包括：族长式统治、大家庭、妇女地位的低下、连接紧密而又封闭的农民村落、自给自足、以家庭作为劳动单位。所有这些特征到13世纪都明显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如麦克法兰所描绘的：对家庭结构和工作组织的一些流动的、个人主义取向的态度；在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中，附带着一系列处理财产、继承以及妇女法定地位等问题的正式规则。麦克法兰想要指出的是：英国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并且这种差异由来已久。但同时，他所收集到的大量证据清楚地表明：从正式规则与非正式约束之间复杂而又相互依存的网络中，产生了路径依赖的报酬递增特征。

图为艾伦·麦克法兰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封面。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关于西班牙制度结构中的报酬递增特征，最有力的证据是：王室与官僚尽管已经意识到国家正在走向腐朽没落，但还是无力改变西班牙的发展路径。在17世纪，西班牙从一个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沦落为一个实力二流的国家。乡村人口的流失、工业的停滞以及塞维利亚与新大陆之间贸易系统的坍塌，都与政治领域内的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和葡萄牙（Portugal）的反叛同时发生。其最直接的原因是周期性的战争和一场财政危机。这次财政危机使奥利瓦斯（Olivares，1621—1640年）不得不采取一些孤注一掷的措施，而这使得根本性问题进一步恶化。的确，在当时的制度约束和行为人的感知条件下，被认为可行的政策只有价格控制、增税以及一再地对财产进行没收。关于行为人的感知，扬·德·弗里斯在其对危机时期的欧洲的研究（Jan De Vries，1976）中，如下这般地描述了当时人们为扭转衰退所作出的努力：

然而并非社会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一群经济改革家……写了堆积如山的短文，吁请采取新的措施……事实上，在1623年，一次有关改革的会议（Junta de Reformacion）就为新登基的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 IV）推荐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推行鼓励早婚的税收（从而人口可以增加）、限制奴仆数量、成立银行、禁止奢侈品的进口、关闭妓院，以及在小城镇禁止教授拉丁文（以免农民因受了零星的教育而离开农业）等。但却找不到力量来将这些建议贯彻实施下去……据说这次改革运动的唯一成就是废除了轮状皱领（ruff collar），因为这种时尚曾让贵族们因为洗衣而几乎倾家荡产（De Vries，1976，p.28页）。

工具理性能否被运用到这次会议的论证中，看来尚有疑问。

在17世纪，英国和西班牙都面临着财政危机，但它们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径，这反映了作为社会之深层基础的制度的特征。

自然而然的后果

美国的经济史是以联邦政制和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以及作为一个基础结构的产权为其特征的。这些基本制度鼓励了能建立资本市场和经济成长所必须的长期契约行为。即使是有史以来最耗资巨大的一场内战，也无法改变其基本的制度矩阵。

反观拉丁美洲的经济史，那里却始终保持着从西班牙一葡萄牙继承来的集权与官僚传统。约翰·寇茨渥斯（John Coatsworth）对19世纪墨西哥的制度环境做了如下的刻画：

干预主义以及制度环境中广泛存在着的任意专横特性，使得城市与乡间的各个企业不得不采用高度政治化的运作方式，利用血族关系网络、政治影响以及家族声望来获得一些特权。这此特权包括获得信贷资助、得到各种劳动用工策略方面的帮助、追索借款或实施契约、避税或规避司法制裁，以及保有或取得土地等。经济领域内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生产商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关系，这些政治权威包括：安排身边事务的地方官员、当情况需要时能从法律上偏袒或干预地方处理结果的殖民地中央政府。被相互勾结的特权系统排除在外且得不到政治袒护的小企业，不得不长期在半地下的状态中运作。它们总是处于法律的边缘，任由下层官员摆布。他们永远无法摆脱肆意妄为的法令的骚扰，也永远无法与更有权势的人的特权相对抗（Coatsworth，1978，p.94）。

英国和西班牙在新大陆上建立起来的不同路径并没有弥合在一起，虽然共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曾起到过一定的调和作用。在前者，一种促进非人际关系化交换的制度框架演化生成了，而非人际关系化交换是政治稳定以及获取现代技术的潜在经济收益所必需的。在后者，人情关系依然是许多政治与经济交换的关键。产生这种人情关系的制度框架在演化中既不能带来政治的稳定，也不能使现代技术的潜力得到持续的发挥。

〇本文节选自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12章“制度、经济理论与经济绩效”，杭行译，格致出版社，2008年。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部分注释与参考文献，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1929年10月24日，纽约《布鲁克林每日鹰报》头版。经济萧条，华尔街崩溃，一片恐慌。[图源：bbc.com]

〇编辑 / 排版：宋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