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保利拍卖丨郁郁乎文哉——以器载道的礼乐之象

北京保利拍卖

2024-10-20 18:11发布于北京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官方账号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八佾》

夏朝、商朝、周朝作为中华文明的第一个高峰，为后代文明的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周公创造的周礼制度，更是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调。孔子对周礼十分推崇，《论语》记有他对周礼的赞叹：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礼乐教化通行天下，于个人而言，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更是治国的手段。我们试图以“礼乐”为线索，聚焦于礼乐文化，汇集历代礼乐用器，涉及玉器、陶瓷、青铜等各个工艺门类，力图具象化展现中华文化中的这一重要精神内核。

乐者，天地之和也。

礼者，天地之序也。

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

皇朝礼器图（编钟局部）

礼玉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贯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贯穿了东西南北多个地区，是具有久远历史并且深受人们喜爱的一种独特文化。

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礼玉文化内涵丰富而又深厚，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与中华民族苦乐相随，是中国人千秋百岁的精神支柱。作为礼玉文化的代表，则当数“六器”莫属，更能代表中华民族的灵魂。

战国玉镂雕螭龙合璧

故00226084 故宫博物院藏

六器属于最典型的礼仪玉器，古人在祭祀、朝会、交聘等礼仪场合使用的玉器，常简称为“玉礼器”或“礼玉”，据《周礼》记载，主要指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琥、玉璜。在中国古代玉器中，玉制礼器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遗址中就有出土玉璧、玉琮等玉制礼器。随着时代的发展，玉制礼器的品种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玉制礼器的品种逐渐弃用，有些玉制礼器演变为装饰用玉。

对于璧、琮、圭、璋、琥、璜这六种玉器的功能，《周礼》解释：“以玉作六器，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玉璧，其为圆形，中央有孔。古时用来祭天，后也有用作佩饰。玉璧出现最早，是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玉器。玉璧不仅作为礼玉，还是古代主要馈赠之物。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因此以璧礼天。

唐以后玉璧较前代为少，宋以后仿拟古器增多。远起新石器时代，近至前朝宋仿拟汉前璧，明仿拟宋前璧，清仿拟明前璧，无所不有。器形大小不等，纹饰包罗万象，既有前朝遗迹可循，又有时代风尚影响。仿拟对象以战国、两汉最多，手法一是完全按古样仿，这是仿器；二是古样新样参半，半仿半拟，拟的部分已具时代特征，这是仿拟器；三是按古籍史料推测模拟而作，这是拟器。由大到小，由粗到精，由简到繁是璧发展的基本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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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御制黄玉双联璧

备注：

1.Christian R. Holmes 夫人收藏，纽约

2.Frank Caro，纽约

3.赛克勒（1913-87）收藏

4.纽约佳士得2009年3月18日，编号399

展览：

《3000 Years of Chinese Jade》，纽约，1939年，页45及88，编号225

满清弓马入关，杀戮甚重，清统治者为改变自身“蛮夷”形象，不遗余力进行“礼”制建设。将周礼和倡导“克已复礼”的儒家学说树为国家的“建极之本”。同时恢复并典制了祭祀活动中所需要的礼器，严格恪守《周礼·考工记》所记载的格式、尺寸和材质。发展至乾隆时期，对玉器尤为衷情的乾隆皇帝崇尚师古，认为古代彝器朴素、精纯、高雅、有意涵，追摹三代器物可追古思幽，虽居今世，仍可与古人相见，这使得他在即位早年便已命工琢碾仿古玉。此后御制诗中更是屡有提及，如“不教俗手为新样，玩物仍存师古情”（乾隆四十七年）；“弗令俗工聘新样，博古图中取古式”（乾隆四十九年）。

乾隆时期仿古玉器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在形制上仿古彝器，即以《宣和博古图》《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考古图》里的青铜器为蓝本进行追摹；二是仿照前代古玉制作新玉，在形制和纹饰上加以模仿和创新；三是在风格意藴上仿古，器型和纹饰虽多有增损，但着重仿其神韵。本品即为仿照前代古玉化裁而成，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一汉代褐斑白玉双联璧，原为清宫旧藏，造型即与本品相类，馆藏编号故玉003335。

此件双联璧由整块黄玉碾琢而成，两璧间有对称双龙，以套环为轴，连以左右两龙身，进而使两璧相连。两璧妙用沁色，平增古意，两面皆以平整去地雕琢乳钉纹，璧心镂空，一饰太极图，象征宇宙本源，阴阳混沌，周而复始，另一璧心则雕黻纹，是谓明辨，有帝王明辨是非、知错能改之寓。相连二璧之小玉套环，背面凸雕谷粒排列而成之「洛书」图案，古又称「九宫图」「九宫算」，或西方所谓之「魔方」或「幻方」，其竖排、横列或对角总和皆相同，此套环上之每列总和则为十五。洛书，最早见于西汉，相传乃苍天授予贤君之图象、数列。二璧心镂宇宙、贤帝之征，配以套环之饰，犹如天赐明君洛书，恰到好处。整器用料奢贵，去地碾琢平整，技法精湛，中段套环雕琢尤为精妙，稍有不慎则前功尽弃，彰显玉匠卓越脱俗、深功博古的超凡功力。

清宫旧藏一例玉双联璧，其中一例饰龙凤纹，两璧中间亦为活动转心，收录于《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玉器（下）》，图版128；《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皇家艺术学院，伦敦，1935-36年曾展出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藏白玉双联璧，编号2327。戴润斋旧藏且有一例，售于纽约苏富比2011年3月22日，编号81。

清黄玉双联璧

故00103846 故宫博物院藏

清玉双联璧

清宫旧藏故宫博物院藏

《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一百二十卷，上谕奏议二卷。清允禄、张照等奉敕撰，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武英殿刻朱墨套印本

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清朝以来，就奠定了由满族统治者掌握国家政权的社会形态。在原本以大量汉族居民为主的地区进行统治，自身为少数民族身份的统治者如何在各种文化差异之下赢得汉族民众之民心显得尤为重要。而礼乐作为重要的仪式音乐，自周始就秉持着其社会治理的需求、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以及政治时事的诉求而得以流传。

战国曾侯乙编钟国家一级文物 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为该馆”镇馆之宝“

礼乐文明早在夏商周时期甚至更早就已存在，最初以祭祀祈福的形式呈现。直至周代周公“制礼作乐”，将礼乐文明灌注进国家制度之中，使之成为一种隶属于国家制度之下的所谓“礼乐制度”。此时的礼乐观念在《礼记·乐记》中有其表达：“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并有，“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意在说明人的思想行为通过礼乐体现，礼乐能够规范社会秩序以及调和社会矛盾。其本质是包括政治、道德、君臣关系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仪礼用乐。

清丁观鹏绘《南吕行金图》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

仲秋之月（八月），律中南吕；

——《礼记·月令》

清圣祖玄烨本人精于算数律吕，数十年演习不辍，康熙五十二年九月，于蒙养斋立馆，征召天下通晓乐律之人于修书处行走，主持编撰律吕诸书。至次年十一月书成。

“本朝定制，朝会中和韶乐编钟，范金为之，十六枚同箎，应十二正律四倍律。”

清宫廷画家绘《康熙帝读书像》轴绢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帝亲自审定古今尺度，确定了黄钟律管的标准尺寸和绝对音高，同时根据“三分损益、隔八相生”的传统律制原则，将明朝六律六吕四清声的律制改为六律六吕四倍声的律制，并郑重其事地载入会典以垂永久。作为千古一帝，康熙重整乾坤，重新厘定礼乐制度，复兴唐宋文化，变礼崩乐坏的晚明为秩序井然、月令时令律吕清明的盛清。

编钟是清宫规制最高的礼乐——中和韶乐的重器，是天帝尊神和帝后至尊身份的象征。满清入关，为谋求其统治中原的合法性和正统性，更是格外重视宫廷礼乐，尤其是用于坛庙祭祀和殿陛典礼的中和韶乐。在承袭明代宫廷礼乐及乐器的基础上，康熙和乾隆祖孙两位帝王不惜重金改制和添制了大量形制不一的编钟，最终做到各坛庙宫殿专属专用。

清康熙52年（1713）御制铜鎏金蒲牢钮八卦纹「南吕」编钟

「康熙五十二年制」款

备注：

1.美国私人收藏，1967年购于乔治亚州或路易斯安那州，后于家族内传承；

2.佳士得纽约，2022年9月22-23日，编号0820；

3.新泽西州重要私人收藏

此件鎏金编钟器形呈圆酒桶形、腹腰稍宽、下口平齐，和战国时代原型的扁圆而下口带角的造型颇不相同。康熙亦统一编钟的大小，以钟壁的厚薄和重量来调节高低音调、有异于前朝以小钟发高音、大钟发低音的做法。钟身前后分铸“八卦”纹一组、横向以鼓钉、纵向则以回纹形的夔龙分隔。正面中央铸阳文楷书律名“南吕”，背面铸年款“康熙五十二年制”。下方近口处铸八个“音乳”，作击打之用。

清代时按古制于坛庙祭祀和殿陛典礼两类场合使奏用中和韶乐、而乐器的种类和配件非常讲究，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类材料（又名“八音”）制造，凡十六种、多达六十多件。编钟属金属类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系，而它的历史更可追溯至商代。据万依在《故宫博物院藏宝录》（香港1985年出版）的“金钟编”所述、除于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的一套战国编钟达64件之多外、往后的朝代的宫廷编钟多为16枚一套。到康熙时、虽仍保持着16枚一套的制度、但音律的编排上略有改动：原有的十二律由低到高依次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 铜镀金双龙钮云龙纹编钟

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年间以四个倍律（低音）、倍夷则、倍南吕、倍无射和倍应钟，取代沿用的四个清声（高音）。由于清朝的编钟是以钟壁厚薄来调音，而据壁厚律高低规律、依《清会典图》所记、发音最低的“倍夷则”重达清秤180两、发音最高的“应钟”则达清秤380两，差别逾二倍之多。

清康熙五十二年铜鎏金八卦纹编钟

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五十四年铜鎏金八卦纹编钟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此件铜鎏金编钟品相优美，交龙钮的铸雕精到，龙头五官和鳞片至为细致，瞠眼张口的神态和龙爪紧张，格外传神。钟身的八卦纹和字款等亦利落分明。器形上圆头的钟腹向上下微弯、与平直的钟顶和下口呈强烈比对、铸纹图案以纵横线框供围合分开（八卦）纹样、再配以小而高佻突出的鼓钉和圆大扁平的音乳、构成一饶富几何风格的图饰。除少处磨耗外，鎏金整体金光辉映，令人想象到康熙时祭祀典礼、全套齐悬在金漆雕木编钟架上时所展现的华贵及庄重。

清乾隆郎世宁等绘《万树园赐宴图》轴（编钟局部）

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或更早御制铜鎏金兽面纹双耳大尊

备注：

1.英国额尔金勋爵旧藏；布伦戴奇旧藏；英国SPINK旧藏；

2.北京保利，2011.06.05，Lot7302

此件大尊束颈、重腹、高圈足，颈部双云形耳，联套活环，器型硕大，造型规整，沉稳庄重，气势恢宏，通高近80厘米，体量之大，极为罕见。其口部及肩部各饰一圈回纹，颈部和圈足饰对应的俯仰莲花纹，腹部主题图案为变形的仿古云纹，纹饰精美，古朴中透出神秘。此尊铸造工艺极为精湛，所用铜料密炼精实，局部鎏金厚实，虽经数百年依然光芒灿然，显得富丽堂皇，表现出极高的铸造工艺水平。整体充满浓郁的青铜器元素，口部造型来源于战国早期的扁壶，双耳套环及肩颈部突起的火焰形纹饰又与西周早期青铜罍几无二致，其整体造型与原属青海瞿昙寺所有，现藏于青海省博物馆的如出一辙，应同为由宫廷造办经手依照古彝器图谱或内府所藏青铜鼎彝样式所制的仿古彝器。但宣德年间所制之铜瓶，腹部及颈、足部光素无纹饰，而本件相较之下纹饰更为华丽多变，并于局部加饰仿青铜之绿锈，种种特征均较符合清代乾隆时期仿古作品的风格特征。故判断应为乾隆时期由宫廷造办处依照《宣德鼎彝谱》或《博古图》等书中所载样式，并参考内府所藏上古鼎彝的造型样式再加以创新，融合多种风格铸造而成的。应为当时一件极为重要的宫廷陈设重器。

此外更为难得的是，这件大尊的收藏传承和流传脉络也十分清晰，此尊明确的收藏纪录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英国第八世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1811-1863），他曾担任当时英国多处殖民地的总督。此后这件大尊又为额尔金公爵的女婿Frederick Locker-Lampson（1821-1895）所得，20世纪20年代又辗转进入英国伦敦著名老牌古董商Spink&Son.Ltd手中，并于1928年12月出版于《Old Furniture》一书中，最后成为美国著名亚洲艺术收藏家、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1887-1975）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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