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瓦尔被杀后，本轮巴以冲突或已接近关键拐点

最近一段时间，巴以冲突的腥风血雨令世界目不暇接。哈马斯、真主党的军事力量和领导力量同时遭到重创，尤其是真主党、哈马斯的领导人纳斯鲁拉、辛瓦尔相继遇袭身亡，以色列频繁袭击和威胁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对伊朗报复性打击引而不发，都使中东的紧张形势跃升到更加严重的新层级。

新一轮巴以冲突已经持续一年多，其造成的灾难性影响难以胜数，世界对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何时结束、如何结束充满了困惑。

但是，就当前形势的演进看，无论形势的发展向好、向坏，冲突都可能正在接近重大的转折。因为无论是以色列的战略安排尤其是军事行动调整，以色列面临的国内外压力逼近临界点，还是“抵抗之弧”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哈马斯、真主党遭到重创，以色列、美国与伊朗博弈达到关键节点，影响巴以冲突的重要外部因素美国大选迫近，都使得巴以冲突可能正在接近关键拐点，但向好、向坏的积极和消极因素同时存在，冲突是转向缓和、和平，还是走向更大规模的冲突和战争，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走向缓和的机率应高于走向大规模冲突和战争的机率。

在过去这一年的主要时间里，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以及伊朗冲突的数条战线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时间最久、进攻最集中、战事最惨烈、破坏和伤亡最严重。其他战线的冲突呈现出时断时续的间歇性特征，以色列在加沙以外的战场多以空中打击为主，并辅以美英的空中打击。可见在整整近一年时间内，以色列都把战略重心集中于强力打击哈马斯，以实现所谓解救人质、消灭哈马斯、实现加沙去军事化和去极端化三大目标。

但是，在战事延宕近一年后，以色列尽管重创了哈马斯，但同时也酿成加沙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4万多巴勒斯坦人殒命，加沙沦为人间炼狱，而以色列三大战略目标的实现收效甚微。除通过与哈马斯的停火协议解救部分人质外，通过军事行动解救人质的数量是微乎其微的个位数；哈马斯力量依旧存在，且依然能够对以色列发动攻击；未来加沙的安排更是远未提上日程，如何去军事化和去极端化仍属未知。与此同时，以色列自身也陷入了内部危机加剧、外部外交孤立的困境。

但是，从2024年7月31日以色列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定点清除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以来，以色列的军事战略重心从南部的加沙转向北部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并相继击毙纳斯鲁拉和辛瓦尔，同时重兵威胁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以及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升级，都表明巴以冲突外溢的烈度明显升级，形势的发展呈现出加速恶化的态势。

近几个月来，形势的严重恶化与以色列的战略调整密不可分。以色列的重要战略考虑在于加大力度对真主党、哈马斯领导层和有生力量构成致命打击，最大限度地对“抵抗之弧”的核心伊朗形成战略挤压并对其极尽羞辱，绷紧以色列与伊朗冲突的张力，同时实现对美国最大限度的战略牵制。

自2024年9月份以色列全面打击黎巴嫩真主党以来，以色列充分发挥长期累积的情报优势，迅速通过传呼机爆炸和“定点清除”相结合，对真主党的领导体系构成致命打击，极大地增强了对伊朗的战略压力。以色列还利用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极力走向“战争边缘”，迫使美国对伊以矛盾进行协调管控的同时，不断增强对以色列的安全保障，进而使美国无法从中东抽身。

此外，以色列的战略变化使其迅速形成了重击真主党的优势，扭转了在打击哈马斯过程中延宕时间过久的战略疲态，有利于内塔尼亚胡政府摆脱国内危机。以色列还以真主党破坏2006联合国1701号黎以停火决议为由，强调自身对真主党进行打击的合法性，使黎以冲突呈现出历史连续性，部分地转移了国际社会对其在加沙冲突问题上对其施加的国际压力。

当然，以色列自身也陷入了更加深刻的危机，其战术胜利、战略失败的风险也更加严重，其国内危机、国际孤立也都在走向愈发难以承受的谷底。

冲突一年多来，受哈马斯、真主党力量受损严重，主要力量存在非国家行为体劣势，伊朗战略困境加深，美国全力为以色列提供系统支持等因素的影响，“抵抗之弧”已不再具有冲突初期对以色列袭扰的优势，并在军事和战略上陷入了难以为继的深刻战略困境。

一年来，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有生力量和领导层遭到致命性打击，特别是哈尼亚、辛瓦尔、纳斯鲁拉等长期在“抵抗之弧”享有盛誉的强人，先后被以色列清除，无异于是“抵抗之弧”的灭顶之灾。以色列以雷霆万钧、令人生畏的军事打击和恐怖暴力等残酷手段，力图最大限度地打击抵抗力量及其再生能力。此外，由于以色列以及美英两国数次对也门本土的空中打击，胡塞武装的活动能力也遭到极大遏制。从某种程度上说，哈马斯居中、黎巴嫩真主党居北、胡塞武装居南组成的“抵抗之弧”，已经遭到严重消耗，难以对以色列发起实质性的联动打击。

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均为“新月地带”的宗教政治组织，同时也是缺乏国内和国际合法性的非国家行为体，其军事力量、科技手段、情报能力、外部支持均无法和以色列相比。在低烈度冲突和袭扰中它们可发挥非对称的灵活优势，但一旦陷入高烈度的持久冲突，其劣势就会暴露无疑。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是反政府组织或准政府组织，长期被西方定性为恐怖组织，同时也是其国内政府或敌对力量以及地区大国长期仇视的对象，而其追随伊朗的选择更使其成为西方和地区国家的敌人。冲突一年来，它们的力量受损严重甚至消耗殆尽，未来重建和崛起可谓困难重重。

笔者曾在上一期专栏文章中指出，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伊斯兰主义力量，是伊朗输出革命外交的产物，也是伊朗为抗衡以色列培植的重要代理人的结果。但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引发与以色列的全面冲突并直接参与巴以冲突并非伊朗的战略选择。因为与以色列爆发全面战争并不符合伊朗国内改善经济民生、对外改善国际环境的内外战略。面对以色列咄咄逼人的挑战，舍弃国本、不惜代价支持“抵抗之弧”力量死磕以色列，显然不符合伊朗的内外战略；放弃“抵抗之弧”，不断妥协退让，将使伊朗颜面扫尽，失去对“抵抗之弧”的领导权和信誉。

最近，在以色列的挤压下，伊朗对以色列进行导弹打击，但随后便陷入唯恐以色列对其核设施、石油设施进行升级打击的战略忧虑，并不得不寄望美国协调，使以色列的报复打击不致跨过伊朗设定的“红线”，进而使其进一步受制于美国。这充分反映了伊朗目前的战略焦虑，因为它既要维系“抵抗之弧”存续和伊朗的声誉，又要避免遭以色列沉重打击乃至陷入战争风险。反观美以关系，美国则以部署萨德系统、直接向以色列派驻军事人员，对以色列提供大力安全保障，这又增强了以色列与伊朗对抗和博弈的资本。

从更深层次上说，伊朗输出革命、培植代理人对抗西方和以色列，尽管在支持巴勒斯坦方面有其一定的道义优势，但其领导的“抵抗之弧”并不具备国际合法性，也难以形成力量、资源的可持续性，缺乏地区和国际支持，而伊朗自身又长期处于西方的制裁之下惨淡经营，这就注定了“抵抗之弧”不具备对抗以色列和美国的力量。这是伊朗以及“抵抗之弧”必须面对的权力逻辑，而此次内塔尼亚胡政府一意孤行、不计代价地打击“抵抗之弧”，不断把伊朗逼向愈发被动的战略死角，并使伊朗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战略考验。

如上所述，以色列对“抵抗之弧”的打击加大、加快、加重，导致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从冲突双方力量对比看，以色列和美国无疑拥有明显的优势，“抵抗之弧”遭到严重削弱，可持续能力和重建能力孱弱。在目前的局势下，冲突双方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并可能使冲突出现转折点。但冲突究竟向和平还是战争转折，取决于以下主要因素：

首先，以色列的战略选择。目前，“抵抗之弧”遭到严重削弱，以色列承受的国内外压力巨大。在此背景下，以色列是否进行战略调整，从一味进行军事打击的激进政策和政治偏执转向寻求和平解决，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冲突走向。而以色列是否对伊朗进行超出伊朗承受范围的打击，将直接决定冲突的转折方向。以色列更应对其激进和强硬的巴以政策，以及迷信强权和单边主义的安全哲学进行反思和调整，进而寻求与巴勒斯坦和中东国家的和平共存之道。

其次，“抵抗之弧”的战略选择。在一年多的冲突中，“抵抗之弧”对以色列的全面对抗已难以为继。伊朗以及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都面临继续抗争还是寻求妥协的选择，而伊朗更需要进行全面的战略反思，对其支持伊斯兰主义力量、培植地区代理人的外交政策进行取舍。事实证明，伊朗的做法并不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巴以冲突的正确出路在于巴以双方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

最后，美国新政府的中东政策。在拜登任期内，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处于疲于奔命的被动应对之中，在推动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方面可谓毫无建树，并在事实上继续执行了特朗普政府偏袒支持以色列、推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促使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联合对抗伊朗的政策。美国在巴以政策上的严重倒退、支持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对抗伊朗，恰恰也构成了伊朗利用“抵抗之弧”对抗以色列和美国的重要根源。因此，即将产生的美国新政府的中东政策无疑直接关系到巴以冲突和中东局势的走向。尽管难以期待美国中东政策发生根本性的积极变化，但缓和直至停止冲突应该是美国新政府的当务之急。

从以上三方面因素看，“抵抗之弧”和美国向冲突缓和方向调整的可能性较大，但以色列的政策选择成为近期冲突能否降级的关键，而美国、以色列能否都向着积极的方向调整，是未来巴以冲突重回政治解决轨道的关键所在。

和平存在时像空气一样平常，但当战争和冲突肆虐时，和平便成为稀缺的奢侈品。使和平成为中东的平常之物，是当下世界的共同期待，但愿冲突各方能相向而行，做出走向和平的共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