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看过不少中国台湾的电影，但你知道60年来中国台湾地区最卖座的本土电影导演是谁吗？
答案是魏德圣。
迄今为止，中国台湾影史票房前10的本土电影中，有4部是他的作品。
其中，电影《海角七号》以超过5.3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17亿元）的总票房，将影史第一的位置保持了16年。
《海角七号》上映于2008年。这部中国台湾票房第一的电影，也是魏德圣的第一部电影。
但当时，距离他进入影视行业已经过去了17年，他已经快要40岁了。
在本该安定下来的年纪，他依然孤注一掷地把赚到的所有钱都投入到了后来的电影《赛德克·巴莱》里。
然后，又一次陷入了“一贫如洗”的窘境。
虽然是台湾华语电影最卖座的导演，但魏德圣拍电影的33年里时常处于缺钱的状态。
他曾因为把全副身家投入到电影里而被台湾电影人称为“全世界最傻的人”。
近日接受环球网文娱专访时，魏德圣告诉记者，他最初想要拍电影时被朋友们认为是“疯了”。
他还有过“差一点就没命了”的经历，也因为20多年前一个骨癌女孩的一句话拍了电影《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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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朋友说我想要做电影，他们都觉得我疯了”
“我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是怎么选专业的。我小时候，大家不是问你喜欢什么，而是问现在什么行业会赚钱。”
最开始，魏德圣走了一条与电影大相径庭的道路。
魏德圣毕业于中国台湾的远东工专（现远东科技大学）电机科，他在学校里终日面对电路板，“越学越觉得不想做这个”。
转机发生在进入部队服兵役期间，魏德圣认识了一位学电影的同学。
“他告诉我电影应该怎么看，电影的符号、镜头语言怎么有趣。听他讲完之后，我觉得挺好玩的，就开始买一些电影的书来看。”
“看完以后竟然就产生了一种‘我将来要做电影’的念头。加上他的煽动，我就留在台北找工作，想要进入这个行业。”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魏德圣没有专门学过电影，甚至他的学历只到大专，退伍后花了两三年时间才得到一份相关工作。
1991年，魏德圣进入一家传播公司担任电视节目助理，正式踏进影视行业：“当时跟朋友说我想要做电影，他们都觉得我疯了，那时候我自己也会这么认为。”
“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看到剧本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就觉得写剧本好像没有很难，所以想要练习写写看。”
1994年，魏德圣首次编写的剧本《卖冰的儿子》获得了台湾官方颁发的优良电影剧本奖。
“我想‘搞不好我是个角色呢’！于是我又练习拍拍看。”
魏德圣接着执导了短片《夕颜》《对话三部》，这些作品很快获得了台湾新闻局颁布的金穗奖。
“我觉得我搞不好真的是天选的。就这样一路被这种‘迷幻药’说服着，一熬就熬了十几年，才开始做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海角七号》。那时候我入行已经15年了，这15年我都在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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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傻的人”
电影《海角七号》发生在台南的垦丁。据媒体报道，去当地取景时，魏德圣的账户只剩下5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1万元）了。
在尚未拉到投资的情况下，魏德圣已经签好了演员，带着并不充裕的资金开拍了。拍摄的过程里，剧组甚至得向当地的便当店赊账。
后来魏德圣在银行抵押了房子，又与制片人一起游说一家制片公司以器材出租和后期剪辑的名义“技术入股”，才顺利完成了《海角七号》。
2008年8月，电影《海角七号》在中国台湾地区上映。
这部制作成本只有5000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108万元）的电影，撬动了5.3亿新台币的票房。
《海角七号》的成功让魏德圣声名大噪。
但在寂寂无名的十几年里，魏德圣一直想要拍摄的是讲述台湾原住民族赛德克族反抗日本殖民者的电影《赛德克·巴莱》。
在《海角七号》开拍之前，魏德圣就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拍摄一段5分钟的试看片，他也因此被台湾电影界的人们称为“全世界最傻的人”。
当年，魏德圣从这部最卖座的电影中赚到了5000多万新台币（约合人民币1108万元）。
然后，他把赚到的所有钱都投入到了接下来的《赛德克·巴莱》中。
魏德圣的积蓄在分为上下两部的史诗大片《赛德克·巴莱》里依然杯水车薪。
但最初投入全部身家时，魏德圣甚至都没考虑会不会因此再度缺钱：“不是我不愿意投入，是我没有更多钱投入，我早就一贫如洗了。”
看到这里你肯定也发现了，魏德圣不乏在票房和口碑上都成功的电影，但他拍电影的过程一直很缺钱。
如果赚不到钱的话，拍电影是为了什么？
“拍电影当然是希望可以赚钱，只是说赚钱的前提是我喜欢这个故事，我觉得把它做好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看。我希望是因为这样而回本。”魏德圣坦诚回答。
“回本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跟投资人讲，你看也许你投资了没有赚到钱，但是也没有亏啊。还有一部电影在那里，这部电影影响了很多人，所以你赚到了影响的人。”
“我不求赚大钱，但至少回本，这样能给投资人交代，也会觉得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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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李安？“我觉得完全不一样”
虽然入行17年后第一部电影才上映，但《海角七号》的票房让魏德圣很快超越了成龙、李安，成为台湾华语电影最卖座的导演。
而蛰伏多年、凭借一部电影一举成名的经历，也让很多人将他与李安相提并论。
“可是我觉得完全不一样。李安是在美国的好莱坞发展，我是在台湾。在台湾，只要超过100个人就可以出头了，而在好莱坞你可能要赢过100万个才可以。”
在魏德圣看来，如果说他和李安有什么相似的地方，那只是“他熬了很久才有第一部电影，我也是。”
而即使是在“熬”的那些年里，魏德圣依然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这件事情可以创造收入，那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如果说你有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你受限于生活的压力，没办法去完成你想做的事情，那也不要气馁。因为一个人的一天有24个小时，你的工作只有8小时，有8小时在睡觉，那么你还有8个小时可以再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
“很多人就觉得差不多30岁、40岁就要稳定下来了，可是为什么要稳定下来呢？”
“人生是不会稳定的，你把你的生活照顾好，在好好地做你想做的，是没有问题的。不要等到老了，告诉你的孩子说我一生完全空白、没有什么努力，所以要养你们长大让你们去完成我的梦。”
“就算你现在在谷底，你还可以去努力。因为人生真的很长，我们又不是明天就要死了，我们还有一辈子，一辈子真的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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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蛋了，我真的要死掉了”
可是，魏德圣确实有过差点死掉的经历，事情发生在拍摄《赛德克·巴莱》时。
“那时候也蛮幼稚的，我一直不相信上吊会死。”魏德圣提起这件事有些啼笑皆非。
“我觉得大家练单杠的时候可以用手撑起来，那上吊的时候不是一样的吗？人在真的受不了的时候就会挣脱的。”
“所以我想体验上吊。我走到阳台，用房东晒衣架上的绳子试试看。我慢慢放开、撑住。开始没事，然后撑了差不多十几二十秒之后就开始感到痛了。”
“我想要挣脱开来。但很奇怪，那时候用不了力，我的力量变成了在脚上，手是没有力量的。我一直想要用脚去蹬下来，但脚是悬空的，没有着力点。”
“那时候我就想，‘完蛋了，我真的要死掉了’。”
“我是真的很痛苦，但是我必须要重新恢复。我慢慢地让自己的意志力回来，让脚放松，让力量回到手上，像撑单杆那样自己下来。”
“我挣扎下来以后，真的是整个人瘫软在地上。我第一次觉得原来真的会死，但其实离死亡还有一段距离。”
在魏德圣的回忆里，真正濒临死亡，是在拍摄《赛德克·巴莱》期间。
“有好几次意外，真的是差一点就没命了。如果机器、设备稍微差几公分，我可能就死了。可是那时候还有工作要做，所以没有那么多的心思在后怕。”
“没有到死，我是不知悔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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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看过一个不想活的孩子”
魏德圣真正想到“死亡”，是2020年前后。
《赛德克·巴莱》之后，他原本想拍的是讲述大航海时代台湾历史的3部电影，但依然遇到了资金短缺的情况。
“那个时候我是真的已经走投无路了，不得不喊停。”
“工作团队有300多个人，每个月的费用已经承担不了了，所以我真的有点想不开了。”据魏德圣回忆，那是2020年前后的黑暗时刻。
“我那时候就想，反正我再怎么着也没有跟地下钱庄借钱，顶多是跟银行贷款、跟朋友借钱，这些人也不会把我逼到死，那我为什么把自己逼到那个样子？所以我就想说不行，我要先放一下这件事。”
在停止的时间里，魏德圣想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曾采访过一个因骨癌截肢的女孩。
“让我觉得最震撼也最难以想象的是她和我说过的一段话。她跟我说，她在癌症病房里面待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她没有看过一个不想活的孩子。并且每一个孩子都相信自己可以活下来。然后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即使是已经住进安宁病房的孩子还是想要活。”
“我一直把这个故事放在心里，但没有动笔。”
魏德圣告诉环球网文娱：“我当时把原本要拍的放在一边，重新开始写20多年前想写的这个故事，没想到1个月就写完了。”
“可能因为在现实的环境里面遭遇了很多困境，所以我把想要强颜欢笑的乐观都带到这个故事里面。”
“老实说，写这个故事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要把电影拍出来，只是在疗愈我自己而已。只是完成以后觉得，如果我光写就可以疗愈我自己，那我为什么不把它拍出来？”
这个原本用来疗愈自己的剧本，后来被魏德圣拍成了电影《816》，电影讲述了“816”儿童癌症病房里，六组性格、背景迥异的家庭互相治愈的故事。
电影《816》从白血病小女孩源源入院开始，到源源离世结束。在源源离开之后，又重新讲了她和“816”病房的各个小孩出生的故事。
电影《816》中的女孩源源
魏德圣还记得电影《816》在一个影展上放映时，一对失去女儿的父母告诉他，自己的女儿与源源一样死于白血病，但她的忌日也是她的生日。
“所以这几年他们每次到她忌日的前一天心情就很不好，不知道怎么面对她的忌日。可是看完这个电影之后，他们告诉我，从今天开始他们会庆祝她的生日，不会一直在为了她的离开悲伤。”
“他们说，同样的一天，为什么要选择纪念她的死，而不去纪念她的生？”
“我听了觉得好感动。”魏德圣执导的电影《816》于10月19日在中国大陆上映。
“我想用这些最小、最弱的癌症病房的孩子们的乐观态度来告诉所有还活着的人们，你们面对的只是生活问题，他们面对的是生命的问题。”
“你们在困顿什么？他们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想活着，你为什么要想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