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两个无法相处的英雄

文 | 蛭田圭

来源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序言

本研究的两个目标是：追踪汉娜·阿伦特和以赛亚·伯林的历史形象和他们之间不幸关系的发展，并让他们的思想发生对话。前一个目标是历史和传记性质的；

后一个是理论性质的。前者涉及以下问题：

这些问题值得一问，不仅因为它们是20世纪思想、文学和文化史的一个迷人部分。它们值得一问，还因为在阿伦特和伯林的生活和著作中，个人、政治和思想几乎是不可分割的。我严肃地认为，对于他们两人来说，一个基本事实是：政治理论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或有报酬的劳动，还是韦伯意义上的天职，他们每个人都过着政治思想家的生活，体现了独特的理论观点。我们的两位主人公都深切关注他们所处时代的紧迫问题，试图对他们居住的“现实世界”施加影响，尽管方式不同。正如我将要展示的那样，这种生活和思维模式有其自身的缺点，因此并不明显优于今天已经成为规范的更超然和制度化的政治理论模式。尽管如此，我们仍有一些很好的理由怀念那个时代，那时政治理论家更加严肃地对待自己，因为他们的“想法确实有后果”。

这项研究的另一方面，即理论方面，涉及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将我们的两位主角既联系又分别开来。联系在于：它们是阿伦特和伯林思想的中心；分歧在于：这两位思想家对它们的回答是相互冲突的。这些核心问题可以正式和扼要地表述如下：

阿伦特和伯林对这些问题有时重叠有时冲突的思考将在第3-6章中讨论。这些章节是按主题组织的，尽管每个章节都笼统地对应着某个时间阶段。第3章，主题是关于“自由”，时间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我们的两位主人公都已成为完全成熟的政治思想家，并提出了他们对立的自由理论，各自被他们对“人的条件”的对立观点所支撑。第4章“非人性”，涵盖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并追溯了两位主人公一生与极权主义的接触。它主要考察了两种不同的著作：他们对极权政治和社会的战时和战后分析；他们后来试图根据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现实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重新考察。第5章“邪恶与审判”，重点是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和伯林对它的评论。由于我们两位主人公的争论与他们在核心道德和政治概念上的分歧有关，如责任、判断、权力和行为主体，本章也涵盖了讨论这些概念的相关作品。第6章“自由之岛”更深入地探讨了两位思想家的中后期作品，梳理出他们对理想政体的不同看法。在这一过程中，考虑了他们对一系列现实世界政治和社会的对立观点，包括英国自由主义的现在和帝国主义的过去、动荡的60年代的美国以及中欧和东欧对苏联统治的反抗。在结论（第7章）中，我简要重申了我的主要论点，并考虑了它们对当今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的影响。

虽然我在这本书里讲的故事有很多曲折，但它的主干很简单，可以提纲挈领地表述如下。首先，阿伦特和伯林之间理论分歧的核心在于对“人之为人意味着什么”（what it means to be human）有着不同观点（第3章）。正如米勒和达格尔所说，如果当代政治理论的特点是拒绝“深刻的形而上学问题”（如“人的条件”），认为这与“发现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在社会中并安排他们的共同事务”无关，那么阿伦特和伯林都属于更早的时代，当时政治理论还不那么“肤浅”。［21］其次，两位思想家对自由和人性的分歧源于他们对极权主义的不同观点。尽管两人都认为极权主义是非人性和不自由的终极形式，但他们的理论却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彼此竞争的模式：阿伦特的纳粹模式和伯林的“多数派”（Bolsheviks）模式（第4章）。这些分歧——一方面是对自由和人性的分歧，另一方面是对极权主义的不自由和非人性的分歧——在许多问题上引发了进一步的分歧。其中包括在极权主义条件下抵抗的可能性（第5章），以及理想政体的形式，在这种政体中，男男女女都有体面的机会过自由而充实的生活（第6章）。

阿伦特和伯林的经历和生活故事为所有这些主要的比较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尽管他们的想法不能简化为他们的传记。因此，在第2章中讲述的历史传记故事意在为后面提供信息，本书后面将集中于两位思想家之间的理论分歧。

本书是第一部全面研究阿伦特-伯林冲突各个方面（个人的、政治的和理论的）的著作。不过，不用说，它建立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这些文献从更具体的角度阐明了冲突。虽然每一个这样的贡献都将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讨论（通常在注释中），但在这一导论性章节中需要强调的是，相关文献的稀缺和出现时间的较晚。诚然，那些了解阿伦特和/或伯林的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写他们的冲突；然而关于这个主题的学术著作只是最近才出现。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伯林与他“最厌恶”的女人保持距离的决心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那些研究过他未发表的论文的人所知，伯林对阿伦特和她的著作有很多话要说，但他几乎从未在出版物上表达过自己的观点，因为伯林非常讨厌她，以至于不愿意“与（她）建立任何关系”，哪怕是敌意关系。诚然，在他的一生中，这条规则有一个例外：他在1991年发表了关于阿伦特的实质性评论，作为他回答拉明·贾汉贝格鲁采访的一部分。然而，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眼中钉”保持公开沉默。结果，直到1997年他去世后，伯林对阿伦特的敌意评论才开始见诸报端。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的授权传记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尽管如此，它给出的仍是一幅不完整的画面，引发学者们一些有见地但基本上是推测性的评论。伯林对阿伦特的作品和人格的完整评论的一个公平样本直到2004-2015年才出现，当时亨利·哈代、珍妮弗·霍尔姆斯和马克·波特尔出版了他的四卷精选信件。这就是为什么阿伦特-伯林冲突，尤其是伯林对阿伦特的敌意，直到最近一直是一个基本上被忽视的话题；以及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试图讲述这场冲突的全部故事。

最后，我想再说几句，从一开始就说明这本书不是关于什么的。首先，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这项研究既不是一部纯粹的政治哲学，也不是一部纯粹的思想史。

它调动了两个学科的方法论工具。一方面，它仔细考察了阿伦特和伯林的生平，并重构了相关的语境，以阐明两位思想家的思想及其比较优势和劣势。另一方面，它经常抽象地讨论他们的思想，撇开了这些思想的产生、传播和接受的背景。怀疑论者可能会说，这两种方法的并列必然是不连贯的。他们可能会说，政治哲学和思想史完全是两个独立的领域，在将二者应用于研究对象之前，必须选择使用哪种方法。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在广义的政治思想研究中，方法的选择应该遵循研究的对象和目标，而不是相反。这项研究需要哲学和历史的方法。借用一位最近的哲学史家的话来说，抱怨像我这样的学术研究“既不恰当地具有哲学意义，也不恰当地具有历史意义，就像抱怨一座桥既不在一边也不在另一边”。话虽如此，我将不在一般和抽象的层面上详述方法论问题，因为目前的研究不是对政治思想研究方法论辩论的贡献。布丁好不好只有吃了才知道。以下几章展示了我的研究发现；读完这本书后，每个读者可能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是不是成功了。

第二，这项研究不是为我们的两位主人公中的任何一个辩护。相反，这是一本不偏不倚的书。不用说，这并不意味着我对阿伦特-伯林冲突保持中立或试图保持中立。相反，这意味着我根据两位思想家各自的优点来评估他们的个人论点，而不是不加区别地支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知道这很可能会让一些读者失望。在这方面，值得回顾的是，暂且不说伯林，阿伦特仍然是一个高度分裂的人物，赢得一些人的盲目忠诚，同时激起其他人的强烈敌意。前者希望看到的是在批评面前对他们主人的坚定不移的辩护；后者，希望的则是对他们敌人的整体打击。这本书对双方都没用。正如我希望在接下来所展示的那样，阿伦特和伯林都做对了很多事情，也做错了很多事情，尽管方式不同。将两者并列的目的不是决定哪一方“赢了”，因为思想家之间的分歧不是体育比赛、选美比赛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游戏。更确切地说，重点是更好地欣赏阿伦特和伯林的思想，互相对照阅读他们的作品，这样每个理论家所做的默认假设和隐藏的偏见就可以被梳理出来并受到批判性的审查。

如果这听起来闪烁其词，如果我被要求“坦白”我的偏好和偏见，我唯一能诚实地说的是：我知道我同时偏爱着阿伦特和伯林。我知道我的思想形成与我对这两个人的著作难以抑制的兴趣是分不开的，我的观点也是在与他们持续的批判性接触中从根本上形成的。阿伦特和伯林同样是我心目中的知识英雄。

然而，这两个英雄不幸地无法相处。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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