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州市沙市区石闸门社区拆除电线杆的现场。（荆州市沙市区政府官网/图）
如果不是刻意观察，或许很难有人意识到，在城市道路上，电线杆已经和行道树一样普遍。
它们大都由钢筋和水泥构成，少部分是金属或木质杆。在北京，电线杆的底部往往还贴着一个印有二维码的铭牌，扫描即可获得具体位置、设施性质、产权单位等信息，甚至还有一张能体现电线杆所处环境的设施照片。
没有数据公开披露中国电线杆的总量，原因之一，是各地都存在着大量的、无主废弃电线杆。拆除电线杆涉及的事项、部门颇多，它往往被视为一项需要多部门协调综合处理的工作，甚至需要地方主官推动。
作为跨地区、跨部门、跨事权“三跨问题”的典型，电线杆的拆除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浙江诸暨，为了拆除挡住道路的4根电线杆，18户村民用了10年；而在山西晋城，困扰居民的电线杆，在被拆除前已经存在了30年；在江苏丹阳，拆除电线杆成为人大代表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转化机制的典型案例。
30年拆不掉的电线杆
拆掉一根电线杆需要多长时间？在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答案是8分钟。
2023年3月，在荆州市沙市区石闸门社区门口，荆州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先是在电线杆周围设置好白色围挡，防止路人误入。随后，施工人员爬上约5层楼高的电线杆，在顶部绑上一根牵引绳，绳子的另一头和吊车连接。接着，工作人员拿着铁锤砸掉电线杆底部的水泥，用专门的剪刀剪断裸露的钢筋。8分钟后，电线杆被吊车拔出，放到运输车上，完成拆除。
根据荆州市政府官网的公开信息，在该片区，同一天被拆除的电线杆共有19根，杆上原本的电线已经在此前的老旧小区改造中被埋到了地下。按照沙市区老旧小区改造指挥部负责人的说法，这些被称为“拦路虎”的电线杆已经在这里矗立了几十年。而原定一天的拆除任务，半天就完成了。
和沙市区的情况类似，在山西省晋城市城区东关社区，困扰居民的电线杆已经存在了30年。
2024年3月，晋城市城区东关社区的居民向政务热线反映，小区门口的路上长期放置的电线杆不仅影响会车和居民出行，电线杆和道路之间的缝隙里还残留着小鸟粪便、树枝树叶等无法清理的垃圾。
除了城市，农村也存在大量需要拆除或迁移的电线杆。李勇（化名）是一家公司负责农业运营的经理，此前，他们在四川省眉山市承包了一块土地。2019年年底，他们准备在承包的土地上建设种植基地，种植水果和蔬菜。建设种植基地的第一步，就是要拆除土地上的废弃电线杆，这是村庄搬迁的“遗留产物”。
“很多电线杆明明已经没人用了，但是我们不敢拆，因为它可能是属于村上的或者国有资产。我们只能跟镇上和电力系统报备，但电力系统又不归镇上管。”李勇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央视新闻曾在2023年的报道中指出，南方电网广东湛江供电局在建设输电工程时，事先未经村民同意就动工修建，而且还占用了部分水稻田，影响农民种田，引发农民不满。该工程线路全长12公里，共231个基杆塔。
一些村民反映，水稻田里“种上”电线杆塔后，还影响了机械化耕作，“一天原本可以作业十多亩，现在只能完成几亩”。
而在浙江省诸暨市岭北镇孚家湖村，18位村民早在2013年就曾联名写信，要求“浙江省电网省电力局”挪走4根挡在村民出行必经之路上的电线杆。10年过去，直至2023年年底，这4根电线杆依然未被挪走。彼时，当年写联名信的18人中，已有4人去世。
村民在接受浙江本地媒体采访时也表示，村里专门举行红白喜事屋子的电表箱曾经失火，但因电线杆拦路，“消防车开不进来”。
湖南农村田地旁的电线杆。（南方周末记者李桂/图）
“杆出多头”
被废弃电线杆困扰的，不止普通人。在浙江湖州，市执法局曾在日常工作中发现了173件需要处理的废弃电线杆问题，涉及电力、电信、移动、联通、华数等多家通信公司。
该局工作人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介绍，在需要处理的电线杆问题中，产权明晰的71根电线杆被迅速拆除。但剩余的电线杆，有的因为竖立时间久、电线杆上没有任何标志，不知道是哪家公司的；还有的电线杆上接了四五家公司的线缆，大家都不愿意牵头处理。
执法局协调通信公司存在一定的困难。湖州市执法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剩下的102根电线杆成了历史遗留问题，困扰了他们近三年。
复杂的产权，是电线杆难拆背后的共性问题。内蒙古某地综合执法二分队队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当地，拆除电线杆需要先和供电局联系，再由供电局和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一起到拆除现场，明确电线杆的产权归属。
“如果确定是属于供电局的，供电局需要走用户技改的流程。走完流程后，由供电局拆。”该分队长介绍，但如果电线杆的产权属于个人或企业，就需要联系产权方商量拆除。
2024年夏天，安徽省滁州市定远县城市亮化管理所所长费广礼就曾帮助村民协调过拆除两根产权明确的废弃电线杆。
这两根电线杆是县城市管理局的，“不知道当时怎么埋到别人家门口去了，这一家人已经不住在那个地方了。”费广礼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因为产权明晰，目前这两根电线杆已经迁移完毕，迁移费用由产权单位负责。
“电线杆的产权一般比较复杂，可能有电网的，有通信公司的。（一般来说）谁出资建设、谁使用，就是谁的产权。”费广礼补充，不过，目前他并未处理过无主电线杆拆除或迁移的工作。
当一根电线杆承担了多个功能，拆除工作愈加复杂。《南京日报》曾在报道中指出，城市架空杆分为电力变压器、塔基、路灯、监控探头用杆、道路指示牌等数十种，杆上缠绕的各类架空线则大体分为强、弱电两种，分别属于交通、公安、环保、电信运营商、地铁等产权单位。
架空线属于多个产权单位，要想拆除电线杆，也必须协调多个产权单位，工作十分繁琐。
2019年，新华社在报道上海市金山区处理乡村废弃电线杆问题时，将其称为跨地区、跨部门、跨事权的“三跨问题”，产生于基层管理的“空白地带”。在金山区建管部门的调研中，存在数十年之久的废弃电线杆经年累月未得到整治，症结在于“杆出多头”、没有统筹协调部门。
国网威海供电公司总经理陈志勇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一般来说，闲置的电线杆，如果属于供电公司产权的，通常应由供电公司负责拆除。但如果在这之前有通讯线路加挂在电力线路上，或者电线下地后仍有一些通信线路挂在电线杆上，并且与通信部门签了产权移交协议，那么电线杆的产权就属于通信部门，也将由通信部门负责拆除。
如果是其他运营商（如电信、移动、联通等）的产权电线杆，一般应由该运营商负责拆除。
此外，在部分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建设局等，都有可能承担拆除电线杆的责任。
现场会和“人大+检察”建议衔接
许多地方的电线杆能被顺利拆除，是因为有了统筹协调部门。
在荆州市沙市区政府官网，前述拆除电线杆的工作被归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举动之一。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除了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同样因为“创文”拆除废弃电线杆的，还有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贵州省铜仁市玉屏县、北京市房山区等。
公开信息显示，2023年11月，通城县创文办以现场会的形式，统筹协调县科经局、公安交警、城管执法、供电公司、网络公司以及城市更新指挥部等部门，共拆除迁移老旧电线杆8根，拆除各类网络杆线17根。
在浙江省湖州市和湖北省大冶市，拆除废旧电线杆的事情不仅登上了本地电视新闻，还得到了当地一把手的关注和支持。
2022年8月，湖州电视台《看见》栏目刊播了《废弃线杆矗立街头，谁来“拔刺”？》的报道。此后，湖州相关部门立即启动了废弃杆线“百日攻坚”专项整治工作。
湖州本地一名官员曾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按照书记的要求，我们全市5820平方公里内，不能有一根废弃电线杆，要全部进行清理。”此后，截至2023年2月底，湖州共拔除废弃线杆25300根，实现全域现有废弃线杆清零。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湖北省松滋市、江苏省丹阳市等地，拆除电线杆也成为人大代表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转化机制的典型案例。
据《湖北日报》报道，2023年，松滋市人大常委会将废弃电杆线缆治理的人大代表建议转交检察机关办理，建立起“人大+检察”的工作机制，制定“三年整治方案”。
丹阳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24年5月底，丹阳市人大常委会和丹阳市检察院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人大代表建议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衔接转化工作机制制定后，我们就要选一些有代表性的代表建议转化成检察建议。”该负责人说，此前，在日常工作中，一些基层人大代表提出了治理废弃电线杆的建议。2024年6月，该建议成为首个被选中与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相衔接的人大代表建议。
根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要求，这项代表建议被迅速转交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为实现精准转化，丹阳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委与市检察院还多次组织人大代表赴相关镇（区、街道）实地调研。
也是在调研过程中，原本建议中“废弃电线杆”的表述，被改成了“废旧电线杆”。“不光废弃电线杆要整治，旧电线杆也要整治。”该负责人对此解释，“有的杆虽然没废弃，但可能开裂或倾斜了，也很危险。”
最终，调研摸排出丹阳市农村地区遗存三千余根废弃废旧杆线需立即整治。
在前期调查取证的基础上，丹阳市检察院与市城管委共同召集各镇（区、街道）、供电、移动、电信、广电等单位负责人召开废旧杆线安全隐患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公开宣告送达会。
在该负责人看来，检察建议具有法律效力，由检察院提出建议，也更利于推动工作。
2024年6月初，废旧杆线拔除工作正式启动。与此同时，丹阳市政府表示也将制定出台《农村杆线长效管护实施意见》，推动废旧杆线治理常态化、长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