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水城讲授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名人大讲堂”的讲座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摄影 陈羽啸
“绝对想不到，中国会出土这样一批青铜器。”当时光倒回到1987年，李水城教授本人、连同他的老师们、甚至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张光直教授，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时隔多年，当站在“名人大讲堂”的讲台之上，李水城教授再次回忆起这段时光，仍感叹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独特性与唯一性。
10月18日，名人大讲堂“古蜀文明季”迎来收官之讲，特别邀请到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水城，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了一场名为《人类的迁徙与文化交互：古蜀文明的形成》的讲座。
李水城教授说道，自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发现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关注。近年来，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不仅增添了更多新的考古材料，特别是传媒技术的发达，使得三星堆的影响力更是得到了极大增强。
“今天，我不想过多地讲三星堆的出土文物，我想从更宏大的视野来讨论人类的迁徙和文化交互，很多文明如何在撞击之下形成和发展。”于是，李水城教授从人类迁徙的宏观视野出发，娓娓道来古蜀文明的形成过程，以及如何进一步发展到三星堆文化，从中看到人类的迁徙和文化交互的历史进程。
李水城讲授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名人大讲堂”的讲座
从更宏大的视角切入
人类迁徙如何开凿历史上的重大通道
“迁徙，是人类的天性。”李水城教授说道。讲座伊始，他将到场观众的目光引向遥远的旧石器时代，首先阐释了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夏娃理论”，表示从人类诞生之后到直立人阶段，就开始出现了抽出非洲的迁徙现象。
李水城教授借用了澳大利亚著名考古学家彼得·贝尔伍德的结论，基于多年来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的重大进展，今天大多数的史前学家都认识到，人群迁徙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都是常态。人群迁徙所带来的，不只是文化的交互，还有物质文化的发展。同时，李水城也以欧洲为例，阐述了人类迁徙在欧洲史前农业文明形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李水城教授进一步将视野回到国内的中原地区，在遥远的史前时代，人类迁徙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李教授特别提到一条连接东西方的重要交通线路，即前“丝绸之路”。在他看来，中原地区史前文化不断向西迁徙的历程促成了前“丝绸之路”的出现。
中原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史前文化是仰韶文化，这是黄河流域最为发达的史前农业文化。“距今6000年前后，出现了中国史前阶段的第一次文化扩张，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向四周扩张发展。其中，向西北发展的一支力度最强，延续时间也最久。”
李水城教授讲到，仰韶文化在向西北持续扩张的迁徙浪潮中，最终进入新疆，与自西而来的外来文化首次出现大的碰撞。“这一文化撞击，使得东西方文明在新疆产生最初的交互，并最终导致前‘丝绸之路’的诞生。”
李水城教授表示，就在仰韶文化向西北扩散的同时，另有一支人群开始沿甘肃南部的洮河上游进入岷江上游，并沿着青藏高原东麓开始向西南扩散。“这一族群南下迁徙和文化的扩散奠定并凿通了中国西北－西南这条重要的历史大通道。”
李水城讲授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名人大讲堂”的讲座
走进古蜀文明的孕育期
如何看待成都平原宝墩文化的由来
在人类的迁徙过程中，不断出现文化的交互与碰撞。成都平原史前文化的形成亦不例外。随着仰韶文化晚期的南下，不仅凿空了青藏高原东麓这条历史大通道，也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联结起来，极大地推动了古蜀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的曙光。对于这一文化的来源，李水城教授通过近年来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讲到，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成都平原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其中就包含九座新石器时代晚期古城址的发现。
受制于自然环境，成都平原水患严重，并不适合人类居住。那些最早进入川西北的族群，并没有直接进入成都平原，而是绕着边走。李水城教授推测，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可能发生了一次气候事件，导致盆地积水消退，出现了一些适合于人类生存的环境。“这时候，开始有人陆续进入成都平原，并开始营建了一批古城。”
李水城教授谈到，大致在仰韶时代晚期，有部分来自西北地区的族群进入四川盆地，在什邡桂圆桥遗址就发现有仰韶文化晚期的小口尖底瓶。最近，随着眉山莲花坝遗址（距今6000年前后）的发现，“这个遗址的发现，证明当时在成都平原周边是有人活动的，但这些人还没有学会制作陶器。”
李水城教授认为，宝墩文化的形成有两个不同来源。“一个是来自西北的仰韶文化晚期文化和后来的马家窑文化。另一个是来自嘉陵江、渠江流域的史前族群，同时影响到成都平原。来自东西两个不同方向的这批人群进入到成都平原后，带来了陶器制作技术，与原来生活在这里、不会制作陶器的土著族群结合，促进了宝墩文化的形成。”
李水城讲授在西华大学（郫都校区）开启“名人大讲堂”的讲座
既独树一帜又包容多元
三星堆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倘若说，宝墩文化是古蜀文明的孕育阶段，至三星堆文化进入辉煌鼎盛时期，三星堆文化又是如何形成的？李水城教授展示了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共有的典型器，如铜牌、铜刀、陶盉，不难看出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的密切联系。“继马家窑文化以后，齐家文化也向西南进入到川西北地区，它是否与三星堆文化产生了文化联系？这是我们要讨论的新课题。”
他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与二里头文化、齐家文化相似的陶盉、陶觚等器物。特别是二里头文化的兽面纹镶嵌铜牌，在三星堆遗址中有出土，在齐家文化也有发现。“这不是巧合，其间应该有一个文化传播的线路。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族群之间的一种接触和文化上的交流。从二里头到齐家，再到三星堆，显然存在一条线性关系，从年代上也基本上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
同时，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一部分受到来自陕西南部的影响，也有相当一部分受到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至于青铜神树、青铜纵目面具等特殊造型的器物，应该是三星堆文化居民的独特创造。”
李水城教授还谈到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金器等器物。其中，三星堆有相当一批玉器受到齐家文化的影响，如玉琮。此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器可能是沿着西北这条线路而来。“这些金器经三星堆人的发展创造，用在面具上，更增加了青铜人头像的威武神明和狰狞。”
“独一无二、独树一帜。”在讲座正式开始前，李水城教授曾用这样的词语，感叹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的独特性。而随着讲座的深入，他从更宏观的视角，缓缓道来在三星堆文化中通过与其他文化和其他地区的交流而产生创造的文化因素。
他说道，作为古蜀文明的标志，三星堆遗址揭示了长江上游独特的历史文化风貌，也充分展现出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的交流与互动。“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是早期中国文明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方国文明，其历史发展进程对揭示和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在讲座的最后，李水城教授说起了他的老师，也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提出的一段话。早在上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就指出，“四川地区的古文化与汉中、关中、江汉以至东南亚都有关系，从西南地区看，巴蜀是龙头，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看，四川又是东南亚的龙头”。
“我之所以今天引用，是觉得至今为止，这段话对于巴蜀文明的重要性的认识和文明化进程的研究，仍旧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最后我想说，重新认识并深入挖掘西北与西南地区的文化交互及其历史文化发展进程，将是中国考古学面对的一个新的重要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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