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前后，在江西奉新县罗塘村奉贤寺内发现了八大山人的《个山小像》，被村民用谷米换取后带到北京，辗转入藏故宫博物院。1959年国庆前夕，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正式落成，故宫博物院将画作拨付给新馆，就此成为馆内永久藏品。
正是对《个山小像》上八大山人本人，以及其好友的题跋和印鉴，方明确八大山人为弋阳郡王这支明宗室后裔。
题图：湖石双鸟图轴 康熙三十三年 纵136厘米 横48.7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八大本人在画上自题：“个山小像。甲寅蒲节后二日，遇老友黄安平，为余写此，时年四十有九。”
由此可知，画作是其老友“黄安平”在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初七日所作，这时的八大四十九岁，由此推断他出生于天启元年（公元1626年）。
也就是说，甲申国变之际他已成年。相比还在襁褓中的石涛，此时的他正值敏感的青春期，对于这段家国之变应有清晰的记忆和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
八大山人的宗谱示意图
1 他的父亲和族叔
如前文所述，八大山人这一支，自其五世祖弋阳僖顺王朱觐鐰之后，便没袭封过弋阳王，他的高祖镇国将军朱宸𣽝，是弋阳庄僖王朱宸汭的弟弟。从高祖朱宸𣽝，一直到祖父朱多炡，均无资格袭封王位，但都有爵位，帝国为这些王公贵族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
其祖父朱多炡和父亲朱谋𪇼以及族叔朱谋垔等人，均善诗歌，兼精书画。
晚明戏剧作家汤显祖（1550—1616年），在弃官归里后与宁王府的王孙们交往频繁，留下过多首与朱多炡等人唱和的诗作，也曾与八大山人的另一伯父“高情传唱牡丹词”。
朱谋垔仿陶宗仪《书史会要》体例，编纂成《画史会要》五卷，是研究中国美术史的重要资料，尤其是明代画史，多赖以传。
《画史会要》中也记载了朱多炡的艺术成就：
“弋阳王孙多炡，字贞吉，号瀑泉，南昌人。爵奉国将军，颕敏绝人，善诗歌，兼精绘事，见古名人墨迹一再临之，如出其手。山水得二米家法。写生更妙，词人之笔，寄情点染，画家蹊径脱略远矣。”
也对朱谋垔的同族兄弟——八大山人的父亲——朱谋𪇼有简要记载：
“谋𪇼，字太冲，号鹿洞，贞吉第六子也。生有喑疾，负性绝慧，山水花鸟兼文、沈、周、陆之长，而好以名走四方，求者绢素盈室，孜孜晓夜挥洒不倦，竟以此致瘵，中年而殁。”
据近人考证，此条中“贞吉第六子”记载有误，朱谋𪇼应为朱多炡庶出第四子。
按照目前的主流观点，《画史会要》为朱谋垔于崇祯辛未年（1631年）编篡完成，如果按此说法，那么“中年而殁”的朱谋𪇼应在此前辞世，但如此理解并不符合事实。
在明清鼎革、江山易祚的激烈社会动荡中，和大多数被迫改变了命运的人一样，朱谋垔本人的卒年也无详载。《盱眙朱氏八支宗谱》所载：谋垔，字隐之，号八桂，封奉国将军，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甲申二月十八日生，卒葬未详。
甲申之变后过了半个世纪，与石涛同龄的王原祁已经成长为清初画坛正统派的中流砥柱，由他任总裁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奉敕编纂的书画类书籍《佩文斋书画谱》中，著录有《画史会要》，却记载为：金赍撰，续编朱谋垔。
此后乾隆年间，于敏中等人编纂的《天禄琳琅书目》中，亦著录为金赍撰。而在纪晓岚等人编纂的《四库全书》中，则著录为朱谋垔撰。
由此可见，从清初开始，对于《画史会要》的作者认定，一直存有分歧。
书画册之鱼 康熙三十二年 纵24.4厘米 横23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书画册之雏鸡 康熙三十二年 纵24.4厘米 横23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当今部分学者通过考证各类文献，认为该书初刻于崇祯四年(1631)，甲申之变后其成书、底稿与版籍均严重毁坏。
正如钱谦益哀叹绛云楼被毁时所作的总结：“呜呼，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庚寅之火，江左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拾，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详见前文《浩劫与重生：钱谦益、柳如是和黄媛介的甲申之变》）
朱谋垔去世后，其子朱统鉷四处求购遗本，最终于在顺治十六年(1659)完成了对《画史会要》的重修工作。而金赍写本的《画史会要》应是抄袭其重修本，金本完成于康熙十九年(1680)，在康熙四十四年前后，被王原祁等人编撰入《佩文斋书画谱》中。【注1】
综合上述情况，八大山人的父亲朱谋𪇼“竟以此致瘵，中年而殁”的说法，应是出自朱谋垔之子朱统鉷。
除《画史会要》外，现存的所有史料都对他记载甚少，只提到他是一个哑巴——“巧心善画、中年患暗疾去世”云云。
江阴人陈鼎在《留溪外传——八大山人传》中记载称，其父“亦工书画，名噪江左，然喑哑不能言。甲申国亡，父随卒，人屋承父志，亦喑哑。”
至于八大山人这位多才多艺的父亲，是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攻入南昌时，还是在甲申国变（1644年）后、南昌戊子之难（1649年）中去世的？目前能见的文献均无详录。
而八大山人本人的早期经历，亦是迷雾重重。
2 出生地之谜
据《个山小像》的自跋，八大山人出生于天启元年（公元1626年），这点已经成为普遍共识。
但关于其出生地和成长环境，依然存有不同的看法。
多数人认同，他出生于南昌，在东湖百花洲的朱多炡将军府中长大。
汤显祖曾描绘过这里的优美环境：
“茂林修竹美南洲，相国宗侯集胜游。大好年光与湖色，一尊风雨杏花楼。”
而现代学者陈传席则认为有待商榷，他认为作为弋阳郡王一支后裔，八大山人应该出生在弋阳封地的王府，但也不排除，因为其前辈“摄府事”（指万历六年、1578年后，朱多炡的长兄朱多煌被朝廷任命，负责管理弋阳本支后裔及附属的瑞昌、临川、宜春三支宗室事务，详情可参阅上一篇文章《八大山人为何自称弋阳王孙？宁藩被废后宗系详解》），其家族应在南昌也建有府邸，或者就入住了原宁王府。【注2】
《传綮写生册》之石榴 顺治十六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传綮写生册》之芙蓉 顺治十六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今人常常从八大山人晚年的作品和题画诗中，试图还原其早期生活。因此，他在康熙十七年（1678年）53岁时那场癫狂的还俗行为——撕裂僧服烧掉，徒步从临川走回南昌——也被解读为在长期隐遁佛门以求自保后，终于返回了来时之路，无论现实生活还是心理层面，再一次重返出生之地。
在出生地争议之外，便是其名。
3 何来朱耷？
谱名朱统𨨗的八大山人，有一个被今人用得最多的名字——“朱耷”。
但八大所有存世画作中，从未用过“耷”字自署，与他生前交往过的好友也从未以“耷”称呼过他。至于他为什么被称“朱耷”，目前学界也无定论。
有人说是因作为明宗室，原则上是不需也不应考取功名。直到到了万历二十二年，朝廷才允许奉国中尉以下爵位的宗室子弟可以参加科举，但必须放弃爵位，不能用宗谱上的谱名。以布衣身份应试的宗室子弟，需要另起一个“庠名”，而“朱耷”就是朱统𨨗在15岁考秀才时所用庠名；
也有人说是因为日后八大山人的自号和诗作中，常用驴自称，他自号个山驴、驴、驴屋、驴屋驴、驴汉。
就在那场癫狂还俗的行为艺术表演之前一年，他在《个山小像》第八跋中自题：“没毛驴，初生兔，嫠破面门，手足无措。莫是悲他是世上人，到头不识来时路。今朝且喜当行，穿过葛藤露布，咄！戊午（1678年）中秋自题。”
个山小像 康熙十三年 南昌八大山人纪念馆藏
而大耳，就是驴的典型象征，耷字为驴字的俗字，因此，有了朱耷之名。
“庠名说”，为目前主流观点，因为“耷”联系到前朝科举入仕之路，当这条人生道路被彻底断绝了之后，他便不用谱名和庠名自署，目的是避免政治迫害，也避免揭开旧的伤疤，这也算说得过去；
而“大耳”与驴的联想，则被认为是穿凿附会。
但上述这两种说法，也被一些研究者否定。
如当今学者吴之邨认为：“朱耷”非其谱名，亦非其奶名或小名，更不似其庠名，人云亦云，传呼近三世纪。【注3】
秋山图轴 康熙三十三年 纵182.8厘米 横49.3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最早记载“八大山人名耷”的文献，应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 此时距八大山人辞世15年）刊行的《西江志》，其次为刊行于乾隆四年（1739年）张庚所著《国朝画征录》。此后乾隆十年初编的《石渠宝笈》、乾隆三十一年刊行欧阳桂《西山志》等均延用此说。
而在八大山人生前，与石涛共同的好友李驎（1634—1710年）的记载中，以及见过其本人邵长蘅（1637—1704年）的《八大山人传》中，均未提及他有“朱耷”之名。
李驎《虬峰文集》卷三有一首八大山人像的题画诗——《拜八大山人像而题之也》，诗曰：“自称山人，心伤无那。不名不氏 ，惟曰八大。大书於门，托喑不语；独洁其身，无辱皇祖。”
而邵氏文中说：“八大山人者，故前明宗室，为诸生，世居南昌。”又记载称：“山人面微赪丰，下而少髭。初为僧，号雪个。后更号曰人屋、曰驴屋驴、曰书年、曰驴汉，最后号八大山人云。”
吴先生经过详细考证，从一位大神——“明末清初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1611—1671年），与八大山人交往的信息碎片中，发现了端倪。
有关详情，且待下文再叙。
【注1】（此观点参考了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周颖《<画史会要>作者考辨》一文， 《重庆社会科学》 2022年第12期117-127）
【注2】（见陈传席《八大山人研究三题》一文）
【注3】（见吴之邨《朱耷名义考——朱耷史事丛考之二》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2月第1期）
本文为《有过多少往事：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文物详解》系列文章第十三篇，文中部分素材取自相关网站，仅供学习交流之用，请勿随意转载并用于任何商业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