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前期到20世纪初，海洋霸主英国与陆上强国俄国进行了一场长达近百年的较量，即“维多利亚时代的冷战”，也被叫作“大博弈”。《从东方到中亚——19世纪的英俄“冷战”（1821—1907）》以“大博弈”中的两个焦点——东方问题和中亚问题为脉络，梳理了英俄双方在“大博弈”中的军事与外交行为，生动描绘了这场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力量角逐，并聚焦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阐释其中的权力逻辑，讨论了19世纪的地缘政治思想。本书将晚清中国置于全球视角之下，为我们认识中国与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横向比较历史视野，也为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现代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意义，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视角。
《从东方到中亚——19世纪的英俄“冷战”（1821—1907）》，傅 正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克里米亚战争：“大博弈”下半场开幕
有学者认为，英俄“大博弈”的真正起点不是19世纪初期，而是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的那一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英俄在中亚的“大博弈”不再只是探险家的私人事业，而成为国家意志，表现为领土的扩张。——编 者
克里米亚战争摧毁了长达四十年的欧洲和平，更给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中主导的王朝协调机制以沉重一击。俄国曾是维也纳体系“正统主义”原则最主要的维护者。在1848年2月法国首先爆发革命时，沙皇尼古拉一世就主张出兵法国，平定叛乱，不想波兰也随之起义，挡住了俄军的去路，才使法国革命幸免于难。
讽刺的是，这个欧洲正统主义的维护者却是东方正统主义的反对者，这个欧洲民族运动的反对者却是东方民族运动的支持者。佩里·安德森曾指出：
尽管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占据了大片地区，但它既不被视为欧洲的一部分，也不被视作可供殖民入侵或吞并的外围世界的一部分。
这么说也许更容易让人明白：俄国人不把奥斯曼“视为欧洲的一部分”，即不认为奥斯曼享有“正统主义”原则的庇护，但英国人一贯强调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和土耳其海峡的中立，即不认为奥斯曼帝国属于“可供殖民入侵或吞并的外围世界的一部分”。俄国人不把奥斯曼当作欧洲的一部分，英国人不把奥斯曼当作外围世界的一部分，两者的矛盾在19世纪中叶不可协调。
1844年，尼古拉一世曾出访英国，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曾试探性地向英国人提出，英俄两国应首先尽力合作，维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完整；倘若它实在无法避免崩溃的悲剧，则两国应该相互协调，共同瓜分它的领土与财富。“英国的首肯，被尼古拉认为是支持他意见的表示。”问题在于，尼古拉一世模棱两可的建议掩盖了英俄两国对它的不同理解，英国人强调的是尽可能地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俄国人则在考虑奥斯曼帝国什么时候寿终正寝。“至少俄国的沙皇尼古拉认为，这个时刻已经在1853年来临了。”
1853年初，沙皇在圣彼得堡与英国驻俄大使汉密尔顿·西摩爵士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谈话，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尼古拉一世表示，奥斯曼帝国现在一片混乱，随时都有可能崩溃，英俄两国应该预先达成共识，避免双方误判对方的行动。沙皇打了这样一个比方：“我们的手上有一个病人，病得非常厉害的病人。如果有一天我们把他丢掉了，那就太不幸了，尤其是在我们还没有做好必要安排的情况下。”警觉的西摩大使立刻回答道：“现在需要的不是外科医生，而是内科医生；病人应该得到温和的诊治，以帮助他康复。”
尼古拉一世因此明白了英国人的担忧，几天以后，他再次召来西摩大使，并向大使保证，俄国的领土已经足够大了，绝没有在土耳其谋求更多领土的意思，但俄国有义务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数以百万计的基督徒的利益。为了预防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引发欧洲的混乱与战争，英俄两国应该早做准备，预先协调。沙皇接着说道：“我也可以保证，我绝无占有君士坦丁堡的意思。但我不排除暂时占据这座城市的可能。”为了获得英国人的支持，沙皇甚至特别指出，他不反对英国占领埃及和克里特岛。
显然，尼古拉一世拿埃及跟君士坦丁堡做交易，背后意在利用英法两国的矛盾。自从拿破仑时代开始，法国可能会占领埃及并开通运河，就是英国人十分担忧的事情。精明的西摩大使当即回绝了尼古拉一世的建议，称“英国在埃及问题上的态度只是要在‘英属印度和本土之间保证安全可用的交通’，别无他求”。尽管英国人在处理对法关系时表现得小心翼翼，但法国对于近东地区的野心越来越大是不争的事实。
七月王朝的倒台让流亡在伦敦的路易·波拿巴能以英雄的身份重返法兰西，并于1848年12月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这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上任之初就通过各种手段扩大自己的权力，逐步为后来加冕法兰西皇帝铺平道路。为此，波拿巴再次抬出一直受到共和派压制的天主教势力。为了取悦天主教会以强化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波拿巴的眼光瞄向了圣城耶路撒冷。
根据1740年法国与土耳其签订的条约，法国政府有权保护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教徒。但到了19世纪，随着法兰西一次又一次的共和运动，人们对于圣地的兴趣越来越弱。相反，随着俄国在近东地区的扩张，东正教徒对于耶路撒冷的宗教热情越来越高涨。俄国人很快取代了法国人，成为巴勒斯坦地区基督教徒的保护者。如今路易·波拿巴为了保证他这个没有高贵血统的人能够加冕皇帝，认为是时候从俄国人手里夺回护教权了。
法国总统训令驻土耳其大使，要求奥斯曼帝国严格履行1740年的条约，赋予法国天主教会应有的特权。“这就意味着奥斯曼帝国政府必须取消给予希腊东正教会特权的承诺，因为两者的内容是相互冲突的。”可见尼古拉一世在这个时候向英国大使说“有义务保护基督教徒的利益”，不只针对土耳其，更针对法兰西。俄法两国的矛盾迅速升级，一颗火星都有可能引发激烈冲突。贝尔福以调侃的口气归纳了法俄双方在巴勒斯坦的纠纷：
在现实层面上，两国之间的争端可以归结到这样的几个问题：天主教会的僧侣是否应当拥有通往伯利恒圣诞教堂主门的钥匙和通往马槽的两扇大门的钥匙，以便他们穿过圣诞教堂进入其地下室；他们是否可以在法国武装的保护下，在圣诞教堂的圣所放置一颗银星（这颗银星在近期的一次小冲突中被希腊人从马槽的石座上撬走了）；另外，还有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问题：天主教会的僧侣是否应当在客西马尼园保有“圣母墓的一只橱柜和一盏灯”的所有权。
正是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尤其是其中的银星失窃案，居然成为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索。耶稣诞生的马槽石座上有颗铭刻着拉丁文的银星，它在1847年意外失窃了。西欧天主教会相信，这是东正教势力所为，并要求由自己出面修复马槽。但希腊东正教会竭力否认银星失窃跟他们有关，并同样要求由自己出面修复马槽。双方就为这样一件今天看来十分普通的民事纠纷吵吵嚷嚷，将其一直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
为了化解危机，也可能是为了进一步挑起危机，沙皇于1853年2月派遣特使亚历山大·缅什科夫前往伊斯坦布尔，督促土耳其遵守1774年《库楚克—凯纳吉和约》，并协助处理希腊东正教与法国天主教在巴勒斯坦的各项争端。法俄双方争论不休的银星失窃案，其实只用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得到了解决，即由西欧天主教会负责修缮工作，但在希腊东正教大牧首的监督下完成。
问题是缅什科夫的目的不止于此。此人一贯蔑视土耳其人和反感英国人，他甫一到任，就咄咄逼人地要求土耳其不仅承认俄国政府对于东正教神职人员的保护权，更要承认俄国政府对于普通东正教民众具有保护权。
俄国人还援引法国人为先例。的确，法国人对天主教神职人员和法国籍的天主教徒拥有保护权。但是，法国从未想过要保护所有信奉天主教的一般民众，何况奥斯曼帝国境内这个人群的数量远远达不到百万级，只有几万人而已。显然，缅什科夫要求的不仅是要在宗教上提供保护，更是在政治上提供保护。
说得更明确一些，缅什科夫不啻变相地要求土耳其把境内所有东正教徒聚集区统统划给俄国人管理。这是任何政府都绝对没有办法答应的。
双方拖拖拉拉了三个月之久。当年5月21日中午，缅什科夫大使启程回国，谈判正式破裂。俄国政府随即向奥斯曼帝国发出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试图恐吓土耳其人，但它反而促成了土耳其境内大规模的反俄运动。在日渐高涨的反俄情绪之下，奥斯曼帝国拒绝了奥地利的调停。
也许俄国人等的就是这一刻，他们立即宣布跟土耳其断交，并于7月3日派兵进驻了臣属于土耳其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多瑙河公国。这一行动释放出了巨大的战争信号，马克思评论道：
谁掌握多瑙河口，谁就掌握了多瑙河，控制了通往亚洲的大道，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瑞士、德国、匈牙利、土耳其的贸易，首先是摩尔多瓦（按，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贸易。如果他还掌握了高加索，黑海就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而要关闭黑海的门户，只要把君士坦丁堡和达达尼尔海峡拿过来就行了。占有了高加索山脉就可以直接控制特拉佩宗特，并通过在里海的统治地位直接控制波斯的北方沿海地带。
俄国军队的占领行动既摁下了欧洲的脑袋，又卡住了土耳其的脖子。10月4日，忍无可忍的奥斯曼帝国正式向俄国宣战，第九次俄土战争，即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限于篇幅，战争的进程不遑赘述。这里絮絮叨叨陈述战争爆发的原因，是要进一步凸显本次“东方问题”的复杂性，并将它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作对比。
整个18世纪，英国人的最大对手仍然是法国人。19世纪初，俄国在英法之间左右逢源，来回摇摆，直接决定了拿破仑帝国的兴衰成败。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俄国人代替了法国人，成为英国人的头号对手。直到19世纪中叶，为了遏制新对手，英国人索性站到了老冤家法国人一边。可以说，至此英国人还能够拉一派打一派，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但他们没有想到，三十年后自己被俄法两国孤立了起来。如果说此时相比于英俄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的矛盾，英法在埃及问题上的矛盾还显得微不足道，那么在三十年后的平狄危机中，埃及问题的重要性反而超过了土耳其海峡问题。
1856年3月30日，英、法、俄、土及奥地利、普鲁士、撒丁王国共同签署了《巴黎和约》及其附件《海上国际法原则宣言》，俄国被禁止拥有黑海舰队。它不仅丢掉了黑海洋面的霸权地位，还丢掉了1812年吞并的多瑙河口和比萨拉比亚，这两个地方被交还给摩尔达维亚。同时，《巴黎和约》重申了土耳其对塞尔维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宗主权，并将它们置于欧洲列强的共同保护之下。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的惨败告终，对于俄国而言，往后三十年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怎么摆脱克里米亚战争的阴影，恢复它在黑海的霸权和在欧洲事务中的影响力。
最后总结一下从法国大革命到1848年革命、从拿破仑战争到克里米亚战争的伟大历史转折。查尔斯·蒂利这样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法国把自己的新体制作为重建其他国家的模板。当革命的和帝国的军队被打败后，其他国家也试图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建立起那种直接统治体制的复制品。……整个欧洲大量地朝着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其中至少有一点点代表被统治阶级）转移。”也就是说，法国大革命给了欧洲一套全新的国家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强调打破中间阶层，建立从中央到群众的直接联系。它一方面表现为民主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中央集权，中央集权与民主化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的，用前述克劳塞维茨的术语来说，就是建立“三千万法国公民”的国家军事机器。
这个过程受到了维也纳体系的干扰，维也纳体系“正统主义”原则最热心的拥护者沙皇俄国，恰恰是这场历史变革中最落后的一方。1848年革命首先在法国，接着又在全欧洲，冲决了封建主义正统原则的网罗。尽管马克思在这场革命中看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希望，但1848年革命仍然是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它继承了法国大革命，不仅使得人民主权原则无形之中成为欧洲民族国家的法理基础，更使得欧洲政府认识到，如果不想垮台，就必须扩大工业产能以促进就业，并实施社会改革，建立社会保障。庞大的现代工业社会和实业阶层在欧洲大陆上冉冉升起了。
拿破仑战争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近代史上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战争，而克里米亚战争就是圣西门所说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实业界战争。英法两国之所以取胜，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指挥官更有天赋和经验，也不是因为它们的士兵更加英勇无畏，而是因为它们有更出色的社会管理手段和工业生产能力。民族主义、社会管理和工业生产，乃是推动马克思的从“欧洲革命”到“东方问题”反应链的基本动力与现实结果。
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会刺激新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发动农奴制改革和建立中央铁路管理系统。而这些改革又刺激了俄国，使其加快在中亚的扩张，并为扩张提供了物质保障。尤其是俄国人在亚洲建立的现代铁路系统，更成了后来英国战略家挥之不去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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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 正编辑：蒋楚婷责任编辑：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