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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for her intense poetic prose that confronts historical traumas and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human life.）。
这是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韩国70后女作家韩江的获奖理由。在接到瑞典文学院的电话后，韩江淡淡地表示自己刚跟儿子吃完晚饭，现在准备喝茶庆祝一下。
令人意外的是，韩江几乎算是“年轻作家”，且是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女性。2015年，韩江才踏上国际文坛，距离获得诺奖不足10年，这样的速度令人佩服。而早在2016年，韩江也已是获得布克奖的首位亚洲作家。
她的作品有何特色？在她的写作生涯中又历经了怎样的故事？在今天的TOPHER人物中，我们将带您走近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01、书是半生命体
1970年，韩江出生在韩国光州的一个文学世家，她的父亲韩胜源曾获代表韩国中短篇小说最高水准的李箱文学奖，不过在韩江幼时，其父亲还是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年轻小说家，家里也并不富裕。不过，韩江的家庭非常重视文学艺术，也鼓励孩子们自由思考，表达个人见解。
韩江说：“他把我们那没有家具的房子堆满了书。书架上的书如洪水般倾泻而下，凌乱地堆满了地板，像一家从没整理过的二手书店。对我来说，书是半生命体。”
换句话说，被书籍熏陶的时光组成了韩江的童年，而这似乎就是她走上文学之路的重要基石。韩江在10多岁时非常喜欢俄罗斯文学，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且反复阅读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人之死》。14岁时，韩江在阅读韩国作家林哲宇的《沙平站》之后，她说：“我被这个生动的故事迷住了，决定成为一名作家。”
大学毕业后，韩江先是做了3年编辑。在工作期间，她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只是为了留出时间创作。后来因为写作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干脆辞职成为了专职作家。
韩江初入文坛缘自1993年她在《文学与社会》发表的诗歌，她曾说“我的写作是从诗歌开始的。我的小说与诗有很大重叠，写诗让我进入情绪。”对于这部诗集，韩江曾表示，“我花二十年的时间写了一本诗集，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审视语言与真实的关系。任何语言、每个句子都包含着美丽和卑劣、纯洁和肮脏、真相和谎言。”
1994年，韩江凭借短篇小说《红锚》在文坛崭露头角，并先后荣获《首尔新闻报》年度春季文学奖、韩国小说文学奖、今日青年艺术家奖、东里文学奖等，在这一阶段韩江大多数是韩国国内文学奖。
2016年5月，韩江凭借小说《素食者》击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新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畅销书“那不勒斯四部曲”终曲《失踪的孩子》等154名竞争对手最终成为布克国际文学奖历史上第一位亚洲作家。
2018年，她凭借作品《白》再次入围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并且创纪录的在同一年凭借《少年来了》入围国际都柏林文学奖短名单。
在韩江看来，“我觉得写作就像是点燃火柴，在一旁凝视火苗燃烧，直至熄灭。也许这就是小说所能做的一切。就在这凝视的瞬间，向人类和人生提问。也许，我就是在完成一部部小说的过程中推动着我的人生前进。”
02、女性视角主体
与父亲侧重传统叙事的文风有着显著的差别，她的文学风格更加倾向于探索内在世界，探究人性与生命，女性则是韩江作品中的主要角色。
在大家较为熟悉的《素食者》中，为了逃避来自丈夫、家庭、社会和人群的暴力，一位女性开始拒绝自己的“人类”身份，甚至决定变成一棵树，一棵只需要阳光和水，谢绝任何食物和交流的植物......韩江在书中描绘了一个普通女性对紧缚自己的守旧传统与思想的抵抗。
而《失语者》的主人公经历了母亲去世、离婚、诉讼，最终失去了九岁儿子的抚养权，送走孩子之后她患上了失眠，且每周都去看一次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判定她是因为近来的生活境遇刺激下的暂时失语，可她只是一遍遍在桌上写着“不是的，没那么简单……”
韩江凶恶的父辈、不负责的丈夫、满脑子欲望的姐夫们构成的群体，对女性的压榨，
韩江作为一位敏锐的记录者，记录下了那些不寻常的女性们的生活，那些对女性压榨的凶恶父辈、不负责的丈夫、满脑子欲望的姐夫们等等，在她笔下的女性，可能有柔弱、传统，但每一个女性角色都非常敏锐立体。
换句话说，她以女性为主体书写，从根源上回望了生活为人们所带来的创伤，并且这些女性均在以生命的力量反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规训。
03、充满疼痛的书写历史
如同诺奖颁奖词所言，韩江通过克制又平静的语言，极其细腻地描绘着日常生活里不可推卸的伤痛和绝境。在韩江的创作生涯中，身体的疼痛同样伴随着她。
从十几岁起，韩江就患上了偏头疼，此外，她还有严重的指关节劳损，后期甚至无法敲打键盘，只能手写。后期，手写都难以支撑，韩江也因此沉寂了两年时间。
好在，韩江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倒握圆珠笔在键盘上敲字，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她一个字一个字敲出了《树火》。
在韩江的作品中，总带有一丝冷冽的痛苦，这种并非血淋淋的剖析方式却让人在读完不由感到切肤之痛，无论是历史宏大的叙事亦或是着眼于小人物的刻画都是如此。
在2014年出版的《少年来了》的作品中，韩江聚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光州民主运动，借少年之口，韩江讲述了暴力带来死亡后的一种反思：“我们在观看往生者时，其灵魂会不会也在一旁看着他们自己的面孔呢？走出礼堂前，你回头巡视了一番，不见任何灵魂踪影，只有沉默仰躺的遗体，与臭气冲天的腐尸味”。
2018年入围布克奖短名单的小说集《白》里，主人公置身二战后残余废墟的波兰华沙街道，忽然感到“城市就像是一个人的从死到生”。可以看到，通过这种生与死、人和躯体的对话，韩江将现实边界打破，带领众人进入到了更宏大的人类命运关照中。
其实，在后期，韩江的作品边界也逐渐拓宽，除了上述的《少年来了》，后期的《不做告别》则是围绕驻韩美军在济州岛的屠杀事件进行展开。这些在韩国文学中，都是少有的题材，韩江的记录和发问原本就是一种莫大的勇气。
或许如同韩江所言：“尽管存在暴力，但人类拥有感受他人痛苦的力量，以及不局限于自己生活的能力。只要我们的内心拥有提出疑问的力量，即使看似微弱，希望就不会消失，始终会存在于我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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