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以表彰他们对“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这实际上涵盖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两大核心问题：一是制度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二是制度对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等的影响。
阿西莫格鲁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他于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拥有美国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的国籍。1989年，他在约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又先后于1990年和1992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在获得博士学位时只有25岁，论文题目是《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契约与经济绩效》。在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先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一年的讲师；从1993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2019年之后担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院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的最高教师荣誉）。
他的研究兴趣非常广泛，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经济理论、技术、收入和工资不平等、人力资本和培训、劳动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并且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除了他在世界经济学顶刊上发表的论文外，他还出版了多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包括《独裁与民主的经济起源》（2006）、《现代经济增长导论》（2009）、《国家为什么会失败》（2012）、《经济学原理》（2014）、《狭窄廊道：国家、社会与自由的命运》（2019）和《权力与进步：我们关于技术与繁荣的千年斗争》（2023）等。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的很多论文都是合作发表的。他们从1993年开始合作。西蒙·约翰逊现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罗纳德·A.库茨创新创业教授，詹姆斯·罗宾逊现为芝加哥大学哈里斯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三位共同发表的论文有9篇，其中，《美国经济评论》6篇；《经济学季刊》1篇；阿西莫格鲁和约翰逊合作发表的论文有5篇，其中，《政治经济学杂志》3篇；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作的论文有25篇，其中《美国经济评论》7篇，《政治经济学杂志》2篇，《经济学季刊》2篇；约翰逊和罗宾逊两人没有合作发表。可见，在这三位经济学家的合作中，阿西莫格鲁起核心作用。这从诺贝尔奖委员会发布的对三人贡献的详细介绍中也可以看出来——所列出来的文献，除了以阿西莫格鲁作为第一作者与他们合作的成果外，没有列出他们二人的其他成果。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视觉中国 图
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有的国家贫穷，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能够实现长期的持续经济增长，有的国家没有经济增长，也有的国家虽然在短期内实现了经济增长，但是持续时间较短。
那么，造成各个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是技术、资本、地理、文化、政策还是其他因素？长期以来，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很多有志之士，不只是学者，更不只是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对此展开研究或讨论，著书立说、发表观点。2024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认为，制度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同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差异，是造成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并非新观点。因为至少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的主要贡献也是对制度在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的研究。这三位学者通过对历史的深入考察和实证研究，更充分地论证了“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并进一步研究了什么样的制度有利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什么样的制度不利于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以及这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能否发生变化等问题。
阿西莫格鲁等采用了包容性和攫取性、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对制度进行刻画，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两组概念。其中，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而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无法实现经济增长，即使能够在短期内带来经济增长，也不能够持续。
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人民或者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当权者或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或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的可能性；包容性经济制度强调市场的公平竞争、自由进入或退出，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更没有通过政治手段来获得垄断等的可能性。
而在攫取性的政治制度下，人民或广大群众没有选举权或者只有虚置名义的选举权，没有选择领导人或当权者的机会，当权者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通过军事政变等获得权力的。在攫取性经济制度下，所有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等都是由当权者、精英人物等制定出来的，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或消费者，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小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结果就是生产或投资激励的严重不足。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产生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攫取性的政治制度产生攫取性的经济制度；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不会产生攫取性的经济制度；在攫取性的政治制度下，也不会产生包容性的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等人是通过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进行研究后得出这个判断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不同国家会采取包容性制度或攫取性制度呢？他们对不同国家的历史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第一，殖民制度与财富逆转。西欧国家近代以来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但是他们在殖民地采取的殖民做法并不相同。在有的殖民地，采取了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和攫取，比如南美、非洲等；在有的殖民地，采取了大量移民、从事生产的做法，如美国和加拿大等。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模式呢？殖民者是理性的，他们选择殖民的模式也是理性的。一是在人口密集、金银财宝相对丰富的地区进行掠夺，比较容易地就可以获得相对比较多的财富，如南美；但是在人口稀少的地区，基本上没有可以掠夺的金银财宝，如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地区，只好采取大量移民工匠、农民等，到该地区发展生产。很明显，能够掠夺的地方不需要建立以生产为目标的制度，但是在不能够掠夺的地区，要想占领并从中受益的话，只好发展生产并收税。二是在地理环境恶劣、传染病盛行的地区，采取直接掠夺的做法。欧洲的殖民者在非洲就遭遇了这种情况，绝大多数的欧洲殖民者无法适应非洲的生存环境，特别是对当地的传染病没有抵抗力，没法定居或移民，所以他们在非洲采取了掠夺劳动力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是攫取性的制度。
第二，技术进步、收入增加与包容性制度的建立。这主要是欧洲主要国家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在工业革命前后，随着经济的逐渐发展和经济条件的改善，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对政治权利的追求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对选举权的追求，于是通过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等，有的国家是直接推翻了原来的攫取性制度，有的国家则进行制度的改革或改良，建立起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即使有些国家还保留着君主，但已经是宪法约束下的君主制度，议会等制度建立起来，保证了绝大多数平民百姓获得了选举权。
对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启示
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的经济制度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
有的发展中国家从未实现快速经济增长，有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曾经有过快速经济增长，但是持续的时间都比较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尚未建立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要建立包容性制度，一是在政治上改革，让民众表达意见的渠道更充分、氛围更宽松。二是在经济上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生产者、投资者能够获得尽可能多的生产或投资收益，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这都不可避免地会触及政治上或经济上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既得利益者会成为制度变革的障碍或阻力，没有动力改变既有的制度。这可能需要某种外生冲击或外部的力量，打破国内的制度均衡，建立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正是越来越包容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结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向越来越包容的方向变革的过程。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次，“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逐渐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等，都体现出高度的包容性。
中国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提高经济制度的包容性。在包容性政治制度下，中国经济制度的包容性一直在不断提高，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一是深化所有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科学定位和布局国有经济。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为民营经济创造公平竞争、公平进入的制度和环境，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完善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三是通过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缩小城乡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
• （注：作者为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制度经济学研究》编辑部主任，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等的研究。曾经翻译出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