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是其中之一：“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而“向内凝聚”的统一性既是文明绵延不绝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文明发展的结果和保障，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思想逐渐受到重视。董仲舒说，大一统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统一成为人们的共识。至昭宣时代，如何实现真正的大一统，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时人王吉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六合指上下及东西南北四方，概指天下；天下分为九州，九州是中国的代称；“贯”指通贯、贯穿始终。王吉倡导“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提出从文教入手，实现九州畅通、九州一统，充分体现了汉朝人的“大一统”思想。
汉代以降，九州共贯、向内凝聚的理念成为中华文明世代相传的重要基因，对维持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面对宏阔的疆土和不同的人群，九州共贯的地理观念、细密完善的政区体系、深入融合的多元文化，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这一基因。
一、九州共贯的地理观念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版图形成于元明清时期，东南有漫长的海岸线，北有大漠草原，西北临帕米尔高原，西南有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元史·地理志》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大明一统志》有类似的表述：“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从自然地理上看，四面皆形成了天然的屏障，相对独立。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特别是与地处交通要道上的文明相比，相对独立意味着能够较为稳定地开展生产生活，形成连续的文明，而这也是中华文明成为唯一未中断文明的重要地理背景。
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中国政治地理观念形成的基础。从自然区的内部来看，自古以来的中华文明东西南北四方辐辏于中原，政治地理上呈现出向内凝聚的统一性特点。九州共贯的大一统思想的渊源，可追溯至上古典籍中，而在历代地理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历史文献中有关大一统政治地理观念的记载，始见于大禹治水、划分九州。西周中期的青铜器豳公盨铭文称：“天命禹敷土，堕山浚川。”这是目前关于大禹治水最早的确切记载。大禹根据地形走向疏浚河川，让被淹没的土地重新显现，以供人民居住。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有关大禹治水的记载越来越多地与天下一统的地理观念相结合，形成了若干种文献，其中传世典籍以《尚书·禹贡》为代表。在邦国林立、诸侯割据的战国时期，《禹贡》打破了分裂局面的限制，从大一统的天下观着眼，以王畿区为中心，将天下各地划分为九州，将山川河流、四方部族人群全部纳入同一个政治地理体系，建构出了完善的大一统地理观念。
《禹贡》首先记载大禹治水之后的政治地理区划，将天下划分为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详细叙述了各州的地理范围，大禹在每个州的治水情况，以及治水后的山川、土壤、物产等，最重要的是记载了每一州向王畿区进贡的物品及所经行的河川贡道。比如东方的兖州，地理范围是“济、河惟兖州”，在济水、黄河之间的地理区域是兖州的范围，兖州的贡物为“厥贡：漆、丝，厥篚织文”，贡献漆、蚕丝和用竹筐盛放的织物，贡道是“浮于济、漯，达于河”，乘船从济水、漯水进入黄河，经黄河到中原一带进献贡物。
九州之后的部分，一般称作导山、导水，记叙了洪水安定之后天下的山脉、水系分布情况，反映了禹治水之后的自然地理全貌。依据因势利导的理念，将高山、群岭归类排列，显示山脉的走向；将河川疏导之后，形成了弱水、黑水、黄河、漾水（汉水）、长江、济水、淮水、渭水、洛水等水系，囊括了当时能够认识到的所有山川。《禹贡》文字简要清晰，准确度较高，体现了战国时期人们已超越列国的限制，具备了全面的自然地理知识。以漾水为例，《禹贡》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漾水源出嶓冢山，东流称汉水、沧浪水，至大别山（或说今龟山）入长江，经彭蠡泽后，为北江（三江之一），后汇入东海，所记载的汉水河道情况清晰准确。
《禹贡》接下来以王畿区为中心，按照内外圈层模式建构了从核心到边缘的五服系统。首先描绘了治水之后天下的统一形势：“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九州土地经过治理已大致相同，四方境土皆可安居，九州的大山均已斩木成道，九州的河川已疏通、低洼之地已汇潴成湖，不再泛滥，四海之内皆能通过交通贡道会同于王畿。接着讲述了天下的治理情况：“六府孔修，庶土交征，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掌管贡赋税收的府库已整饬完备，各州的土地已勘定等级，天下的土地按照肥瘠情形，分上中下三等确定税额，向中央缴纳税赋。在此基础上，按照距离王畿的远近，每五百里一个层级，由近及远地划分了文化地理结构：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以王畿为中心的“五服”圈层体系，是在大一统的天下观之上衍生出来的层层递进的文化地理结构，体现了整齐划一治理天下的地理观念，以及期望达到的“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的政治理想。
《禹贡》从政治、自然、文化三个层面塑造了天下一统的地理格局，反映了早期华夏民族融合、九州统一、向内凝聚的天下观、国家观。在《禹贡》之外，先秦秦汉的典籍中，《周礼·夏官·职方氏》《尔雅·释地》《吕氏春秋·有始览》等都以九州来规划天下；出土文献方面，上海博物馆整理的战国时期楚地竹书《容成氏》一篇中，也记载了完整的九州地理体系，时代可能比《禹贡》更早。这说明夏商以来，九州共贯的中华文明大一统政治地理观念已深入人心。
《禹贡》开创的大一统地理观，经后世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继承和发扬，愈发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清人李振裕在为《禹贡锥指》作序时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禹贡》之后，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上追黄帝，下迄秦汉，对九州共贯的大一统地理观念又有进一步的申述：“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自此以降，历代地理志书皆宗《禹贡》《汉志》，从地理观念方面完成了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塑造。
二、细密完善的政区体系
《周礼》开篇《天官·叙官》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周天子封邦建国之时，先辨正方位，再区分国野，按照不同的区域分设职官统领百姓，人民能够各得其所、安居乐业。体国经野、设官分职意即建立完善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周人的行政体系，在战国时期土崩瓦解，但统一的理念仍然深入人心。以《禹贡》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大一统思想，在秦汉时代通过细密完善的行政区划体系得到了确切的施行。
秦王朝一统六合之后，面对如何管理广大疆土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丞相王绾等主张分封诸侯，廷尉李斯坚持废分封、行郡县：“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从天下一统之后的形势来看，列国旧贵族仍暗中互动，谋求复国。如若分封，势必会重蹈周王朝分崩离析的覆辙，李斯的建议为始皇帝所采纳。秦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为避免统一后的王朝再次分裂，秦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以郡辖县，实行单一郡县制，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汉人继承了《禹贡》的大一统地理思想，将秦代的郡县制纳入九州体系之中，至汉武帝时，形成了十三州部。《汉书·地理志》载：“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西汉的十三州，虽然比《禹贡》多出四州，但地理范围并无太大变化。十三州中，冀、兖、青、徐、扬、荆、豫七州见于《禹贡》，益州即《禹贡》梁州，凉州即《禹贡》雍州，并州析分自《禹贡》冀州。增加的交阯（交州）、朔方是武帝灭南越、攘匈奴之后所置；司隶即王畿地区，由冀、雍、豫等州分出。
自此开始，《禹贡》所描绘的地理构想与政区体系相融合，走向了现实中的国家治理。以王朝都城所在的司隶为核心，环以十二州，在州一级监察区之下，是秦代以来建立的以郡统县、县辖乡亭里、里有什伍（十家为什、五家为伍）自上而下细密完善的政区管理体系。《汉书·百官公卿表》曰：“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续汉书·百官志》：“亭有亭长，以禁盗贼。……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从州郡县到乡亭里，再到什伍，通过政区地理体系和编户齐民制度，中央的政令能够准确迅速地传达到基层。显然，相较于《禹贡》九州，汉代的十三州体系具有更强的一统性。
东汉末年献帝时期，曹操将十三州恢复为《禹贡》九州。《献帝春秋》曰：“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杨、冀、益、雍也。”曹操力图恢复《禹贡》九州，说明周秦汉以来形成的九州观念已然深入人心。此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国土分裂，但各个政权均认同华夏正统，以统一九州、复原旧疆为己任。在人们的心目中，辽阔的华夏九州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短暂的分离阻挡不了统一的洪流。这一全民共通的认知对华夏文明统一性的发展与巩固，具有深远的意义。
两汉以降，行政区划名称屡有变改，州制之后，唐有道，宋置路，元明清设省，但基层的县级政区得到了继承。直至今日，仍然维持了以省统县、以县辖乡的政区体系。可以说，细密完善的政区体系是一以贯之的，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建立的治理体系维护了华夏的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保障。
三、深入融合的多元文化
天下九州地域广阔，东西南北各地自然环境差异明显。在这一背景下，中华文明从起源之初就富有多区域特色。在早期国家的形成阶段，区域文化如满天星斗，散布于中华大地。随着地域间接触和交流加深，文化在竞争中不断融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今天我们熟知的三晋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皆可追溯至两周列国，这是我国地域文化的发源时期。
《礼记·王制》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不同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文化风俗，管理者“修其教”、“齐其政”，在地方推行政治教化的同时，不易其俗，对地方文化持尊重的态度。两周时期，地域文化百花齐放，周王室专设采诗之官，了解各地的地方风俗。《诗经》约三百篇，其中记载西周至春秋中期地方文化的《国风》共一百六十篇，涵盖十五个诸侯国和地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大约相当于黄河中下游至淮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不同地域的文化通过采诗等形式相互传唱、交流，求同存异，多元融合，共同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
地域文化的多元并存、交流融合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征。在中华文明的元典时代，思想文化在不同地域蓬勃发展，比如儒家起源于鲁，墨家始于宋，道家或出自楚，法家源出三晋，阴阳家兴盛于齐。这些起源不同的诸子学说，最终多元融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秦汉时代，国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独尊儒术，在制度层面实现了大一统，但地方文化的多元性得以保留，共同营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不同经济区的特色文化：“楚越之地，地广人希……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以江、淮为界，南方地广人稀，经济、文化发展相对缓慢，北方人口稠密，不同区域亦各有特色。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引述成帝时刘向的“地分”、朱赣的“条其风俗”两篇，条析了汉代的地域文化，如秦地“于《禹贡》时跨雍、梁二州，《诗·风》兼秦、豳两国。……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农桑文化兴盛；楚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民间信仰兴盛，遍布神祇祠庙等。不同地域文化的兴盛、发展、传承，都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集中体现。
多元文化的深入融合及其对中华文明牢固凝聚的促进作用，在统一王朝建立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秦至汉初完成了对六国文化的多元一统，汉武帝时期开疆拓土，新增加的河西走廊、岭南、朔方等地，在保留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很快就融汇到中华文明之中。此后的朝代，无论是农耕文化占据主导，还是游牧文化进入中原，最终都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多元文化的深入融合，是中华文明向内凝聚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