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左派谈“数字动员”——利用社交媒体平台的两种策略

要讨论社交媒体工具对社会运动的影响，我们需要超越技术决定论，并进一步解决两个尚未充分发展的关键问题。首先，政治策略如何影响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的使用？其次，不同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使用方式如何影响运动结果？本文通过研究2018年俄克拉荷马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教师罢工来探讨这些问题。这两场全州行动都是通过基层Facebook群组发起的。尽管对工人来说，俄克拉荷马州的条件似乎更为有利，但亚利桑那州的罢工却取得了更好的效果。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我指出，领导者的策略会大大影响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作用。

俄克拉荷马州的罢工特点是有动员而无组织，也就是说，领导者试图在没有组织基础的情况下扩大抗议规模。而亚利桑那州则利用数字工具来建立组织，而不是回避组织问题。数字工具的影响还取决于争议行为本身的性质，因为仅依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局限性在罢工等行动中尤为明显。

表1.罢工表现

在“红州起义”期间，信息和通信技术带来的便利在促进大规模动员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但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亚利桑那州的停工行动在较不利的背景下展开，却比俄克拉荷马州的罢工更加强有力呢？亚利桑那州有91.18%的教育工作者参与了罢工，而在俄克拉荷马州，这一比例是72.06%。要理解这种差异，需要关注领导策略如何调节数字技术对运动结果的影响。

许多学者指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便利性降低了动员和沟通成本，这使得运动有可能建立在薄弱的组织基础上。然而，2018年罢工的经验表明，这只是一个可能性，而不是必然结果。

从2月28日开始，在西弗吉尼亚州成功行动的影响下，亚利桑那州和俄克拉荷马州都迅速通过数字手段推动了罢工。然而，AEU的Facebook管理员利用社交媒体推动了成功停工所需的高度集体组织，而这种做法在俄克拉荷马州并不多见。在俄克拉荷马，动员缺乏组织支持，而亚利桑那州成功避免了这一问题。具体而言，亚利桑那州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了有效组织：首先，实行集体领导；其次，组织活动超越了Facebook群组；最后，进行了升级的行动计划。

学者们探讨了数字技术如何使个人或小团体能够领导大规模运动。这与过去不同，以前领导者通常是与运动组织紧密相连的。然而，还没有人研究过数字环境下个人领导的便利性如何影响运动的效果。至少，对于某些类型的抗议活动，这种便利性可能会削弱其成效。

在俄克拉荷马州，“俄克拉荷马教师罢工——时机已到”（OTW）的创始人阿尔贝托·莫雷洪决定独自运作这一项目。当被问及这一决定时，莫雷洪表示，这样做可以确保页面上的信息“可靠且客观”。他还觉得自己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推动一个更具集体性的项目。

相比之下，尽管亚利桑那州的Facebook群组最初也是由丽贝卡·加雷利一人发起的，但她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单独高效地管理和领导这个群组。于是，通过3月4日星期日的一次Facebook自行选择的程序(self-selection process)，八位此前素未谋面的成员组成了“亚利桑那教育工作者联合”（AEU）的领导团队。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这些来自全州的AEU领导者在Facebook聊天和定期电话会议中进行协调合作。

尽管亚利桑那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的罢工表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大幅降低了动员和沟通成本，但这些行动也显示，这些成本有时仍高到足以让单独的组织者面临困难，即便是纯粹的数字任务。在处理成千上万的成员请求和管理数十万条评论时，担任管理员的工作代价不小。莫雷洪解释说，处理Facebook群组加入请求、汇编准备罢工的学区名单、发布帖子以及管理讨论的过程“就像多了一份全职工作。”在亚利桑那州，组织者的工作量同样巨大。然而，AEU有八位领导者，每个人都投入了类似的工作量，这使他们具备了远超俄克拉荷马的沟通和组织能力。如图1所示，亚利桑那州的，平均每天发布16.5条帖子，而俄克拉荷马州平均为8.2条。

图1. 帖子和评论数量

导致差异的第二个机制是，亚利桑那州不仅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促进动员，还用这些技术来建立线下组织，而这与俄克拉荷马州不同。只是动员现有的支持基础通常能有效地促成自发的集会或游行。但这种方式对于罢工等行动来说，往往不能发挥最大效果。罢工通常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一是针对多样化且特定的群体；二是有意争取尚未成为支持者的个人；三是识别和培养新的基层领导者，这些领导者因在工作中积累的尊重而特别有能力争取犹豫不决的人。

俄荷马州和亚利桑那州不同的数字化策略展示了动员模式和组织模式之间的差异。这一点在图2中有所体现。由于OTW缺乏识别和协调新一层中介领导者的组织工具，他们无法有效地针对犹豫不决的学校或教育工作者进行争取。

图2. 俄克拉荷马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动员和组织模式

俄克拉荷马州的停工主要是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实现的，是一种无组织动员的典型例子。OTW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启动停工的核心平台。然而，自3月的第一周确定了4月2日的罢工日期后，这个Facebook群组主要作为沟通中心使用。在许多方面，这种方法非常成功，激发了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然而，OTW并未作为有意识地针对和说服持怀疑态度者的工具。事实证明，仅靠社交媒体对有针对性地争取未被说服者而言，相对无效。

如图3所示，莫雷洪的工作主要是提供关于学校和政治形势的信息，并鼓励OTW成员参与数字活动，如填写在线调查。相比之下，AEU管理员的帖子中涉及这些任务的比例要少得多。这个差异在组织活动和线下抗议中更加明显。OTW更加注重数字活动，这导致俄克拉荷马的教育工作者在数字参与方面的总量和比例都显著高于亚利桑那的同行。这一点也在图1和图4中得到了体现。

AEU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便利建立了一个由2000名学校代表组成的网络。这些代表被称为“联系人”，他们负责组织各自的学校，并在AEU最高领导层与大多数教育工作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AEU的领导人迪伦·韦格拉特别强调了这些联系人对运动成功的关键作用：

事实证明，这些联系人是整个运动中最重要的部分。他们负责把学校的老师组织起来，并了解人们的动向。他们在基层成员与AEU领导团队之间充当了沟通渠道。没有他们，我们无法完成这一切。

图3. 按主题分类的管理员帖子百分比

联系人在各自的学校里担任运动的代表和沟通桥梁，负责说服那些犹豫不决的教师和后勤人员。正如加雷利所说：“如果你与那些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人没有个人关系，就很难说服他们加入。”

最后亚利桑那州与俄克拉荷马州形成了鲜明对比。俄克拉荷马州在罢工前只进行了一个准备行动，而亚利桑那州则开展了16次不同的准备行动。AEU领导人诺亚·卡维利斯解释了AEU策略背后的战略愿景：“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所有这些小行动，都是为了逐步升级，以建立力量和大规模组织。最开始是一些简单的要求，比如穿红衣服。但最终，这些行动发展到更具挑战性的阶段，比如投票决定罢工。”

图4. 每日评论总数

这些行动不仅帮助AEU提升了组织能力，还增强了教育工作者参与高风险行动的意愿。同时，这些行动让组织者能够识别尚未参与的个人和工作场所。因此，从一开始，跟踪就是AEU策略的核心组成部分。正如他们在3月5日的“为教育穿红衣”活动中所说：“为教育穿红衣。请在评论中写下您的学校和穿红衣的人数，以便我们跟踪人数。” Karvelis后来解释道：“通过跟踪哪些工作场所或个人没有参与我们的准备活动，我们能评估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

简而言之，亚利桑那州的罢工领导者比俄克拉荷马州的更为有效。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避开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而是因为他们利用这些技术推动了组织的建立。通过这种方式，他们避免了ICT的陷阱，使运动突破了社交媒体的回声室。AEU利用数字工具促进了有针对性的人际接触，从而组织了更有力的罢工。相反，俄克拉荷马州的罢工显示了ICT替代非数字化组织的潜力，但这种方法的成效相对有限，尤其是在劳动罢工等行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