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当春风轻拂大地或是秋风渐起之时，会有无数候鸟振翅高飞。今年的世界候鸟日，定于5月11日和10月12日，这两个日期精心挑选，旨在配合候鸟春秋两季的往返迁徙。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2024年的官方口号——“保护昆虫，保护鸟类”（Protect insects, protect birds），首次将昆虫与候鸟的命运紧密相连，揭示了两者间不可分割的生态联系。
昆虫与候鸟有怎样的关系？
提到迁徙，我们当然需要先认识候鸟，鸟儿们对自己的翅膀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有些“腾跃而上，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的被称为留鸟，它们没有迁徙行为，终年生活在其繁殖区。有些却会“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我们称之为候鸟，它们会随季节不同进行周期性迁徙，其迁徙距离长达数千公里。候鸟又可根据它们出现的时间等分为夏候鸟、冬候鸟、旅鸟和迷鸟。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昆虫一直是鸟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伙伴，对候鸟来说，昆虫出席了它们迁徙、越冬和繁殖的每一个重要环节，毫不夸张地说，昆虫以强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支撑起了鸟类食物的半壁江山。然而这种境况正在发生改变，一个共识是全球范围内的昆虫数量都在快速下降。随之而来的是过去的50年间，以昆虫为主要食物的鸟类数量下降了29亿只，而不以昆虫为主食的鸟类数量增加了2620万只。
然而，候鸟还面临着更多的威胁，昆虫那种“舍己为鸟”的信仰动摇了！发表在Nature的一篇文章揭示了昆虫对鸟类的“背叛”。受气候的影响，昆虫的提前孵化让一种小型迁徙鸟类斑姬鹟（Ficedula hypoleuca）的种群数量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下降了约90%。昆虫提前了它孵化的时间，以至于匆忙赶到这里的斑姬鹟没有足够的食物繁殖后代，进而带来了种群数量的下降。
候鸟依旧会抵达正确的地点，但错误的时间对它们的种群动态产生了明显影响。鸟类可以提前产卵的时间，但它们很难提前抵达繁殖地，因为这些长距离迁徙的候鸟有比较固定的迁徙计划。总而言之，由于昆虫的数量下降以及昆虫孵化时间的提前，鸟类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在这样的境况下，候鸟似乎面临了内卷和躺平的困境。
候鸟可以选择躺平吗？
生活在杭州西湖的鸳鸯（Aix galericulata ）就是这样想的，既然赶路来不及，那干脆留在越冬地繁殖好了。鸳鸯属于鸭科、鸳鸯属的鸟类，它们通常在北方的长白山等地繁殖，然而从2005年开始，人们观察到有几只鸳鸯留在了西湖繁殖。从这一年开始，这部分躺平的鸳鸯便落户西湖，成了杭州的留鸟。
在西湖越冬的鸳鸯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在西湖越冬的绿头鸭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无独有偶，自2008年开始有相当数量的黑鹳在繁殖地山西灵丘越冬，变身留鸟；2018年原本应该飞往南方的普通鸬鹚留在了拉萨河上游越冬。躺平似乎可以让候鸟规避掉旅途的风险，并且可以在原地守候合适的时间开始繁殖。然而相对于巨大的种群数量，这些躺平在越冬地繁殖的鸟类不过杯水车薪。
另一个事实是，候鸟不会一夜之间全部变成留鸟，它们的停留地也支撑不起这些鸟儿的生存和繁殖。如果这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了现实，只会是更大的灾难。
显然，即便候鸟选择躺平也无法改变其种群数量下降的命运，似乎就剩下一条路——卷起来！提早迁徙、选择更合适的路线都是它们内卷的选项。它们确实这样做了，然而这种调整通常跟不上环境改变的步伐，对长距离迁徙的鸟类来说，迁徙路上重要停歇点的改变也会给它们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内卷起来，选择“笨鸟先飞”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更早到达繁殖地以适配昆虫繁殖的高峰。
在夜间迁徙的鸟类 （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人类能为候鸟做些什么？
其实，鸟类和昆虫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造成的，一个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事实是——我们正处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期。在过去的5个世纪，人类活动导致气候变化、栖息地丧失等现象出现，正是导致这一场物种大灭绝的直接或间接原因。
保护候鸟不仅是对自然法则的尊重，更是对人类自身福祉的守护。候鸟作为生态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们的迁徙路径跨越了国界，连接了不同的生态系统和文化，是地球上最为壮观的自然现象之一。人类必须立即行动起来，采取综合性的保护措施。
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下面这些：
（1）鼓励原生花园，为野生动植物创造合适的栖息地；
（2）选择有机产品，避免有害的杀虫剂；
（3）减少与房地产开发或园林实践相关的栖息地破坏；
（4）向朋友和家人宣传昆虫在我们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
（5）支持有关昆虫保护的教育工作，包括在社区层面推广昆虫保护；
（6）制定保护昆虫和候鸟的法律法规；
（7）鼓励当地的保护活动，以维持昆虫、鸟类和其他野生动植物的自然栖息地。
保护候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投入。让我们携手共筑候鸟保护的长城，为这些空中精灵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健康的生存环境。让候鸟的翅膀继续自由翱翔于蓝天之下，成为地球上永不消逝的生命奇迹。
参考文献：
Barnosky A D, Matzke N, Tomiya S, Wogan G O U, Swartz B, Quental T B, Marshall C, McGuire J L, Lindsey E L, Maguire 2.K C, Mersey B, Ferrer E A. Has the Earth's sixth mass extinction already arrived? [J]. Nature, 2011, 471: 51–57
Both, Christiaan, Sandra Bouwhuis, C. M. Lessells, and Marcel E. Visser. 2006. “Climate Change and Population Declines in a Long-Distance Migratory Bird.” Nature 441(7089): 81–83. doi:10.1038/nature04539.
Gwinner, Eberhard. 1996. “Circannual Clocks in Avian Reproduction and Migration.” Ibis 138(1): 47–63. doi:10.1111/j.1474-919X.1996.tb04312.x.
Hold, Peter BERT. “BIRD MIGRATION： THE PRESENT VIEW OF EVOLUTIONCONTROL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AS GLOBAL WARMING PROGRESSES.”
Rosenberg, Kenneth V., Adriaan M. Dokter, Peter J. Blancher, John R. Sauer, Adam C. Smith, Paul A. Smith, Jessica C. Stanton, et al. 2019. “Decline of the North American Avifauna.” Science 366(6461): 120–24. doi:10.1126/science.aaw1313.
Sirkiä, Päivi Maria, and Toni Laaksonen. 2009. “Distinguishing between Male and Territory Quality: Females Choose Multiple Traits in the Pied Flycatcher.” Animal Behaviour 78(5): 1051–60. doi:10.1016/j.anbehav.2009.06.022.
Tallamy, Douglas W, and W Gregory Shriver. 2021. “Are Declines in Insects and Insectivorous Birds Related?” Ornithological Applications 123(1): duaa059. doi:10.1093/ornithapp/duaa059.
出品：科普中国
作者：张应超（咫尺自然）
监制：中国科普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