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的韩国女性最近迎来了好消息。她们坚持不懈的发声和抗议，推动韩国国会将“AI换脸”色情犯罪入刑。新法案规定，任何持有、购买、保存深度伪造色情制品的行为，都可被定为刑事犯罪，面临最高三年刑期或3000万韩元的罚款。同时，将制作并传播深度伪造色情制品的最高刑期，提高至七年。在女性的愤怒仍被污名化的今天，这则好消息再次证明：女性的愤怒是建设性的，它不指向对ta人的伤害，而是一种让我们奋发的武器。今天的文章，性别研究者Alexwood将从女性现实处境和日常感受出发，为女性的愤怒正名。
讲述 | Alexwood，《别任性》主播、性别研究者
来源 | 看理想音频节目《性别不麻烦》
2023年，新星出版社引进了一本法国作家波利娜·阿尔芒热（Pauline Harmange）的书，叫《我，厌男》。书的内容并不激进，事实上很多读者认为它很“温和”，责任编辑说这是“一本呼吁女性团结和姐妹情谊的小册子”，作者波利娜·阿尔芒热也说，这本书是一份对自己对男性的态度的简短反思，并在书中反复解释了“厌男”的含义：“厌男者从根本上说，是在反对男权，并不是厌恶男人，而是厌恶塑造男人的社会和文化系统”；“并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强奸犯，但强奸犯几乎都是男人，而几乎所有女人曾经遭遇或即将遭遇的暴力都来自男性。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的一切厌恶、不安和质疑都源自此处”；“厌男者真正鄙视的，是男人们野蛮地躺在特权环境中坐享其成”；“实际上，厌男是一种防御机制……”；“何况我们并不是真的讨厌男人，因为他们毕竟是我们的伴侣，兄弟、父亲、同事和朋友，我们很爱他们。”“厌女”与“厌男”并不等同，“厌女者厌恶的是女性本身，其对女性的看法是完全生物性的：可以插入的器官，用于繁殖的子宫，会来月经的物种，手无缚鸡之力的群体”，而“厌男”是女性对于厌女父权社会的自然反应，包括厌恶、恐惧、回避、不信任等复杂情绪，或者按阿尔芒热调取的字典定义，是“对行使男性权力的人感觉到厌恶的事实。”可这本书还没有上市，豆瓣上刚刚更新的本书图书条目就被一星差评淹没。波利娜·阿尔芒热在书的后记里，也记录了自己之前经历的大规模网络暴力。这个事件并非孤例，2023年的中文出版界集中出现了多本女权主义译作，除了（半）学术类的书籍（当然上野千鹤子的书占了其中半壁江山），也不乏畅销小说，比如来自韩国的《她厌男，她是我女友》。在这些作品的豆瓣评论区里往往不乏复制粘贴的恶评，而这些评论用户的豆瓣主页，大部分都是关注0人，被关注0人。“厌男”这个词，似乎有某种魔法，强烈刺痛男性的神经，滋生出巨大的攻击性和恨意。同样是2023年，妚鹤的原创小说《她对此感到厌烦》被网友称作“女权启蒙网文浪潮先锋”，自出版以来数月占据“科幻奇幻小说一周热门榜”榜首，至今豆瓣9.0分。小说没有异性恋感情线，只有事业线，讲一个女性穿越到一个游戏中，因为厌烦了对男主的攻略，厌烦了对男性的迎合，最后打碎了游戏中的选项。一些评论认为小说过于说教和脸谱化，但它击中的女性集体性时代情绪显而易见。父权如此根深蒂固，男女在性别意识上相差几个世纪。厌男并非针对个体男性，但是也并不存在没有享受过性别特权的男性，在一篇关于《我，厌男》出版事件的报道中，作者联系了阿尔芒热，向她问出了很多无法接受这本书的男性的控诉：在这个社会同样遭受无视，没有感受过特权或者优待的男性，也要被厌男的话语含括吗？阿尔芒热的在回复首先说道：“我的身边已经没有这样的男人了。（你提的）这个男生读了这本书吗？”接下来她说：“让我伤心、让我有点疲倦的是，这些在各方面看起来都非常友善和善良的男人，当他们做出如此过激的反应时，他们只想到了自己。……当我们谈论‘男人’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某个特定的人，而是在谈论允许男性肆意妄为，且不必承担任何后果的制度，以及因此受益的人。如今，要说一个男性从未从父权制中获利，这是不可能的。就这么简单，事情就是这样。你（指男性）必须接受。”然而，即使再多的阐释性劳动，也无法促生男性对这种女性之“厌”的理解和对女性处境的感同身受。这本身就是不平等权力的体现，因为上位者无需共情和体察下位者，尤其当ta们相信自己并没有对下位者做个体层面的压迫。不仅不尝试理解，很多男性还以这个“厌”的情绪表达正当化自己的偏见和攻击，以此作为女性的厌男批评是“情绪先行、缺乏理性”的证据。上方提到的报道的作者在《我，厌男》的出版风波后，先后走访了书的责任编辑、男性读者和原作者之后发现了一个事实：“女性总是在解释，试图获得理解，并为此感到痛苦，而男性则可以轻松地否定一切。”事实上，泰晤士报对《我，厌男》这本书的评价是“炽热激情与冷静克制并存的杰作”；厌恶这本书的男性读者们以极尽情绪化的反应切断了自己理性的认知路径，反而指控女性作者们的情绪化。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恰恰是在复制和巩固几千年来的父权控制手段——制造“泼妇”和“疯女人”。制造“疯女人”太过简单，写出著名《人渣宣言》（SCUM Manifesto）的瓦莱里·索拉纳斯（Valerie Solanas），因其激进的言论和刺杀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行为被视为一个胡说八道的精神病人，即使她激烈的话语中不乏革命性的真知灼见；真的患有精神病并长期谩骂伤害ta人的尼采，却因其滚烫的文字而被后人追捧庆祝至今。第一波女权主义领袖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因为试图争取女性选举权而被称为一个“疯子”；严重酗酒的海明威发展出严重的抑郁和偏执，最终举枪自尽，温斯顿·丘吉尔情绪波动极大，最终确诊患有双相情感障碍，这些精神疾病却成了这些男性的传奇的一部分。对于男人和女人，表达情绪的成本从来不是平等的。2018年美国心理学教授福特（Christine Blasey Ford，女），指控当时刚被特朗普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男）在学生时代对其进行性侵。福特在听证会上极尽克制自持，而卡瓦诺毫无节制地释放情绪，公众却将此解读为福特在撒谎，否则怎么会那么冷静，而卡瓦诺是被诬告了，否则怎么会那么激动。想象一下，这个性别角色如果颠倒过来，公众的反应又是如何？女人和男人，没有同样的愤怒的资格，但这正是我们需要保持愤怒的原因。说出“我，厌男”，说出“我对这一切感到厌烦”，说出我们的愤怒，正是觉醒的进程。从“顺从的陷阱”觉醒后，我们必然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也必然会对这个世界感受到更强烈的“厌”。愤怒是负担，但也是养分和能量。女人的愤怒是可以推动时代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而我们现在可以再一次证明。知名学者莎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在情感政治领域有很引领性的理论研究，她指出情感不仅仅是个人的某种心理状态或性情，也在社会中流动和积累。在这样的情感经济中，情感，即使是常规意义上“负面”的情感，也是建设性的，某些情感（如恐惧、厌恶、爱）附着在特定的身体或群体上，将主体们“粘着”（sticking）在一起，它们通过这种附着的强度让个体与社群结盟，让个人身体空间加入社会空间，从而塑造政治行为、决策和集体认同，产生社会和政治效果。不舒服、不适应等负面情感的政治潜力，正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动力。而主流社会对于所谓正面的情感，比如幸福的理解，被限制于既有的权力结构中，对幸福的追求常常被用来维护现有的社会规范和权力结构，而忽视了边缘群体的声音和需求。这照应到我说过的顺从的诱惑，跨越顺从的诱惑就是跨越虚假的幸福的承诺。以顺从交换而来的“幸福”可能是真正的幸福吗？那只是由ta人定义和分配的规训装置。在《她对此感到厌烦》这本小说中，女主最终选择了带着痛苦和愤怒挣扎，而不是闭上眼睛幸福沉沦。因为她明白，很多被这本小说激励的读者也明白，女人的愤怒是很好的愤怒。当我们对父权的种种感到厌烦、失望、愤怒，我们就已经启程。因为“情感促使我们采取合适的行动；接近某些人和某些环境，而远离另一些；让我们爱抚或拥抱，战斗或逃离”。“情感涉及靠近和远离他人，这样他们就塑造了社会的轮廓和身体的空间。”
你或许听过这样一句话：“安分守己的女性难以名垂青史”（Well-behaved women seldom make history）。这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劳雷尔·撒切尔·乌尔里希（Laurel Thatcher Ulrich）在上世纪70年代写下的一句话，之后成为一句流行语，出现在马克杯和T恤衫上。2007年，乌尔里希又以此为标题写了一本书，关于三位名女人：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诗人皮桑（Christine de Pizan）、上文提到的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领袖伊莉萨白·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以及20世纪作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乌尔里希考察了她们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也就是她们打破了做女人的规矩，从而让自己没有被历史淹没的人生选择。当然，乌尔里希要传达的并不是“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这么两极和简化的观点，而是揭露某种关于历史的真相——历史的本质就是女人顺从“历史是男人塑造的”这一迷思的历史。厌烦、不满和愤怒的情感，是让女性不再顺从、从而改变历史的关键，而深刻觉察这些情感并以此为驱动的女人，在历史上，甚至至今，不可能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好女人”。所谓“恶女”，其实不必是一个形态上无比张扬脱轨的符号式形象，茹斯汀·特里耶的电影《坠落的审判》就是一场对于所谓“恶女”的审判。片中的女主角桑德拉看起来是一个生活规整甚至美满的作家兼妻子，但她的所谓“出格”之处，在影片的审判过程中被一层层“揭开”。她个人存在的一切，包括双性恋的性取向、个人远超丈夫的成就，以及对丈夫的厌恶和愤怒，都成为她是“恶女”的证据。她不是一个听话顺从的贤妻，她的愤怒和强悍，正是她的“罪恶”。影片的结局是桑德拉得以全身而退，回到自己的生活，但也仅此而已，对于“恶女”，她最大的胜利也不过是逃脱审判、自证清白、不被烧死，并不会得到任何奖励。导演茹斯汀以一个生活优渥、事业成功的非典型女性形象，揭露了没有女人能幸免的典型性残酷处境。但《坠落的审判》也暗示了，做一个“恶女”正是这种处境的可能突破。2018年，伦敦的皇家歌剧院上演了由科斯基（Barrie Kosky）执导的新版歌剧《卡门》，卡门这个歌剧中知名的蛇蝎美人，本来的结局是死在了对她爱而不得的男人何塞手里，然而在新版《卡门》中，卡门拿起何塞的手枪向对方开火。
制作方改变结尾，是为了回应每年众多女性遭伴侣杀害的现实。由一个男人创造的悲剧女子卡门，在新一代人的重写下，成了一名女权主义“恶女”，并活了下来。所以，成为“恶女”并不难，女性只需要反击（并最好能活下来），就会得到“恶女”的认证。成为“恶女”也足够解放，因为女性一旦觉醒，就不再能忍受历史的漠视、社会的敌视、男性的轻视，因此女性有了驱动重塑历史、改造社会、挑战男性，直至她们开始创造自己的生存空间，重新定义自己的存在。这样的重新定义已经在发生，而且我们都在参与。阿曼达·蒙特尔（Amanda Montell）在《语言恶女》（Wordslut）一书中强调对语言的“收复再定义”（reclaim），“将长期以来被用来攻击我们的语言收复回来、重新定义”，并从中汲取力量。“收复再定义”最成功的词语总是出自文化中最受压迫的群体，因为在以男性作为叙事主体的语言中，女性或性少数难以避免被当作侮辱的客体，比如“酷儿”（queer）这个词曾经是针对同性恋者的辱骂，而现在成为了一个自我肯定的身份认同，指代不符合主流性和性别规范的人。众多对女性的侮辱性词汇也在经历收复， 比如“bitch”“ho”“dyke”“cunt”等词语仍然被用来辱女，但也已然演变成了女性群体内部的爱称，许多年轻女性会称自己的朋友为“bitch”和“ho”。黑人女性音乐人更是将“bad bitch”这个短语正向化，指代有魅力的自信女人，比如蕾哈娜的“Bad Bitch”（翻译为 《大飒姐》)。《语言恶女》一书总结，在这个收复的过程中，为了减少性别羞辱带来的伤害，我们可以采取的第一步是避免用它们来辱骂别人，而是只在褒义的语境中使用它们；或者，我们可以完全摒弃它们，毕竟并不是每一个侮辱性词语都能被收复再定义。这两年简中互联网也在发生这样的过程，一些女孩这样使用“娘们儿”这个原本侮辱性的词：“这个女人太飒太娘们了！” “打拳”也从一个原本嘲讽女权的污名化词语，被收复并重新定位为正面的意思。简中还有一条重塑语言的路径，虽然不能算是收复再定义，但思路相似，那就是切割开负面语言与女性的联系，比如不再说“X你妈”，非要说就说“X你爹”，不再用“傻bi”，而是改用“傻diao”，或者把相对正面的语境与女性相关的称谓联系在一起，比如不说“老天爷”，而是说“老天奶”，不说“太diao了”，而改说“太蒂了”。这些语言实践看似微小而日常，但性别偏见正是由这些微小的单位堆积，也体现在语言最末端的微血管。现有的性别世界由男性为主体的语言建构（典型体现就是脏话、炫耀自己性经验、彼此夸赞和打压），也就有机会通过女性以自己为中心的语言进行重新建构，以至创造。做一个语言“恶女”，拒绝和分解父权的语言，并以自己的语言大声说话，也是在对抗女性长久以来在语言和历史上的失声。如学者切瑞斯·克莱默雷（Cheris Kramarae）指出，对自己的经验命名就是一种权力，而女性长期被剥夺了这种权力。简中世界近年对于“三八妇女节”也在做收复，只是我们不是在重新定义，而是让它恢复原有的名称和意义。随着商业和资本成为某种绝对话语，三八妇女节在过去十年间成为了“双十一”一般的女性营销时机，出现了“女神节”、“女王节”，甚至2016年前后一度风行“三七女生节”。“女生节”的发明逻辑十分恶臭——“与三八差一日”。经过女权人士的呼吁与行动，“女生节”近年基本消失，而且每一年都有人孜孜不倦地科普为何“妇女节”中“妇女”一词有不可替代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并强调“我不是女神，我就是妇女”，或者把“妇”字解义为充满力量感的“女力可推山”，以此收复“妇”这个字本该有的含义。今年妇女节的氛围尤为可喜，“妇女节”的名称显著回归，“女王节”“女神节”虽然还没完全退场，但在很多女性意识较强的圈层已经完全不再流通。主流媒体的妇女节内容多了更用心的对妇女节意义的历史梳理，以及对女性偶像的致敬和追念（比如林徽因和吴健雄）。商业主体们也开窍了一些，开始注重女性力量的体现，避免刻板印象和爹味说教，一些仍在重复两三年前妇女节营销套路的商家则被群嘲和抵制，经历大翻车。虽然这种种抵抗中，维护女性实在权益的声音还远远不够响亮，但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切体现了一种很大程度上自发性的女性意识的发酵。而在相关的事件中，民众、媒体、官方，各个行动方的反应和互动，共同构成了“收复”全景图。对三八妇女节的“收复”，展示了在艰难的环境下仍在像野火一样蔓延的女权主义生命力。虽然我们的空间在被不断压缩，但这也促发了更多“恶女”的觉醒。无论对于婚姻的陷阱，还是包装消费主义的空洞女性口号，我们都看得益发清晰，而我们的不满和愤怒就是争取权利的动力，会给我们指向未来的方向。引用《语言恶女》的译者李辛在一篇采访中的发言：“如果我们只关注远方，很容易陷入个人与庞大事物对抗时不可避免的，螳臂当车的无力感和绝望感，但是长远的未来是由近处的未来铺就的，大的变革是由每一个小的改变奠定的，而改变我们使用的语言，就是这样一件每个人都能做、每个人从现在这一刻就能开始做的事。”知名作家阿迪奇（Chimamanda Ngozi Adichie）在2013年做了一个精彩的演讲，叫“我们都应该是女权主义者（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s）”。在其中她说到：“前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在（我所在的地方）做一个年轻女性意味着什么，然后被告知，写得太愤怒了。我当然愤怒啊！我的确愤怒。性别如今运行的方式就是一个巨大的不公正。我们都应该愤怒。长久的历史以来，愤怒都会带动正向改变；但在愤怒之外，我也感到希望。因为我深切地相信人类有能力自我改造和创造，成为更好的人。”女权主义应该是治愈的，而不是被悲切和创伤统治，这样我们的抗争才可能持续。但与此同时，愤怒本身也是建设性的。愤怒这种被父权社会冠以禁忌的、不适当的、不得体的“女性”情绪，恰恰能够让我们察觉“有哪里不对”，让我们得以自救、逃离、抗争，和寻求更好的人生。在充分的伙伴支持下，愤怒并不指向对ta人的伤害，而是可以成为一种让我们奋发的武器。当我们拒绝做一个“好女人”，不再“安分守己”，觉察和尊重自己的感受，大声拒绝、回击和要求，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塑造，我们就开始找回主体。但与此同时，请记得寻找同伴，并从中汲取希望。请记得保存自己，每一天都争取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因为最难的不是抗争，而是持续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