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铁成：双槐树遗址——古国时代的绝唱

中华文明1万年前萌芽，历经4000年发展，6000年前开始逐步形成，中国历史进入“天下万邦”的古国时代。在灿若星辰的以城池或环壕聚落为都邑的古国中，被学者们称为“河洛古国”的郑州双槐树遗址以庞大的规模、天人合一的气度、社会新秩序的创立成为古国时代的绝唱。

最早的百万平方米环壕大邑

人类文明形成于山水之间。高山磨炼了人们开拓奋进的意志，大川给予了人们创造生活的源泉。位于嵩山之下、黄河之畔的双槐树遗址占尽了天时地利。

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嵩山是最早跃出海平面的陆地，经过25亿年的发展演变，形成了完整独立的山脉体系。高山育大川，天雨从嵩山穹顶向四周散开，形成了众多河流，汇入山北的黄河和山南的淮河。这种山河一体的环境造就了良好的山前台地和河旁冲积台地，加之气候上又属于暖温带山地季风气候，为各种植物生长和人类耕种提供了良好场所。考古学证明，这是人类文明创造和发展的最佳环境，嵩山地区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早在50万年前，嵩山地区已经有了人类活动，5万年前，嵩山地区的古人完成了向现代人类的进化。1万年前，李家沟的人们开始了文明的起源，9000年前，裴李岗的人们开始了文明的奠基。正是在这一基础上，5300年前，双槐树的人们开始了文明形成的最后冲刺。

双槐树遗址处于嵩山与黄河相会的怀抱中，他的南面是嵩山，北面是黄河，既是山前台地，又是河旁冲击台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数千年的文化积淀，使他厚积薄发，快速成长 。

双槐树遗址之所以在这里产生，应是经过了精心的考察。这里是四塞之地，南有嵩山为屏，北有黄河为障，东有武牢雄关，西有邙岭逶迤，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巩固不拔”之所。这里是一个神奇之地，黄河与伊洛河在这里交汇，被人们称为洛汭，这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地方，传说伏羲在此观测河洛汇流形成了八卦思想，开启了中华民族文化之源。这里又与古代人们心中的天室嵩山南北遥遥相对，形成一条罕见的轴线。南以嵩山为阙，北以大河为屏，双槐树的人们在这条山与河、天与地的轴线上立下了家国的基石。

双槐树遗址早在9000—7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有人类生活，到了5300年前后，开始建造他们盛大的都邑。双槐树都邑的建设经过了科学规划，他们在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面积约117万平方米的荒坡上，用版筑的方法修建台地，而后规划开挖了用以护卫家国的三重环壕。内壕周长残存1000米，上口宽约7.5米，深6.15米，在其东部发现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中壕周长残存1500余米，上口宽30.5米，深9米，在其北部发现有宽达10米的道路出口。外壕周长残存1600余米，上口宽17.2米，深10.5米，在其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三条环壕之间有沟渠连通用于向壕内输水。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

双槐树遗址是迄今发现的那个时代规模最为庞大的都邑，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第一座面积超百万平方米的三重环壕的都邑。在黄河流域6000—5000年前那段风云际会的时期内，在双槐树遗址周边，有着众多的古国，但他以三重环壕和117万平方米的庞大规模在同时代的50万平方米的大地湾、80万平方米的杨官寨、72万平方米的北阳平、40万平方米的西坡、30万平方米的仰韶村、80万平方米的苏羊、70万平方米的大河村、80万平方米的大汶口等都邑面前，毫无疑问成为傲视群雄的霸主。严文明先生赋诗赞曰“巩义双槐树……城壕围数重……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

最早的中轴布局礼仪气象

在三条环壕护卫的宏阔版图上，双槐树的人们对生活场景和社会秩序进行了非同凡响的布局，这个布局彻底改变了此前聚落建设的传统模式，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考古发现，双槐树遗址由三条环壕、四处墓葬区、三座夯土祭台、一处大型夯土广场、两座大型院落殿堂建筑、宫城式围墙、大型居住区、水苑等组成，形成了一个布局极其鲜明的不同于以往的社会场景。

沿遗址中心线跨进内壕环卫的中心区域，迎面是大型墓葬区。在几座规格非同寻常的大墓环绕中心，是一座用夯土筑起的庞大祭台，祭台残长19.6米，残宽13.3米，残存面积260平方米，上有建筑柱础遗存。这是黄河流域第一次发现夯土祭台建筑。

墓葬区之后，是面积至少在40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版筑广场，广场夯土厚度达2米多，最宽处有10多米，长度达100多米，这是中国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大型版筑广场。

大型版筑广场北面，建有与祭台同时期的面积达1800平方米的巨大院落，随后又在其上建起了一条南北道路，在道路东西两侧对称坐落两处大型院落基址，一处残存面积1600平方米，一处残存面积1300平方米，西边院落的门庭为三层台阶的高台建筑，东边院落的门庭为一门三道的礼仪建筑。两个院落中有殿堂建筑。这是中国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高台建筑、第一次发现一门三道的门庭建筑。

在两处殿堂之后，是一道内有木柱、长约370多米的夯土墙，夯土墙与内壕北部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区域，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在夯土墙东端的内侧拐直角又出现一道围墙，两道墙向东并行与内壕东部闭合。在并行约35米处有相通的两个门道，两处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这是中国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瓮城结构的防御设施。

围墙内，是三排以殿堂为主体的大型居住区，每排三座殿堂，中间一座面阔五间，两边两座面阔三间，对称分布。殿堂前建有廊柱，殿堂之间建有通道。这是中国史前遗址第一次发现中轴对称的建筑形式。第二排中间的殿堂，面积达220平方米，殿堂南门前的地下埋有以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北斗九星图案北面的房屋中心内埋葬一只头朝着门道的麋鹿，旁边还埋有一只完整的家猪。大型居住区内的殿堂均建在台基之上，一改此前殿堂半地穴建设模式。三排殿堂后面是水苑遗存，这也是中国史前遗址中的第一次发现。

站在水苑遗址回望，蓦然发现，双槐树遗址南眺天室嵩山，进入内环壕是祭坛和大墓，而后是大型版筑广场，而后是对称分布的两处大型院落，而后是防卫森严的半月形大型居住区内的三排殿堂，而后是水苑所在。双槐树遗址的布局竟然是一个由中轴线穿起的、层层递进的、功能各不相同的、井然有序的崭新世界。这是陌生而又熟悉的布局！此前所有聚落遗址都不曾有过这样的布局，此后，凡都邑者哪个不是以此为滥觞呢。遥望天室嵩山，这是敬天啊！将祭坛和大墓作为环壕内的第一场景，这是法祖啊！用高墙把前面的两座院落与后面的大型居住区分开，这是“前殿后寝”将国事与家事分开啊！以中轴线将这些重要区域和建筑串联起来，这是彰显君权受命于天的理念啊！这是体现以权力为核心的等级观念啊！这是创立礼仪规制建筑的新秩序啊！

王巍先生认为：“双槐树遗址大型建筑群不仅在规模上是全国同时期遗址中最大的，而且其所具有的中轴线左右对称理念以及前后几座建筑纵向排列的格局，都是迄今为止在全国所见年代最早、最具有开创性的。”

以双槐树遗址中轴建筑的出现为标志，中国的中轴线观念诞生了，递进有序的新秩序诞生了，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最早的天地人和理想世界

双槐树遗址发现了很多此前以及同时期的其他聚落不曾有过的遗存和现象，他们显示，双槐树遗址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充满天地人和意境的都邑。

双槐树遗址三重环壕的布局展现了天地一体的气象。双槐树遗址坐落于丘陵之上，周边沟壑险峻，开挖三条环壕绝不单单是为了防御，而是蕴含了深刻的含义。远古时期人们通过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形成了上为天、下为地、中间为人的三位一体宇宙观。在后来的生活生产活动中，人们又发现，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而四个季节的轮换都与太阳在天空中的运行轨迹有关。在四个季节中，春秋两个季节，太阳在相同的轨道运行，形成了一个圆环，冬夏两个季节太阳在不同的轨道运行，形成了两个圆环，三个圆环竟然演绎了天地间的春夏秋冬。人们还发现，月亮也是周而复始有规律的在运行，上弦月、满月、下弦月三种状态形成了一个周期。这么多现象都与“三”有关， 真是太神奇了！于是，“三”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深地印记，以至于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形成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著名观点。于是，“三”成为中国古代意义最为深奥和崇高的概念。双槐树遗址的三重环壕对应的是天象啊！分明体现了天地一体的宏伟气象。双槐树遗址三重环壕的布局，开创了后世都城建设郭城、内城、宫城三重城基本规制的先河。

双槐树遗址大型居住区中心内中心殿堂中心门廊处埋藏的北斗九星图案，呈现了承天之命的愿望。远古时代，人们最主要的生计是农业生产，而天象是农业的立业之本。人们发现天象有冬暖夏凉之分，而北斗星的斗柄指向变化可以准确确定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个节气的到来。按照北斗九星的变化指导农业生产不仅可以获得丰收，还可以避免损失。于是，神奇的北斗星像成为人们的崇拜。双槐树遗址在最核心最重要的殿堂门前埋上北斗九星图案，显然殿堂内居住的是遗址内最有地位并且熟知天文的古国首领，他掌握着沟通天地的巨大权力，他以这种方式设计自己的居室，住着方形建筑，南门口放置“北斗九星”，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上天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北斗九星遗迹的上端完整埋放着古人眼里的瑞兽麋鹿，呼应天上北极，预示主人可以骑着麋鹿，飞升天室，沟通天地。在麋鹿边上埋放家猪，更与人们心中的天象有关，古人把猪作为北斗“天理”的象征。北斗九星图案的这些组合，显然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是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的典型代表。

双槐树遗址以中轴线为核心的布局，践行的是“天地之中”理念。嵩山地区的人们在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中，形成了“天地之中”宇宙观，而这一宇宙观又演化成了中华文明“中”“和”的文化传统。《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意为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和”意为均衡有序，和谐稳定。双槐树的人们将“中”“和”理念落实在都邑建设中，呈现了以中为尊、均衡对称的布局，象征并强化了社会权力的崇高性和礼仪秩序的重要性，意在追求天地万物的调和、社会成员的安定，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双槐树遗址一系列天地人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创造，体现了对于天地的尊崇，而这种尊崇体现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追求，正是这一追求，才使中华文明有了5000年发展不断地强大生命力。

最早的古代农桑文明社会

中国古代是以农桑为根本的社会，农业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而植桑养蚕缫丝解决了人们的穿衣问题，中国的农桑生产几乎主导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个过程，也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起源于中国的水稻当今以世界粮食总量近三分之一的比例养育着人们，创造于中国的丝绸不仅让人们衣着舒适华丽，更是以传播过程中形成的丝绸之路，对世界文明的交流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的稻粟农业起源于1万年前已经有考古发现得到证实，而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丝绸创造于何时在相当一段时间没有找到答案。1926年，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西阴遗址发现了半个已经炭化了的蚕茧壳，年代距今6000年前左右。1978年在河南莪沟遗址发现了两个距今7300年前的陶制蚕蛹，这半个蚕茧壳、两个陶蚕蛹是目前发现的与蚕有关的最早文物遗存，但尚不是丝绸。

1983年好消息传来，人们在双槐树遗址东边青台遗址的瓮棺中，发现了5500年前的丝绸纺织遗存，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丝绸纺织品遗存。这些在显微镜下呈钝三角形的丝为桑蚕丝，织品是蚕茧进行多粒缫制加工的长丝经纬纺织而成。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品质地轻薄稀疏，丝缕纤细，已有纱和罗两个品种。引人瞩目的是，青台遗址出土的罗已经过练染，呈浅绛色，这是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经过练染的纺织物。青台遗址丝绸实物的出土，说明5500年前青台人就已经谙熟养蚕缫丝技术，并且能纺织练染出精美的丝织品，为丝绸织品起源于中国提供了毫无疑问的实物证据。青台遗址丝绸纺织品的出土，使丝绸产生的时代得到了廓清，但所用蚕丝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仍然不清楚。

双槐树遗址揭开了最后谜底。在双槐树遗址的墓葬内，人们不仅发现了丝绸存在的遗迹，在内环壕居住区内，人们还发现了迄今时代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这件用野猪獠牙制作的蚕雕，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背凸腹凹，头昂尾翘，呈绷紧的“C”形姿态，它的身姿很肥硕，不像野蚕那么瘦小，与现在家蚕结构几乎完全一致。它的动态不是“S”“L”“Z”形态的走蚕或其他形态，而是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的“C”形姿态。牙雕家蚕通身有明显打磨痕迹，目的可能就是使它更透明、泛黄，接近于吐丝时的状态。这是一条形象逼真的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双槐树时代，蚕已经被人工驯化。

双槐树遗址与丝绸有关的文物遗存的出土，使得丝绸起源的诸多谜团得到彻底解决，它与青台、汪沟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丝绸实物一起，证实了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养蚕缫丝，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先生认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除了双槐树为首的聚落，全国其他地方还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从这一角度讲，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双槐树等遗址有关丝绸遗物的发现，毫无疑义地宣告中国古代农桑社会自此启幕。

最早的兼容并蓄多彩之邦

距今5000年前，中国各地的发展风起云涌，各个文化区都以自己特有的模式快速发展，呈现出百花争艳的绚丽景象，庙底沟遗址的花卉彩陶、西坡遗址的庞大殿堂、凌家滩遗址的精美玉器、牛河梁遗址的雄浑祭坛、姜寨遗址的向心式布局、河姆渡遗址的雕刻艺术等标志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的最新成就，在这五彩缤纷的发展场景中，双槐树遗址因位居“天地之中”而形成的辐辏天下、八面来风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各地区文化交流的中心，双槐树的人们以博大的胸怀，兼容并蓄，在汲取各地文化精华的基础上，阔步发展。

在双槐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在这些文物中有相当多的文物带有浓厚的异域色彩，说明这些文物来自周边地区。在双槐树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来自东边的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山东的新石器时期代表性文化，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陶器，还有精湛的刻符，双槐树遗址中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代表性器物折腹鼎、背壶等。有来自东南的双墩文化的器物，双墩文化是‌分布于安徽淮河流域新石器时期的代表性文化，该文化以出土的陶器刻画符号和陶塑人头像为主要特征，这些刻画符号被认为具有表意功能，是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双槐树遗址中发现了双墩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靴形器等。有来自南边的屈家岭文化的器物，屈家岭文化是湖北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代表性文化 ，屈家岭文化的蛋壳彩陶、彩陶纺轮和陶塑的红陶小动物最具特色，双槐树遗址中发现了屈家岭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双腹盆、双腹豆、双腹碗以及薄胎斜腹彩陶杯等。此外，在双槐树遗址中还发现了安徽薛家岗文化的折腹杯、上海松泽文化的折肩折腹壶、重庆大溪文化的陶杯等。

各个文化区代表性器物在双槐树遗址中的一起出现，形成了一个多彩社会，表明双槐树的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了主动吸收而非排斥的态度，彰显出嵩山地区的文明此时已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这也成为后来中华文明的底色，使中华文明从形成阶段就具备开放包容的特性，也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和文化特性，为中华文明不断涅槃再生奠定了基础，形成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发展的重要特征。

最早的文明时代壮丽绝唱

中华探源工程认为，中华文明是在6000—5000年前的古国时代初步形成的，形成的重要标志是，农业取得显著的发展，手工业开始高技术含量的专业化，百万平方米都邑的出现，社会阶层发生严重的分化，金字塔式社会结构的形成，暴力与战争成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双槐树遗址所呈现的正是这一激荡人心的恢宏场景，双槐树遗址与此前各地的遗址遗存相比，无论内涵和形式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现了迈向文明的华丽转身。

真正意义上的都邑形成了。所谓都邑，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期的产物，它具有庞大的规模，既是一个区域人们生活、生产、文化、政治活动的中心，又对周边地区产生重要的影响。双槐树遗址面积达到117万平方米， 都邑内仅墓葬就发现1700余座，遗址面积在同时期的遗址中规模最大，王巍先生评价：“是黄河中游地区同时期最高等级的遗址。”双槐树遗址周边还有一系列的小型聚落，形成了一个众星捧月式的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庞大聚落群，双槐树遗址是中国5000年前第一个面积规模突破百万平方米、拥有三重环壕的庞大遗址，不仅自身规模庞大，对周边也具有重要影响力，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古国都邑。

强盛的经济实力形成了。双槐树遗址规模巨大，工程浩繁，有人计算过建设这样一座都邑的工程量，仅三条环壕开挖土方的工程量，就达70多万立方米，还不包括平整台地和修筑防护墙的土方量。如此巨大的过程，其背后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是难以完成的，这充分表明，双槐树古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的水平，这从丝织品的出现、各类精美陶器的制作等社会发展景象得到证实。

社会阶层分化形成了。双槐树遗址尽管地处险要，但是，还是开挖了三条环壕护卫，并且在内环壕内，又筑起高墙对中心居住区进行特别的保护，说明已经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有一批特殊的人群诞生了。此外，从墓葬也可看出端倪，尽管墓葬内的随葬品没有大的差别，但是在墓葬位置上，还是有区别的。一些形制规模大、手握玉钺人的墓葬埋葬在中心墓葬区大型夯土祭坛的周围，这些墓葬的主人显然与其他人不同，享有特殊的礼遇。这些情况在过去的遗址墓葬区中是没有出现过的。王巍先生说：“双槐树大型围沟聚落，特别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的发现表明，距今5300年前，中原地区的社会分化较之于5800年到5500年情期间在河南西部的铸鼎原遗址群所看到的状况更为严重。”

金字塔式社会结构形成了。在双槐树遗址出现之前，全国各地区的聚落遗址在平面布局上，一般呈现环状结构，特别是公共活动空间更是如此，如西坡遗址中四座大型建筑基址围绕在广场周围的布局、姜寨遗址所有建筑环广场布局等，彰显了社会成员的平等地位。双槐树遗址的布局出现了重大改变，高等级建筑群位于正中，几座建筑同一方向，以中轴线贯穿，前后递进。建筑的布局改变彻底颠覆了原来氏族成员平等的社会秩序，形成了只有少数权力成员居中而尊的新秩序。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形成了。 王巍先生认为：“这样一种呈中轴线对称、前后数排建筑平行排列的布局，开启了中国古代都城宫室制度的先声。”

强有力的权力机构形成了。双槐树遗址的规划思考周密，布局井然有序，建设工程巨大，是一个浩繁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进行协调统筹是难以完成的。此外，双槐树遗址建筑呈现出的全新理念也告诉人们，遗址和建筑的布局及其形式无不在为权力集团服务，核心建筑居中面南而建，重要殿堂夯筑高台而立，主要门庭一门三道，等等，这些迄今首次在中国建筑中出现的现象，无不是地位、秩序的体现，权力集团以建筑的形式凸显自己的威严，保持自己不容挑战的地位。

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基因形成了。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双槐树遗址呈现出全新的社会气象告诉人们，中华文明重要特性的基因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 双槐树遗址呈现以人为本、崇尚实用的发展模式，没有把创造的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没有过分地消耗人力物力，从而保障了社会再生产的持续运转，形成了向更高级文明社会不断发展的长久之势，形成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连续性基因。在迈向文明的浩浩进程中，双槐树的人们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在建筑布局、建筑式样、丝绸纺织、精神理念等方面创造了一系列辉煌成就，形成了杰出的创新创造基因。双槐树的人们在发展进程中，秉承天下大同的理念，追求社会成员的平等，在双槐树遗址的墓葬中，没有出现随葬品数量悬殊的情况，这种社会发展理念，使全社会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孕育了家国一体的统一性基因。双槐树遗址居天下之中、八面来风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在迈向文明的过程中，既善于创造自己的文明，也善于吸纳其他地区的先进文明，双槐树文化中的一些文明元素都能在周边文化区中找到更早的传统，兼容并蓄的胸怀形成了包容品格的基因。嵩山地区形成的“天地之中”宇宙观，体现了对称、平衡、有度的辩证思想，深深影响了双槐树人，他们采用中轴线的方式实践了“尚中”的理念，用崇尚北斗九星的敬天行为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用实施社会成员相对平等的制度确保社会的平衡稳定，形成了“尚中求和”的和平性基因。

李伯谦先生豪迈地评价：“双槐树遗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尤其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给我们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北斗九星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遗迹的特点，也为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主根主脉有望追溯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