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朝鲜和韩国的紧张局势引发各方高度关注。
10月15日中午12时许,朝鲜在军事分界线以北炸毁朝韩公路的部分路段,韩国军方则鸣枪警告,双方正式由“嘴炮”进入“热对抗”。
许多朋友对朝鲜这个神秘的国家非常感兴趣,那么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来的、又有怎样的基因呢?
本篇便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
金日成幼名成柱,早年随父母一起逃亡东北,青葱岁月里,金成柱曾就读于吉林市毓文中学,受到了若干年后的人大历史系主任尚钺老师的启蒙。
尚先生是早期党员,在他的影响下,金成柱于1931年光荣入党,时年十九岁。
即金日成的履历中,1931~1945年间是我党党员,1945年之后为朝鲜劳动党党员。
金日成入党的那一年恰逢“九一八”,东北人民纷纷组织起游击队和义勇军抗击日本侵略。
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得力干部到地方上去拉队伍开辟武装斗争——杨靖宇去了南满的磐石游击队,周保中去联系吉东义勇军,李兆麟被调到珠河中心县组建游击队,赵尚志去了巴彦游击队,崔庸健前往吉东的宝清、虎林等地发展党组织……
1932年春,金日成受满洲省委下辖的东满特委派遣,来到安图县(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下属县)创建安图游击队。
安图县西南有一个著名的景区——长白山天池。
青春时代的记忆总是最美好的,当若干年后金日成登基大宝成为半个半岛的主人,便让宣传部门把这个天池渲染成了王朝的图腾。
而安图县境内发展起的这支游击队则被朝鲜正史认证为王师的源头,是嫡系中的嫡系,又称“游击队派”。
1932~1937年间,金日成率领麾下队伍多次参与对日军的袭击作战,逐渐声名鹊起。
在1936年的东北抗联队伍大整编中,金日成部被改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二军第六师。
杨靖宇任第一路军司令员兼政委,魏拯民任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二人是金日成的直属领导。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早年间主要在家乡河南一带组织农民运动;1929年赴苏联学习途中因故滞留沈阳,从此扎根东北的白山黑水。
第一路军时期,金日成的第六师大概有几百人的规模;因为以朝鲜族人为主,故又在抗联内部被称作“朝鲜师”。
作为活动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人,1936年年底,金日成成功与朝鲜本土游击队领导人朴金喆搭上了线。
或许大家对朴金喆这个名字会感到陌生,但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过另一个名字——甲山派(在朝鲜甲山郡一带活动)。
日后掌控朝鲜政坛的“游击队派”共有两股力量来源:一股是金日成率领的“抗联派”,另一股便是朴金喆率领的“甲山派”。
朴金喆是1956年平壤宗派事件中坚定支持金日成对抗延安派和苏联派的重要力量。
六十年代因势力太大引起金日成忌惮,1967年以“反对千里马运动”的罪名被拿下,翌年遭处死。
在吉林省长白县鸭绿江畔凭栏远眺,会看到对岸朝鲜惠山市方向一个高耸的纪念碑——普天堡战斗纪念碑。
时间回到抗联年代。
1937年6月,金日成率领的抗联队伍与甲山游击队联合策划了一起针对日军的作战。
话说一天深夜,金日成率约100名士兵进入朝鲜甲山郡;他们与甲山朴金喆部游击队秘密会合,形成了约150人的总兵力。
两军合并后杀入了中朝边境惠山市下属的一个小镇——普天堡。
日本方面驻守在此处的武装力量是一个派出所,事发当晚共有五名警察在岗。
当金日成部一百多人大兵压境时,派出所里的五名警察落荒而逃。
金部遂占领派出所,夺取枪支弹药,烧毁了当地日伪政府的事务所、邮局等公共设施,并散发了传单。
第二天撤退途中,金日成部与赶来追击的日本警察遭遇,激战中共击毙日本警察七人,击伤十余人。
此即大名鼎鼎的普天堡大捷。
放在今天的视角看,不少朋友会觉得只是一场玩笑性质的小打小闹,但放在当时此战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这是朝鲜被日本占领后的几十年间里第一次有朝鲜人自己的军队打回来,尽管只持续了一天时间。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此次事件高度重视,经过《东亚日报》的连续报道,金日成这个名字开始在朝鲜老百姓中间广为知晓。
原本东北日军悬赏捉拿金日成的赏金是2000日元,普天堡战斗后被提升为2万日元,飙涨十倍。
从政治意义上看,日本人的种种操作相当于免费为金日成做了一场效果空前的宣传广告,为他日后返回朝鲜掌权奠定舆论基础。
后来金日成在回忆录《与世纪同行》中这样写道:“我们通过普天堡战斗,使人们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用刀砍成两段,放火烧就像稻草一样燃烧的废物一样的存在。在日月都失去了光芒的祖国大地上,照亮了普天堡夜空的烈火,是预告民族复苏的曙光。”
普天堡大捷在朝鲜革命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按照朝鲜官方的说法:“(此战是)结束亡国历史、实现祖国光复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转折点之一”。
凭借着这场战斗,惠山市也成为朝鲜的革命圣地。
1936、1937年这两年是东北抗日联军蓬勃发展的时期,此前兵力不足万人的东北抗联至1937年底已发展为近三万人,编为11个军。
不过从1939年开始,日本大本营基于北上征伐苏联的考量,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大举投入兵力。
5月,苏日之间爆发著名的诺门坎战役;在对苏开战的同时,云集重兵的日军也开始全力围剿东北抗联。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杨靖宇、魏拯民等抗联领导同志先后蒙难,金日成则于1940年冬率第一路军百余人进入苏联境内。
金日成带去苏联的这一百多人以朝鲜人为主,后来大都成为朝鲜的开国元勋。
而整个抗联第一路军的高级将领中,除了第二军第六师师长金日成和第二军独立旅旅长伊俊山(满族)外,其他全部壮烈殉国。
1942年,分散突围至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联军各部被统一改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对内一般称抗联教导旅。
之所以挂苏军番号是出于保密考量——当时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理论上苏军不得介入涉及中国军事领域的事务。
抗联教导旅共有1000余人,其中有300多人是苏联籍华人或朝鲜人。
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政委),崔庸健任副参谋长,专职副旅长与参谋长均为苏联人,部队直属上级为苏联远东方面军副参谋长索罗金少将。
抗联教导旅的官兵在政治、物质待遇上同苏军完全相同,服装是全新苏军军装,军官实行薪金制,部队换发全套苏式装备。
在这支鸟枪换炮的队伍里,金日成任一营营长,苏联授予其大尉军衔,为当时朝鲜人中的最高军衔(另一个大尉是崔庸健)。
同为朝鲜族的崔庸健比金日成大了整整一旬,出生于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
崔庸健二十年代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于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任军事教官,按照当时的资历与地位看,崔的排位是在金之上的;那么为什么最后是金日成当了“天选之子”呢?
这其中,旅长周保中的引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1~1942年间,周保中多次向苏联主管领导写信汇报:“金日成是最好的军事干部,高丽人同志之最优秀分子……他是南满第一路军现在唯一的重要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两位牺牲后,只有金日成能继续肩负起南满游击指导之责。”
一方面有领导的推荐,另一方面金日成自己也非常争气。
除了过硬的军事素质和流利的俄语外,金日成多次在报告演讲中赞颂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比如称呼斯大林为:“朝鲜人民翻身解放的救星、人类和平的守护者、世界人民的太阳……”
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1945年金日成回到平壤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苏联红军纪念碑。
政治站位很重要啊!
1945年8月,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
不止是中国东北,朝鲜、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都在苏军这一轮军事风暴的范围内。
抗联教导旅在周保中的率领下参与了对关东军的侦察作战和对东北大城市的接收,之后他们迎接了的出关部队,被整合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一部分,周保中本人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
不过金日成等朝鲜族军官并未跟随周保中投入东北战场。
出于在朝鲜培植亲苏政权的考量,苏联货船“普加乔夫”号把金日成等朝鲜营的66名军官护送到元山港,之后参与平壤新政权的组建。
1945年10月跟随金日成一起返回朝鲜的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物——
崔庸健大尉,时任旅副参谋长,朝鲜人民军首任总司令,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共和国元帅(与金正恩同军衔,非金家唯一一人)。
金一上尉,时任副营长,后任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常委、内阁总理、国家第一副主席。
崔贤上尉,时任连长,后任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人民军大将,崔龙海的父亲。
崔勇进上尉,时任连长,后任朝鲜人民军大将。
吴振宇上士,后任朝鲜人民军元帅。
李乙雪上士,后任朝鲜人民军元帅。
……
抗联教导旅的一个营,几乎拉起了朝鲜整个开国将帅的班底。
1945年10月14日,三十三岁的金日成正式现身平壤,出席欢迎苏联军队的集会。
他穿了一身从苏军军官那借来的西装,左胸佩戴着苏军梅列茨科夫元帅颁发的红旗勋章,用并不流利的朝鲜语发表了演讲。
梅列茨科夫是二战期间苏军著名将领,1945年3月结束对德作战后调往远东任第一方面军司令。
同年8月份赴抗联教导旅检查工作时,梅列茨科夫要求周保中提供朝鲜营营长金日成的详细报告。
经过一番了解后,梅帅叫来了方面军政治处的一位处长,对其指示道:“请研究这个人。他应当回到朝鲜,那里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他认识的人也很少。在那里好好调教一下他,让他熟悉那个国家,熟悉那里的人。”
苏联宣传部门业务能力非常强悍,一番包装美化便将金日成宣传为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
由于这种真真假假的人格美容与事迹堆砌,使得今天有关金日成的履历扑朔迷离,甚至连美国情报部门也被搞晕了,傻傻分不清金日成与金成柱。
为了破除南方李承晚“金日成是假朝鲜人”的指责,苏联还安排了记者与金日成一同回万景台老家寻亲。
衣锦还乡的金日成把二十多年未曾谋面的亲戚朋友们聚集到了一起,大摆筵席,好不快哉。
按照苏联方面最初的设想,金日成是安排给朝鲜独立运动领袖曹晚植做副手。
不过随着曹晚植的“不识抬举”,苏联人暗中挑唆金日成向其发难,于1946年初将曹弹劾下台并处死。
待到1946年2月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时,委员长已经改由金日成担任了。
金日成登基大宝的最后一步离不开一个人的举荐和扶持——什特科夫。
什特科夫当时担任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8年起任苏联驻朝鲜大使),他向莫斯科力荐金日成作为朝鲜领导人。
考虑到金太过年轻,很多苏联高官一度反对什特科夫的用人建议。
官司打到斯大林那,得到批示如下:“朝鲜是一个年轻的国家,需要年轻的领导人。”
一锤定音。
为了帮助金日成建国,苏联还组织人代笔起草了一份朝鲜宪法——这些档案至今保存在莫斯科的档案馆中。
经过一番因缘际会,一个新的国家就这样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