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美双边合作涵盖多个领域，以安全、反恐、农业、卫生和太空等领域为标志。印美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包括多边和区域性平台上的合作），以“形式和功能”的稳定性为基础。虽然两国关系的稳定性主要依赖其“功能”——双方在印太地区的利益迅速趋同，不断加强防务关系，深化贸易投资联系，但“形式”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因此，双方加倍重视制度框架，以维护伙伴关系功能，避免受到短期或未解决的分歧（如市场准入问题）的影响。

当前，国家间冲突和竞争不断加剧，对于制度框架的重视还体现在诸如印美“2+2”部长级对话等协商平台的成果中。近年来，双方还重启了一系列平台，包括印美贸易政策论坛（TPF）、印美商业对话和印美CEO论坛。这些平台作为专门的合作渠道，确保一个领域的分歧不会妨碍另一个领域的进展；他们还扩大了伙伴关系的范畴（即“功能”）。

其中一个领域就是技术伙伴关系。2022年，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了《印美关键新兴技术倡议》（iCET）。

尽管印美空间技术合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而且印美科技（S&T）协议于2005年达成，但可以说，双方技术合作仍未得到充分发展，一大原因在于缺乏实现印美技术合作潜力的总体路线图。技术合作是一个有望互惠互利的领域，且美国可以从印度的规模化发展中汲取诸多经验，包括以下几点：

·印度通过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PI）成功实现了透明、安全的电子政务及普惠金融。

·印度太空领域自主探索获得成功，且性价比较高。

印度拥有快速增长的、充满活力的科技创业生态系统，这得益于 ·JAM 三位一体，即银行账户（Jan Dhan）、唯一身份识别（Aadhaar）和拥有可负担、高质量、能上网的移动设备（mobile ownership with access to affordable and high-quality data）。

·印度在培养高技能人才方面的长期优势。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印美两国双边关系在特朗普总统呼吁“公平和互惠”的贸易之下面临挑战，这些挑战包括美对印钢铁和铝制品征收关税（2018年3月启动）；对印度对特定美国出口产品（例如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关税的随意评论；以及暂停印度在普惠制（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简称GSP）下的优惠待遇，这导致印度对28种美国产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尽管美印双边关系在贸易领域面临挑战，但同时也通过基于共识的制度化进一步加深两国之间的战略联系，这使得战略关系得以避免受到贸易分歧的影响（例如，美印2+2部长级对话和美印战略能源伙伴关系）。特朗普政府还推动美国印太地区构想与印度对西北印度洋地区的重视对接。在防务关系方面，特朗普政府监督完成了在其前任巴拉克·奥巴马任内敲定的防务协议（如2015年AH-64E阿帕奇直升机的销售），并最终确定了额外的部队互操作性协议（即COMCASA和BECA）。

在科技合作方面，特朗普政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军事技术领域，允许印度有资格获得敏感国防技术。例如，特朗普政府取消了奥巴马时期对印度获取美制无人系统的限制，使印度成为第一个获得MTCR-1类无人航空系统（海卫士UAS）的非条约伙伴。

此后，印度海军于2020年租赁了两架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的海卫士MQ-9B捕食者无人机，这是印度首次根据《2020年国防采购程序》租赁国防系统。

此外，在建议“预先批准”对印度的许可证——即美国政府在印度提出建议书请求（RFP）之前预先批准采购许可证——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专注于通过直接商业销售（DCS）途径进行武器销售。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美国通过DCS途径授权向印度出售了超过30亿美元的防御性武器，其中包括关键组件，如军事电子设备、火力控制、激光、成像和制导设备。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除了国会对武器出口的监管外，美国政府还利用其行政权力，通过联邦通知将印度指定为战略贸易授权-1（STA-1）状态，使印度成为继日本和韩国之后第三个获得STA-1地位的亚洲国家，为民用空间和国防领域的技术转移铺平了道路。此外，STA-1地位也表明了美国对印度遵守全球出口管制制度记录的信心。

特朗普政府给予印度STA-1地位，意在加强双边技术合作。该举措认为这是“两国共同商定的步骤，以扩大在民用航天、国防和其他高技术领域的合作”。历史上，美国只授予那些参与全部四个出口管制制度的国家STA-1地位，这四项出口管控机制是导弹技术控制制度（MTCR）、瓦赛纳尔协定、澳大利亚集团和核供应国集团（NSG）。特朗普政府指出，印度是四个出口管制制度中的三个成员国（不包括NSG）。

印度与美国技术伙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包括签署《工业安全附件》（ISA）。该协议于2019年在印美2+2部长级对话中签署，旨在促进两国防务工业之间的敏感信息交流。

奥巴马时代的国防技术和贸易倡议（DTTI）也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出现新进展。在第9届DTTI小组会议上，双方签署了一份意向声明（SoI），以在特定项目上追求“详细规划”和“可衡量的进展”，如轻武器技术（LSAT）和空射小型无人机系统（UAS）。在第10届DTTI小组会议上，双方最终确定了一个DTTI标准操作程序（SoP）来识别和发展项目。双方还建立了DTTI行业合作论坛（DICF）并发布了“DTTI行业初步指导方针”，该指导方针已在印度和美国行业协会中分发。

尽管这些双边努力对于增强两国在敏感技术领域的互信至关重要，但遗憾的是，双边技术合作并未超出国防范畴。2020年2月，双方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时，也凸显了这一问题。这次会议虽将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但 “充满愿景与保持原则”的声明中并未覆盖太多内容，仍然主要集中于美国推动印度采用美国核反应堆技术以及ISRO和NASA在航天技术上的合作。

在拜登执政期间，印美双边关系在国防技术领域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进展。2023年6月，印度总理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拜登政府重申美国支持印度购买美制MQ-9B无人机。此外，在特朗普推动加强双边对敏感技术信任的基础上，拜登总统与莫迪总理赞扬了在联合生产和技术转让方面的里程碑式进展。访问期间，通用电器航空航天（GE航空）和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HAL）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MoU），以便在印度生产99台F-414喷气发动机，用于HAL的轻型战斗机（LCA）Mk2。该协议可能会促成80%的技术转让；HAL官员指出，十年前谈判开始时，美国只同意转让58%的技术。

拜登政府还延续了在特朗普政府期间敲定的《工业安全协议》（ISA）。2021年末，印美在新德里举行了ISA峰会，旨在“制定两国国防工业间交换机密信息的协议”。峰会期间，双方原则上同意成立印美工业安全联合工作组，以便“加速协调政策和程序，允许国防工业在尖端技术上展开合作”。同样，在2021年举行的第11届国防技术与贸易倡议（DTTI）会议上，双方修订了《意向声明》，并宣布了DTTI空中系统联合工作组下的第一个项目协议，即空射无人机项目。

拜登执政期间，双边协商平台也有所增加，这些平台要么涵盖，要么专门致力于印美技术合作的新领域。例如，鉴于清洁能源转型的必要性，印美将双边能源合作重新聚焦于印美战略清洁能源伙伴关系（SCEP）。SCEP与美印《2030年气候与清洁能源议程》及《气候行动与金融动员对话》并行，开辟了一个新的技术合作领域。印度和美国定义了SCEP的框架，涵盖了流程和终端用途的电气化与脱碳，加速推广新兴清洁能源技术，并为难以脱碳的行业寻找解决方案。

2023年中期，美国能源部与印度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部（MNRE）启动了印美可再生能源技术行动平台（RETAP），这是一个旨在共同关注关键的清洁技术领域的双边平台，涉及绿色/清洁氢能、风能、储能、地热能及海洋/潮汐能等方面。

除了探索清洁能源技术等未开发领域外，看待印美技术合作范围的扩大还必须放在宏观环境变化的背景下。

在拜登任期内，美中技术竞争愈演愈烈，拜登还沿用了特朗普的政策，限制中国获取关键技术。特朗普政府通过出口管制限制了对中国5G计划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转移，拜登则将其扩大到半导体等其他敏感技术。到2024年4月，拜登时期添加到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中国公司数量（拜登任内319家）超过了特朗普任内的数量（306家）。

图1：拜登任期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公司数量。图源：彭博社

拜登的行动远超特朗普。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小院高墙”的对华科技竞争政策下，拜登政府不仅专注于关键技术领域，还采用了多种手段来限制中国的科技进步：

针对中国产能过剩：拜登政府保留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征收的关税（约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此外，在2024年初，拜登宣布了额外关税，又被称作“精准针对战略性行业”关税，涉及约18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主要针对中国在清洁技术领域的“产能过剩”，拜登政府将中国电动车（EV）关税从25%提高到100%；将锂离子电动车电池关税从7.5%提高到25%；并将太阳能电池（无论是否组装成组件）的关税从25%提高到50%。

监控美国资本流动：除了限制关键技术组件的流通，拜登政府还通过行政命令限制美国投资。该命令要求美国的海外投资者向美国财政部通报，以调控美国对华资本流动，尤其是在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组件等关键领域。

团结国际合作伙伴：拜登政府也积极寻求美国合作伙伴的支持，限制中国的科技进步。主要联合日本和荷兰从事芯片制造设备生产的公司（例如荷兰的ASML控股公司和日本的东京电子公司），抵制中国，限制中国制造高端芯片，因为这些芯片对人工智能应用至关重要。

美中在科技领域紧张局势加剧，提升了美印等志同道合的伙伴开展科技合作的必要性。

拜登政府期间，印美科技合作升级的一个早期迹象是2022年4月于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印美2+2部长级对话。磋商中，双方重点讨论了供应链的韧性问题。联合声明指出“安全、韧性、可靠且多元化的关键和新兴技术（CET）供应链至关重要，必须促进区域和全球的创新。”双方还宣布，印美将“建立合作框架，推动先进通信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学、STEM、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CET领域的合作。”

随后，在2022年5月莫迪总理与拜登总统的双边会议上，双方启动了美印iCET（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旨在“扩大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伙伴关系”，该计划由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NSCS）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监督。

自iCET启动以来，印美iCET已召开了两次会议（分别于2023年1月和2024年6月），由印度国家安全顾问阿吉特·多瓦尔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共同主持。

为明确扩大印美技术合作范围，首届iCET会议基于两国各自优势，确定了共同利益的具体领域，包括：

·加强印美创新生态系统的联系

·发展创新国防与技术合作

·构建有韧性的半导体供应链

·加强在太空领域的合作

·促进STEM人才的合作伙伴关系

·探索下一代电信合作

·结合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能力

·建立清洁能源和关键矿产伙伴关系

·推进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计算的合作

双方明确新兴优先领域及强化制度化，源于推动双边技术合作超越国防领域的全新动力。

2016年，莫迪总理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表示，印度和美国正在克服“历史的犹豫”，并提出了加强印美经济和国防关系的愿景。这一愿景也适用于印美技术合作伙伴关系。近年来，双边技术合作在形式和功能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在特朗普政府开创先例的基础上，在拜登政府时期得到更大的制度化。印美两国必须保持这一势头，继续推进有助于双方超越过去失误的进展。

iCET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技术合作框架，也为在双边协同的广泛背景下指引国防技术合作提供了方向。例如，随着2023年6月印美防务加速生态系统（INDUS-X）的启动，印美尝试连接两国国防生态系统，即印度的“国防卓越创新”（iDEX）与美国的“国防创新部”（DIU）。然而，这一次，印美更专注于将国防初创企业与双方的主要制造商联系起来。

这种“学徒-导师”模式可能有助于摆脱仅限于同级融合的做法。该模式强调逐步迈向共同开发和联合生产，为初创企业设立加速器项目，与大学建立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并让防务行业巨头探索与初创企业的供应链合作。这一模式在INDUS-X联合挑战赛首轮中得以体现（该挑战赛在2023年6月INDUS-X启动后不久举行），参赛公司竞相寻找应对战斗人员挑战的商业技术解决方案。

这一模式也带来了工业合作。在2024年INDUS-X会议上，美国公司Skydio和印度无人机系统制造商Aeroarc宣布合作，开发防务能力中的AI应用。通用原子公司还宣布与Bharat Forge合作，在印度为全球MQ-9B飞机制造无人机系统组件。

除了国防领域，考虑到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据称正在与波音等多家美国私营企业讨论探索卫星发射合作，太空也具有巨大潜力。在此背景下，印度私有化NewSpace India Limited（NSIL）LVM3（第三级运载火箭）生产，可以帮助印美合作降低成本，从而共同提升发射载具的全球市场竞争力。

此外，知识合作伙伴和商业委员会也被纳入INDUS-X高级顾问小组，不仅负责召开后续会议，还帮助识别实施中的障碍。此类实体的加入也有助于从最新的思想领导力和行业最佳实践中汲取建议。

为了克服DTTI时代的失误，印度-美国iCET必须加强重视早期创新联系，并在INDUS-XGurukul教育系列、行业研讨会和投资者战略会议之外开展更多磋商。其中包括专注于那些拥有自己基础设施和渠道（如孵化器、加速器或市场准入合作伙伴）的私营企业，以支持初创企业——特别是那些专注于具有行业和国防领域双重用途技术、并具有潜在需求的初创企业。

找出这些杰出的初创企有助于建立一个跨领域的社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社区将成为联合开发的沃土，而这在DTTI的“探路者”重点下难以实现。

这项工作可以由印美联合创新基金承担，该基金已承担起在INDUS-X框架下与私营企业合作的任务。

借助iCET，印美科技合作现在理所当然地超越了国防领域。然而，尽管美国两党大力支持深化印度与美国的关系，但挑战依然存在。美国遏制中国技术进步可能会带来可以预见的障碍，并且日益影响美国的盟友和伙伴。

2024年7月，彭博社报道拜登政府正在寻求日本和荷兰的合作，通过惩罚性措施等，限制芯片制造技术流向中国，美国可能会通过《外国直接产品规则》（FDPR）控制日本和荷兰的公司——主要是东京电子有限公司和阿斯麦控股公司（ASML Holding NV），FDPR允许美国管制使用美国技术的外国制造产品。

2024年4月，微软宣布向阿联酋的关键AI公司G42投资15亿美元。据公开消息报道，这项投资通过与美国政府进行“幕后谈判”实现，要求G42与中国脱钩，包括终止与华为等供应商的联系。

2023年12月，拜登政府强迫阿美公司（Aramco Ventures）的Prosperity7基金出售其在硅谷AI芯片初创公司Rain AI的股份。此前，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进行审查，加强审查中东主权财富基金与中国关系。

印度和美国在技术合作方面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功能上都取得了提升。在特朗普执政期间，印美逐步敲定了包括部队互操作协议在内的基础性协议，为两国处理敏感技术奠定了必要框架。特朗普政府还见证了美国对印武器出口指定方面的重要先例。

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时代的这些先例，并引入了新的合作领域，超越了传统的双边防务技术合作。最重要的是，拜登时期更加注重合作的机制化建设，尤其是以iCET作为印美技术伙伴关系的总体框架。

除了在清洁能源技术等新兴领域深化印美协同合作外，更大程度的制度化，也在中美技术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得以推动，这使得美国与印度等合作伙伴的技术合作变得更加紧迫。

新平台如iCET和INDUS-X的重点是发展两国技术生态系统之间早期和跨领域的联系，这些平台更加注重磋商和包容性。

展望未来，这些特点可以通过与专注于军民两用技术的私营企业孵化器加深联系而得到充分利用，这些技术与工业和防务领域密切相关。

同样，随着美国进一步遏制中国技术进步，这一趋势也会日益影响到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iCET等平台可以发挥其故障排除作用，有助于梳理协调出口管制清单，并确保双方遵守规定。在两国国家安全顾问的领导下，iCET处于良好位置，可以开发超前的筛选机制，及时标记印美技术合作中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