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图)
新书出版一个多月后，施爱东在微博上转发了一则广告语：赶紧买，搞不好施爱东哪天吃官司，此书被迫下架，就读不成了。
这固然是句玩笑话，却符合许多读者对他的新书《蛋先生的学术生存》的印象。书中，施爱东拿自己的学术背景“开刀”，细数自己在学术道路上观察到的现象与问题，举例涉及业内人士常直呼其名。这本书的内页封面上印着一行字：儒林葵花宝典。豆瓣书评中，有人称他将其曾供职过的机构得罪了个遍。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施爱东从江西赣州的一个小县城考进中山大学大气科学系，毕业后回到老家，在县水电局做了三年秘书。当他得知单位要派自己参加一个文秘专科进修班时，决定考研。
1993年，“二战”考研的施爱东终于考上中山大学民间文学专业，人生由此进入正轨。毕业后，他先后工作于母校与北京师范大学，从2005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至今，并兼任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秘书长。
此次新书中，施爱东是以民俗学学科为例，来剖析学术界的游戏规则。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做这种“得罪人的事”。
早在201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中，施爱东就曾讨论过民俗学圈内的生态问题，14年后再次写书，他感受到，学术界大环境没有变好，反倒是一直都存在的一些现象走向了极化：博士越来越多，高校入职门槛越来越高；学界越来越卷，“青椒”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差；“帽子”越来越多，差距越拉越大，身处其中的人越来越焦虑，出学术精品的难度越来越大。
但与许多读者的观感不同，“揭黑”并不是施爱东的初衷。他期待这本书能成为一本“劝进书”，写给那些真心想做学术的青年学术工作者。出于一种“说真话，说实话的冲动”，他希望在这本书里呈现真实的学术生态，不仅为年轻人点出“误区”和“雷区”，还要说明白“避雷”的方法。
“如果我年轻的时候有人愿意倾囊相授，把他们自己的经验和教训都告诉我，也许我会走得比现在更好一些。”2024年10月8日，施爱东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聊起了他投身学术数十年的观察和思考。
“不是要揭露什么，而是描述常见的学术生态”
“多数师门微信群都有如下特征：（一）师母当家，活跃气氛，有时传达老师想说而不便说的话；（二）红包游戏，弟子门生之间实现‘礼物的流动’；（三）及时发布导师的最新成果，及时学习，轮番点赞、献花；（四）对导师参与的学术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十）越是早年的弟子，点赞越矜持，越是晚近的弟子，点赞越积极。”
南方周末：《蛋先生的学术生存》的书名是怎样取出来的？
施爱东：其实这本书最早的书名叫做“学术研究的社会生态”，也有朋友建议我用“学术研究的默会知识”，或者说“缄默知识”，但我觉得这些名字都太古板了。后来我就把这本书的目录发给很多学生和朋友，让他们一起来取，取来取去都没有一个很满意的。
不仅如此，很多人看的过程中还认为这本书有“爹味”，觉得我在教诲别人。其实这不是我的本意，只是因为我是理科出身，语言风格硬邦邦的，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通篇都在教训年轻人应该这么做，应该那么做。所以我很怕书名要是再取得一本正经，就更让人厌恶了。
刚好，有一个朋友看完后嘲笑我，说后记里把自己形容成“乡下顽童‘斗蛋’游戏中外壳相对厚实一些的蛋”，不如就叫“蛋先生”。他是开玩笑的，我却认真了，《蛋先生的学术生存》就这么诞生了。
南方周末：书里第一章“学术行业生态”的内容，几乎和14年前你的另外一本书《中国现代民俗学检讨》发表的观点类似，都是对学术生态的批评，当时就有读者说这是一篇“檄文”，那时业内反应如何？
施爱东：那本书几乎没有什么反响。十几年前，我写那本书是基于学科本位，对许多前辈的民俗学研究方法不满，想从历史和现状的梳理中提出问题，扭转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弊端，也在书里批评了许多民俗学前辈学者。当时圈内多数人都看过这本书，但大家都不想卷入是非，选择了沉默，不反驳也不讨论。
南方周末：既然大家都选择回避，你为什么还要出头？这次写《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你对它的影响有期待吗？
施爱东：现在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大家开会发言、写文章都是套话。哪怕讲真话，也要用一种学术的语言去包装它。
大家都知道，都不说，眼看着年轻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碰壁，我心里看着不忍。我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东西。今年我已经56岁了，快退休了，基本不大申请课题，也不去争什么“帽子”，如果我这个时候都不说真话，等到退休之后，写作的冲动都没有了，可能就更不会去写这些东西了。我的学问也许不够好，但我做的是真学问，说的是真心话。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这本书是充分肯定的。
至于学术生态，不可能因为我的一本书就被影响了，改变了。哪怕表面上你会觉得有很多人受到刺激，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是触动不了这个社会的，这本《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也是如此。
“很多现象都在走向极化”
“你写了什么好文章，别人不知道，但如果你拿下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天之内，举国同行都会知道。”
南方周末：你在14年前的那本书里写到自己对学术生态的观察和认识，这些年过去了，你的认识有发生变化吗？
施爱东：大的环境没有变化，只是学术界很多现象都在走向极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学术界比过去内卷太多了。
在我研究生刚毕业时，硕士就能留校工作，但都没人愿意留下来；现在博士数量越来越多，进入高校的门槛越来越高，学术界在量化指标上也走得越来越极致，导致年轻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深挖改变的原因，过去学者的收入整体偏低，大家发文章、评奖项都还是争一个名，而现在，名与利挂钩紧密，要是有学者评上一个什么国家级的称号，收入会迅速比别人高出两倍甚至三倍，从一所学校跳到另一所学校时，只要有一顶“帽子”，也就是人才称号，学校开价都是数以百万计的。
再想一下，现在所有的青年学者基本都是博士毕业，从小一路过关斩将，走到博士，意味着他们都是特别好强的一批人。他要是不好强的话，中途就退出了。这帮人天天扎堆在一起，不就是互相厮杀吗？
最后一项变化，就是现在的“快餐学术”越来越多了，基础性的研究越来越难做，每年都要“多快好省”地出成果，所以现在青年学者基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打造学术精品，看着成果特别多，但是代表性的成果、突出性的成果几乎没有，也很难出得了经典研究。
南方周末：8年前，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曾希望劝退一个家庭贫困的博士生留在研究室任职，并想过如果自己不做学术会是什么样子，现在又写书“劝进”年轻人，这背后有心态上的矛盾吗？
施爱东：当时，我们社科院文学所的一位同事去世了。当时，这位同事的父亲跟我们说了一些话，对我刺激很大，他说儿子自私、不孝，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顾父母的感受，家里供他上大学，读博士，最后去了一个穷单位，还没有给父母任何回报，就一个人走了，留下他们老两口，将来不知道该怎么办。
刚好那时候，我们研究室有一位博士毕业，我知道他家比去世的同事家还穷，但他爱好学术，想留所工作，我最后没有投赞成票。北京的房价与普通学者收入差距太大，在生活和学术之间，我觉得生活更重要，除非你是一个天才，能做出像爱因斯坦相对论那样石破天惊的突破，那无所谓。但是有几个人能成为爱因斯坦，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所以我一直劝穷人家的孩子要适当放弃理想，不能为了追求理想毁了生活。
当然我知道，已经有许多年轻人走上了这条路。既然回不了头，那我就跟大家讨论一下，这条路如何能够走得更好，让人生的热量发挥得更充分一些。
南方周末：一直以来，外界都会觉得像数学、物理这样的基础学科出成果难，其实人文社科领域也是一条难走的路？
施爱东：是的，纯理科可能对于人的天分要求更高，但是人文学科，尤其是在中国，做学术其实就是一个耗时间、耗体力的活。现在很多博士生，他们只是一步一步被逼上来的，毕竟工作越来越难找，本科生被逼着去读硕士、读博士，所以他们做学术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哪怕没有做学术的天分，都已经做到博士、博士后了，不做学术也做不了别的了，这些人其实是很痛苦的。
施爱东。（受访者供图/图）
“大佬互推”与 “学术孤儿”
“每年博士生毕业前夕，都是导师们权力较量的时候……那些担任过行政领导职务的导师会有更多的机会把优秀学生留在身边”。
南方周末：最近几年，青年学者在高校求职普遍面临困难，同时有很多老教授被指责学术水平不高，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现象？
施爱东：其实学术研究具有时代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指望老先生们跟上新时代、做前沿研究，事实上是不大可能的，但我们是一个尊老尚老的社会，都觉得老教授是很有学问的。另一方面，很多学术杂志都更乐意发老学者的文章，主要是因为老学者有很多学生，随便一篇很老套的文章，发出去后都有很多人引用。
反倒是年轻学者，做的越是前沿的课题，越没有人讨论，因为他走得太快了，很多人还跟不上，文章没有引用率。归根结底，还是我们整个学术界存在看重引用率的评价体系，表面上看它很合理，但是会导致很多人钻空子，利用评价体系拉高自己的身价，最终将整个学术往后拉。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提到了许多对学术圈的批评，其中之一就是有老师指导学生是“误人子弟”，具体遇到了什么让你受震动的事情？
施爱东：在民俗学会做秘书长后，我经常到各个高校跟学生交流，感触很深。我发现，有些高校学生对前沿学术极为陌生，因为他们的老师从毕业到高校工作后，几十年里都没有什么学术建树，讲的还是几十年前那一套。还有一些老师把学生当工局人用，自己申报了课题，就让学生去帮着做，就像个包工头一样。有的老师甚至要求学生造假，假如学生的田野调查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暗示学生，要求他们去虚构一些访谈，满足研究需要。我还知道一些著名学者，只让学生读自己的书和文章，论文引用只能引用钟敬文的话和自己的话。还有一些老师，10篇文章里有7篇都是后面或前面挂着学生名字的，一看就知道是学术混混。
所以我希望自己写一本书，越过这些老师直接送到学生手上，跟学生进行交流。可能有人会因此说我有“爹味”。其实是因为我爱民俗学，不希望这个学科垮了，或许我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我肯定比他们的导师负责任。
南方周末：在做好导师这件事上，你走过弯路吗？
施爱东：也有。我之前有一个毕业于名校的学生，基础非常好，到我这里读博后，我就很努力地想把他扭到我的学派中来，导致他非常痛苦，学术成绩相对来说也比较弱。
后来我就在反思，到底应该怎样去做一个好老师。对于一些优秀学生来说，可能放手让他们去自由发展，只给他们一些最基本的指点是更好的，指点过多、过细反而束缚了他。
南方周末：正如你在书中写到的，即便青年学者们从这本书里学了这么多“术”，学术圈内依然存在许多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情，比如在青年社科基金评选中，学派、师门、人际关系等等都会影响最终结果，这种环境和氛围能够发生改变吗？
施爱东：现在学界的游戏规则是“大佬政治”，就是由知名学者来评社科基金、评奖和评“帽子”。这带来一个问题：大佬之间相互选，今年你当评委选我，明年我当评委选你，最后获奖名单一出来，最高奖项对应的名字都很熟悉。他们的成果就是最好的吗？怎么可能，他们都七八十岁了。但资源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上，年轻人很难出头。
假设我们改变游戏规则，要求60岁以上的学者拿奖不再计入学校的考核指标，学校与学校之间不能再以此进行排名攀比，大佬们就没必要为了一个奖到处打电话拉关系。所以实际上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更具有针对性的游戏规则，而这就考验管理者的水平。
南方周末：那在学术界，同其他显学相比，在民俗学这样的小众学科中，评奖、评“帽子”背后的资源竞争和利益交换会更少一些吗？
施爱东：小学科的学者谋取学术身份并没有更容易，相反，可能会更难。比如，民俗学是二级学科，是被分在社会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可是社会学一级学科的各类评委基本上都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学者。民俗学者在申报课题、申请奖项、争取帽子等各方面，几乎都是处于劣势的。因为人家不需要买你的人情，你没有资源可以跟别人交换。
南方周末：所以每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选结果公布后，很多青年教师会自嘲说自己是“学术孤儿”，什么都评不上，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施爱东：很多学者都希望自己傍一个大佬，成为“学二代”。但一些水平不高的人拿到了基金和项目，并不意味着所有拿到的人都很烂。社科基金的大部分评委还是有良知的，如果你的水平比别人明显高出一筹，还是有机会脱颖而出。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只能修炼自己的内功，比别人更强大，这是唯一的出路。
“供大于求，必然会焦虑”
“非常遗憾，建设中国学派的口号喊了40年，至今没有一个学科敢于宣称建成了可以称之为‘中国学派’的学派，哪怕勉强建成的都没有。”
南方周末：你在书的尾章中称自己“只是芸芸众蛋中普普通通的一位蛋先生”，但这些年里你出版了许多著作，并不是一个“查无此人”的学者，这样的评价是否有些过谦了？
施爱东：这个不是谦虚。当年我们这个学科的祖师爷钟敬文先生有很多作品时，顾颉刚先生就对他说，你一定要沉下心来，认真地写一部著作，争取50年后还有人看。你想钟敬文先生都这样，我们这些人即便有很多人著作等身，其中50年后还会有人看的作品一定是极少的，我对自己也没有这个信心。
我们大部分人都只是普通的学术成员而已，所写的东西也只是职业性的成果。从更长时间维度来看，现在大家争来争去的职称、“帽子”这些东西，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南方周末：但身处学术圈子，真的能够淡然处之、避免焦虑吗？
施爱东：不管什么行业，只要人一多，供大于求，必然会焦虑，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现在每年生产大量的博士，就算改变了游戏规则，依然是这么多人在竞争，不争这个就争那个。
我有个同事也很焦虑，有次聊天时我就跟他说，千万别焦虑，这个时代对于你我这种人来说是最好的时代。因为比我们更有才华的人都去争“帽子”，去争那些我们不要的东西去了，那我们在做学问时是不是就更容易捡漏，后人对我们学术评价是不是也高了一点？
南方周末：以前还是青年学者时，你会跟资深的前辈学者们争论，质疑他们。现在你也会感觉自己也成了老前辈了吗？
施爱东：有一次，我和一个比我年纪略长的朋友去开会，台上有一位老先生讲话很啰嗦，我这个朋友就说，我们老了以后要互相提醒，一定不能像这样，我就把这话记住了。
大概过了几年，有一次他也在开会时啰里八嗦，拿个话筒不撒手，我提醒他是不是该停下来时，他却说你别打断我，让我讲完。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很可能将来也会成为我所批评的那种人，但是我现在还在努力地提醒自己保持清醒，尽量不走到那一步。
南方周末：如今的民俗学界有没有像曾经的民间文化青年论坛那样，有反权威的青年力量？
施爱东：没有，在这一点上，对于我们的下一辈，我还是有点失望。我猜可能是因为在民俗学界，我们“60后”这批人太强大了，导致后面的学者缺乏反叛的勇气。另外，反叛也是需要氛围的，需要志同道合的一群人。就像大家看到这本书后，会以为我是一个人在战斗，其实不是，我为什么有勇气写这本书，是因为我背后有一帮人。当然，现在的青年学者们也许内心在反叛，只是没有在学术上公开批评我们，也可能他们是不屑吧。
南方周末：我们能够从这本书里体会你对学术界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如果得不到回应会失望吗？
施爱东：现在的结果也在我的预料之中，学者能够做的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如果它真的能够影响别人，那我想对方可能是有一部分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成型，或者是已经对自己老师产生质疑的学生，他们会觉得“心有戚戚焉”。假设这本书每卖出1000册，就能够影响到20个人，那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我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
（文中摘录部分出自《蛋先生的学术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