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法院报》整版刊发牡丹江中院关于李传良贪腐案的公告，引发极大关注。公告显示，李传良案涉案资产超31亿元，案发后扣押、冻结资金超14亿元、查封1021处房产、查封土地、滩涂27宗、查封林地8宗、扣押汽车38辆、扣押机械设备10台（套），冻结18家公司股权。
版面上密密麻麻的贪腐事项，以及这一连串的数字概况，让观者触目惊心。李传良系黑龙江省鸡西市原副市长，于2018年11月逃匿境外，并向境外转移部分涉案赃款；2020年12月1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对其发布通缉令；2024年9月，李传良贪腐案被立案受理。
很多人关心，腐败分子逃到了国外，其贪腐案如何办理？
其实，早在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中，就有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规定。之后，最高法、最高检在2017年发布了《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使得对外逃腐败分子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日益完善。
2018年，《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正，新增“缺席审判程序”一章，解决了对外逃腐败分子只能依法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对其本人不能缺席审判的问题。2020年10月，“百名红通人员”白静贪污违法所得没收案，就是在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的。通过这些制度和程序的完善，织牢织密追逃追赃之网。
追逃追赃是一项跨领域、跨部门的工作，往往涉及外交、司法、执法、金融等，只有整合各方力量，加强统筹协调，不断明确各单位、各岗位应当履行的具体职责，才能形成健全、规范、有序的工作机制。这次，李传良案被查封的资产涉及房产、土地、滩涂、林地等，其实就可以看到多部门协作的影子。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帮助李传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鸡西滨港特种汽车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孙成祥、鸡西市财政局金融研究所原副所长董玉琨等人，已经被逮捕。这也给了那些协助腐败分子外逃的帮凶以严正警告，而通过司法震慑“协逃”人员，也可以形成对腐败分子外逃渠道的挤压。
境外不是“法外”，避罪没有“天堂”。近年来，针对外逃腐败分子，中央一再强调“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其中，在经济上让外逃腐败分子“断血”，使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进而逼迫其回国自首，是一个重要手段。
当然，舆论场上也不乏这样的疑问：对于已经转移到国外的赃款，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了呢？
并非如此。我国《监察法》有一整章专门对反腐败国际合作做了规定，其中提到，“对于重大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被调查人逃匿到国（境）外，掌握证据比较确凿的，通过开展境外追逃合作，追捕归案”“向赃款赃物所在国请求查询、冻结、扣押、没收、追缴、返还涉案资产”。
这也就是说，赃款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是绝对安全的。近几年，不少外逃人员就是因为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在精神上终日惶惶，最终只能回国接受审判。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纪检监察机关集中力量查办跨境腐败案件，追赃挽损102亿元，“天网2023”行动追回外逃人员1624人。
所以，不要以为逃到了国外，就可以高枕无忧。法网恢恢，越织越密，追逃追赃工作不仅可以做到“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也正在进一步达成“既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庙”的效果。
对李传良案的查处，既释放“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强烈信号，也再次说明，无论涉案人员是何职务、身处何地，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应受到制裁，都会受到制裁。
而从长远来看，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腐败到如此令人咋舌的程度，也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单靠事后追究还不够，预防腐败、预防外逃的机制同样需要不断完善。只有让权力在阳光下、法律内运行，接受充分的监督和严格的约束，才能从源头上杜绝腐败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