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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以收藏亚洲艺术品为主的博物馆，与名声显赫的吉美博物馆相比，位于委拉斯凯兹大道7号（7 Avenue Velasquez）的塞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的名声要小很多，规模当然也小很多，常设的展厅只有两层还不到，面积也不大。因为位于蒙梭公园（Parc Monceau）的入口处，当我来到塞努奇门外，看到这个三层高的不起眼的新古典建筑时，还以为是公园附设的办公楼。
这个大楼是意大利籍的银行家和商业投资咨询家亨利·塞努奇（Henri Cernuschi，1821—1896）1898年建成的私人宅邸，里面的藏品大都来自他此前在1871年9月到1873年1月间世界旅行时在中国和日本所收购的艺术品，因为随行的还有个艺术批评家，可以随时参谋，所以他收藏的艺术品大都为非常珍贵的精品。他后来把这个私人博物馆捐赠给了巴黎市。
这个貌不惊人的博物馆，是中国现代画家向往的巴黎的艺术圣殿，对他们的艺术的发展历程有着重要的意义。1979年秋，林风眠在历经半个世纪的历史的坎坷后重又回到巴黎的展览就在这里举行，这似乎意味着他于八十高龄之际重回巴黎这个世界艺术中心并得到某种承认。同样，1993年冬，他的爱徒吴冠中也是在这里举办了“走向世界的中国画家：吴冠中油画水墨速写展”。而早在1946年，以研究蒙古史和东亚文化著名的馆长雷纳·格鲁塞（René Grousset，1885—1952）就倡议在此举办过“中国当代画展”，旅居巴黎的潘玉良也曾参展。格鲁塞很欣赏潘玉良的才华，对中国的艺术家也非常友善。因此在其去世后，潘玉良还在1954年为其作了青铜雕像。1977年，潘玉良等四名中国女性艺术家也在这里举办过画展，她选择以自己的“裸女”系列参展，以表现自己艺术上的追求。
这个博物馆对中国艺术的推举也可以从其展品中看出来。在一楼就有个常设的中国艺术的展览，展品从商周时代一直到二十世纪。几乎每个阶段都有代表性的精品陈列，造型深沉的青铜器，楚地出土的奇诡的木质镇墓兽，还有披金挂银的草原艺术，均不以数量取胜，而以其经典性取胜。如青铜器里就有那件让人称奇的商朝的三足虎食人卣，让人浮想联翩。而看到这个雷纹纹身的老虎张开的血盆大口里双目圆睁的人头，不知道这到底是寓意着人对来自老虎的强力的畏惧和对人的可怕的吞噬，还是意味着人渴望通过被神一样的老虎所吞噬而拥有惊人的力量。
所以，如果想了解中国艺术与历史的发展历程，只需要在这里走上不远的距离就可以领略其精神之所在，把精华尽收眼底。当然，在这里还陈列有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地的艺术品。尤其是日本的两件艺术品让人印象深刻，一件是悬挂在中央大厅二层的墙上的深雕细刻的木雕龙梁，龙腾云起，生动之至，站在下面，让人觉得似乎有凉风扑面而来。还有一件是陈列在一个玻璃展柜里漆成金色的木雕老虎，这头老虎是17世纪至19世纪间的江户时期的作品，非常震撼人心。
只见这只老虎低头耸身前爪踞地，虎口微张，似乎正在发出让人胆寒的嘶吼，尾巴如蟒蛇般卷起呈S形从臀部高高翘起，充满劲力，橘红色的玻璃眼睛珠子也金光四射，流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气息。这一龙一虎的凶猛与强悍，与中央大厅二楼所陈列的一尊高大的同为日本江户时期的青铜阿弥陀佛，形成鲜明对比。这尊塞努奇购于东京目黑区的著名的佛像闭目凝神，表情文雅宁静，让人看了不禁悄然有远思。一虎一佛两个雕像刚柔相济，让人觉得似乎显现出了日本文化的某种本质——既有彬彬有礼和温和出尘的一面，又有不顾一切地在现实的世界中刚猛力行的一面。尤其是那尊金漆木雕老虎，双目炯炯有神，几欲破壁而出，让我直到现在还不能从脑海里抹去它的形象。中国的虎的雕塑也好，虎的画作也好，好像很少有这种刚烈凶猛的“气质”，作为老虎的猛兽的“气焰”似乎更为内敛，不大有这么“霸气外溢”的。
为了庆祝巴黎奥运会的召开，博物馆还做了一个“中国古代骑术”（L’art équestre dans la Chine ancienne）为主题的展览。在一楼大厅中央，有一匹东汉的雍容大度的陶马右蹄腾空，似欲跨步前行。这匹马耳如削竹，眼似垂铃，鼻如三角，张嘴露齿，神态从容不迫，让人如闻清脆的蹄声。恍惚间，我觉得与它似乎早已相识，因为它只要奔跑起来就是那匹四蹄腾空的名为“马踏飞燕”的东汉铜奔马。我不由得想起杜甫的那首咏马诗：“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它也让我想起吉美博物馆陈列在半空中的那两匹汉代陶马，其神韵之优雅，精神之具足，自成一格。显然，这匹马与日本的那头猛虎和腾龙表现出了不同的精神与风致。
塞努奇里面，有关二十世纪中国艺术的陈列空间并不大，作品也不多，但还是看到了林风眠和吴冠中的画，潘玉良1951年为自己雕的青铜头像，方君璧和凌叔华的水墨画，赵无极做的陶瓷花瓶、碗、杯盏等。对中国艺术家来说，可以在塞努奇博物馆开自己的展览，虽然是一件荣耀的事，但也留下了些许不甘。离开巴黎四十年后，吴冠中1989年春天旧地重游之际，就觉得中国新的艺术不仅在吉美博物馆里没有反映，在门庭冷落的塞努奇更无一席之地——这两个以收藏东方艺术为特色的博物馆所展出的，都还是中国古代的艺术品。因而，中国艺术家在塞努奇的艺术展，尽管不乏当地高官和华人艺术家前来捧场，但巴黎的艺术界对中国艺术家的“承认”，或曰我们的影响，其实还是很有限。
这当然也让中国艺术家们产生了“塞努奇之思”，那就是有着悠久辉煌历史的中国绘画在现代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也是如何让中国绘画的独到之美可以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欣赏的问题。林风眠在塞努奇画展之后，虽然感觉其效果“似乎还好”，但还是意识到中国画的影响依然不大，因此他认为中国画不能再走“老一套”的路了。尽管彼时他年事已高，困难重重，还是决定坚持向世界学习，以求新“变”。
吴冠中《巴黎札记》则对这个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自省：
中国绘画大都表达作者的生活情趣及其人生观，用笔墨在纸上或绢上透露内心的思绪，重意境，但多半忽视画的整体形式效果，视觉效果。纸或绢旧了，变得黄黄的，远看只是一片黄灰灰的图案。相比之下，西洋油画色彩鲜明，节奏跌宕，易满足人们视觉的刺激。古代中国杰出的艺术家何尝不重视构成，书法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一个独立的构成天地，当代西方画家哈当(Hartung)和克莱因(Kline)的每幅画也不过是一个字而已，我们难道温故不知新？
而他也“痛定思痛”，像自己的老师林风眠一样，认为中国艺术必须吸收“西方营养”，中西结合，“大胆去追求异国之恋，采集西方现代形式语言表达隽永含韵的东方意境”。（《我负丹青》，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
其实，吴冠中所触及的正是中国绘画的“命门”，即中国绘画可谓“心”的艺术，注重意境的建构与传达，而西洋绘画是“眼”的艺术，致力于光色的对比与韵律，这也是中西之画的一个重要的差别。正因此，其结果也大相径庭，因为以“心”博“眼”，不够直接，尤其需要观画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方可重建画家苦心孤诣所营造的含蓄蕴藉之“意境”，即使在中国，也仅限于极少数的“文人”才能以心御眼，领悟其妙处；而西洋画以“眼”入“心”却有直接之便，其鲜明色彩下纤毫毕现的人物，真迹可觅的风景，容易让人悚然动容。不管文人墨客，还是普通民众，皆可于尽收眼底之际“一画入魂”。所以中国画很难如我们所一厢情愿想象的那样，直接走向西方、走向世界，而西洋的油画却可以以其灿烂辉煌的光与色所涂抹出的亦真亦幻的风景人物，走入中国，走遍世界。
或许正因觉悟到这一点，林风眠也好，吴冠中也好，都对作品的色彩至为关注，苦心经营以求五彩斑斓之效，可谓与中国画“貌离神合”了。赵无极则走得更远，一派西洋画的光色旋律，与中国画不仅貌不合，神也离了，而这也许是他的作品在法国乃至世界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吴冠中虽然想用“西方现代形式语言”去表现中国的“东方意境”，对自己的艺术而言虽有突破，但在走向世界方面却并不成功，或者说远不如基本抛弃了“东方意境”的赵无极成功。因为对于艺术来说，形式就是内容就是“意境”，不可能形式改变，而意境独存。另一方面，若抛弃中国画的传统的“形式语言”，“东方意境”也必然会坠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两难之间，所以，当年他们的塞努奇之思，至今仍然为“塞努奇之问”，其答案也至今仍为中国艺术家们所苦苦探索。
也许正是边看边想的缘故，我在塞努奇博物馆里停留的时间并不像我刚进来时想象的那么短。博物馆里也似乎始终没有几个人，不像吉美博物馆，还有一些人来人往，其中还有不少亚洲人的面孔——这里不仅亚洲人少，就算别的地方的人，也少。
从吴冠中当年的感慨到今天，又是三十多年过去了，可中国的绘画的影响在这里依然不像我们想得那么大。看来，中国的绘画和艺术要真正走向世界、发挥影响，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或许正因此，也给了中国艺术家以无尽的创造的力量。因为艺术创造的过程就是困而学之、困而创之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中国艺术必将绽放出让世人瞩目的光彩，表现出中国人独特的对美的感知和追求，从而分享给世界的爱美的人们，和其他国族的艺术家一起，成为美的精神的创造者和推动者。
从塞努奇出来后，看看时间还早，就走进了近在咫尺的蒙梭公园。公园里有高大的法国梧桐、宽阔的沙土路，还有带着夏天气息的轻风。我在一个木质长椅上坐下来休息了一下。在巴黎七月的明亮又温和的阳光下，有人牵着狗在散步，有人穿着运动服在跑步。也许，用不了多久，我和眼前的这些人都会消逝，而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艺术品却会长存，永远会给人以绵绵不绝的安慰和遐思。
2024年7月16日匆草于72 Rue des Entrepreneurs，2024年8月27日改于五角场。
【巴黎行记】是张生在笔会的专栏
作者：张生
文：张 生图：张 生编辑：钱雨彤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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