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里是真实战争故事。

上一期，我们讲了抗战老兵潘金玉一段传奇的卧底任务，怀念他在台湾监狱的救命恩人刘全礼。

人世间 ｜ 口述人：潘金玉

2015年年底，家里突然收到一个包裹，收件人写的是我。

当时我没在家，家里人也不敢拆，等我回来以后，一拆开，里面竟然是个纪念章。

装在一个挺大的、很精致的盒子里，纪念章还是包金的，蛮重蛮漂亮。

上面写着：抗日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中央军委、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

家里人都很吃惊：“你还是抗战老兵啊？怎么从来没说过啊。”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好的。

我的爷爷是个秀才，我们家在丹阳城门外三四十里，方圆十里都知道我们家。

我两个伯父是师范毕业的，都在当教师，我父亲是大学生，江苏学院毕业的，先是在江西吉安一个高等师范学院当教授。

日本人来的时候，我父亲才回的家。

他在外边消息灵通，知道日本人会杀人放火，就准备把我母亲、我弟弟妹妹还有我带走。

结果乡亲们听到这个情况，都到我家里来了，要求父亲把他们也带走。

不得了，有的直接跪在我家里，求父亲带他们走，有的人家还带了小孩子来。

当时我十岁，妹妹六岁，弟弟才刚出生。

都带走的话，父亲考虑到这个负担太重了，所以最后决定把我们留下了，带了亲戚，还有几个外村的，一共三四十个人走。

里面有许多都是父亲以前的学生，都是年轻人，只有两个还在上小学。

一路上他们以抗日救亡队的名义行动，实际上就是讨饭，到了一个村子上就讨点吃的，歇歇再走。

父亲把他们一路带到江西，大部分人都跟父亲留在赣州了，父亲给他们安排工作、上学，有的还负担食宿还有学费。

而母亲带着我和弟妹，留在沦陷区整整生活了五年。

爷爷当时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我们和两个伯父伯母家生活在一起的，家里条件一直还不错。

没多久，爷爷就病死了，后来两个伯父也死了，听说都是肺痨病死的，家里压力一下就大了，我们家里分到九亩六分地，我妈一个人也种不过来，主要靠外婆家里帮忙。

我小时候就是在外婆家长大的。

据说我妈生我三天都没有奶，靠讨来的奶水喂我，后来就把我送外婆家去了。

外婆家离我们村子大概七八里路，但属于另一个县，他们村上有个产妇也刚刚生了孩子，就把她叫到我外婆家，我就靠她的奶水我长大的，算是我的奶妈。

所以小时候我也难得回丹阳老家一次，逢年过节回去供祖宗、磕个头。

日本人来了以后经常下乡抢东西，随便就往外打枪放炮，老百姓吓得往外跑，越跑他们打得越厉害。

听说这叫示威。

有户人家正好吃着饭呢，一个炮弹从屋顶上掉下来，一家八个人，全打死了。

老百姓害怕往野外跑，他们就往野外打枪，打死打伤的不少。

村里有个亲戚，我叫舅舅的，看见有日本人在远处，离得一两里路，他就跟上去跑到树下去看，结果被日本人的狙击手从远处一枪，把大腿打伤了，从此成了残废了。

这事是我亲眼所见的。

这个舅舅以前经常给我们扎风筝玩的，从那以后风筝也扎不成了，瘫在家里。

还有一个亲戚，家在镇上，整个镇子让日本人给烧了，哪像个镇了，成了一片焦土了。

有个六岁的小孩子，也是家里的亲戚，日本人直接把他扔到火里烧死了。

我们都害怕，后来一见到日本人或者汪派，就是汪精卫的部队，下乡来的话，就往外跑。

我那时候小，还是大人背着往外跑。

厉害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在家里睡觉，家里就外婆和两个长工，我们睡到外头地里头。

在地里、河边挖个坑，上面拿土盖上，拿草遮上，弄得跟假的一样，底下洞洞里可以睡下几个人的，家家都有这么个坑。

晚上就睡在这里，早上才回去，就怕日本人半夜里下乡。

那时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啊。

吉安的父亲经常写信到外婆家里，希望我能够好好上学，让把我送到好的地方上学去。

可哪还有什么好的地方，日本人来了以后不许办学校。

我就只能去读私塾，私塾就是一天到晚让我们写字、背《三字经》《论语》什么的，我都会背了，就是不会解释，不知道什么意思。

后来家里觉得这样不是办法，就把我送到丹阳城里姨妈家里去了，以为到城里去上学会好一些。

谁知道到了城里，我一看，比乡下还要糟。

丹阳城街面上的房子都没有了，全烧光了。

我姨妈家里原来开了一间蛮大的酒行，也烧掉了。

酒行对面的那排店面也烧掉了，直接就能望到远处。

那排店面后面就是一条河，河上面是个教会医院，外国人开的。

日本人没来的时候，经常有老百姓去看病的，他们给穷人看病不要钱的。日本人来了以后，那医院就成日本人的了，门口有站岗的，还放两条狼狗在那边。

那地方是交通要道啊，人家上街的话必须要经过那个地方，日本人就放狗咬人。

我在姨妈家里看得清清楚楚的，不知道咬了多少次了，每天都能看到几次。

除非你手上拿了一块肉，把那个狗引开了，那你能跑掉，不然那狗非把你咬到不行。

日本人就在旁边笑，也不拉狗。

姨妈把我送到了鸣凤小学，那是丹阳最好的小学，在一个公园里头。

虽然家里人很疼我，但我毕竟是个乡下人啊，我去了以后穿衣打扮还是乡巴佬的样子，大棉鞋或者长袍子，戴个瓜皮帽，那学校学生大多是有钱人家的，或者是伪军家的孩子，他们就看不起我，说我是土包子，把我书包都扔地上。

我好多次都逃回家，不愿意去，后来姨妈又把我送到一个城东小学去了，那里好多了，离家里也近。

这回姨妈也懂了，把我重新打扮了一下，买了球鞋，买了城里人穿的那种洋气一点的衣裳，人家认不出来我是个乡巴佬了，这样上学蛮高兴的。

姨妈真是非常心疼我，当我是自己儿子一样的，我心里也蛮高兴。

谁知道六年级还没读完，日本人突然派人到我们学校来了，还牵了个狼狗。

那日本人穿了个长皮鞋，黄裤子，上衣也黄的，戴一个日本人的帽子，到我们学校来，说六年级要学日语。

规定一个礼拜要会写字母，要会读。

大家都害怕的不得了，校长和老师也害怕的不得了，不敢违抗。

有的人就好好学了，我不大肯学，但是记忆力强，几个字一个礼拜，倒也会写了。

一个礼拜后，日本人又来了，叫每一个人上黑板写。叫到一个女学生，是我们班长，比我们年纪稍大一点。

她不肯写，日本人发火了，他手上拿一个教鞭，一指，意思是叫狗上去咬人。

狗一下子就把我们班长给扑倒了，日本人把老师和校长也都哄进来，那狗一看到人多，又是咬老师又是咬学生，吓得我们都钻桌子底下。

后来才听说，原来这个女生家里父母都被日本人杀了，亲戚把她送到城里来上学的。

她这么个情况，怎么肯好好学日语呢？

那以后我也不肯上了，宁可回家种地去，姨妈也没有办法。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乡下。

我回乡下，也是习惯住外婆家。

我外婆家条件是真的好，像我母亲还有姨妈出嫁，都是10亩地当嫁妆的。

但中途发生了一件事，让外婆家穷了好一阵子。

外婆家有个童养媳，本来是给我患小儿麻痹的大舅养的，从小养在家里，跟我们关系也都很好，我也叫她小姨。

没想到这个小姨成人以后，跟村子里一个有妇之夫在一起了，我外婆很生气，就把她嫁到四五十里地外了。

因为生气，这个小姨出嫁的时候就没给地。

当时老家有个习俗，嫁女儿第三天娘家要有个男丁去到婆家，当时外婆家里只有我能去了，就在小姨家里住了一晚，小姨和小姨夫对我还挺好的。

日本人来了后，这个小姨夫竟然做了汪伪部队的中队长，有一天带了有一个排的人上我外婆家来了，讨要10担米，合1500斤大米。

我外婆村子的大米远近闻名有名，但1500斤大米，一般地主都拿不出来的。

外婆家也拿不出来，就想让我上去给说说好话，只有我见过小姨夫，想着我又是小孩子，我去求一求可能就不要了。

但我死活不肯。

我恨日本人，也恨汪派，一看见小姨夫那身黄衣服，心里恨的不得了，怎么可能去求他呢。

最后外婆家还是给了，因为这个，外婆家穷了好一阵，他们也都怪我，说我白长这么大了还不懂事。

我心里也有气，从那以后就不喜欢去外婆家了。

大概1942年底吧，我记得那天正好是我外祖父去世十周年纪念，我们全家都到外婆家里来了。

第二天早上村里亲戚跑来报，说我们家房子被烧了。

前一晚上日本人去我们村子里扫荡，把村子都给烧了，我们家也没了。

我妈一路带着我跟妹妹就往家里赶，一进村就看到几个人，被打死在灶门口，还一个躺在路边。

村上没有房子了，死了好多人，我们不敢再看了，赶紧到自己家里去。

家里房子全没了，我们到的时候还冒烟着呢。

母亲当时哭得不得了，她叫我去找个棒棒来，那么大的火，去哪里找啊。

她自己跑到原来楼梯底下，我家原本是五间楼房的，她跑到原来的楼梯底下去找什么东西。

那个砖头还是烫的呀，还冒烟的，母亲就在扒。

我知道那下面曾经有个箱子，母亲把她贵重的东西都放到那底下了。

那么大的火，还不都烧光了，还是关起门来烧的，啥也没找到。

母亲哭得昏倒在地上，邻居看见了，把她拉回来。

从此我们就无家可归了。

真的连一个讨饭的饭碗都没拿出来，只好都到外婆家里去住。

本来和外婆家关系就紧张，村里有人笑我们，笑我们家是命不好，所以才有这个劫难。

我妈气得跑到外面去跳河自杀，幸好村里人多，看见了马上救起来。大冬天的，我妈身上都是水，给她换了衣裳也冷得发抖。

母亲气的不得了，外婆家也不想住了，她就跟我说，我们走，到江西找我父亲去。

原来我爸走的时候不是带走了好几个人，有附近村子的，有我堂哥还有小舅父他们。

这些乡亲一听，就来找我妈说，要走的话，也得把他们也带走。

这一下我妈也带了好几个人，光女的就七八个人，还有一个丫头，比我大点。

我妈也是有本事的，胆子也大。

走到直溪镇，那地方有个口子，日本人在茅山东面有一道封锁线，他们用铁丝网和篱笆盖起来的，隔几里路开个门。

我们要走的话，必须从那个口子上，别的地方走不出去。

要经过那个口子可难了，我妈她们都化了妆，脸上弄的锅底灰，擦得难看得要命，头发弄得乱七八糟的，就说是到外边亲戚家里去讨饭。

日本人一边四个在那个口子上守着，我妈把我装在篓子里挑着我走，这样出了口子。

到了溧阳又不敢走了，听说安徽广德、张渚那一带，山里头土匪多，必须成群结队，好几百人才敢走。

我们只好等在那里，等人多了再一块儿走。

我们住了一个月，在驿馆里头，把身上带的钱都用光了。

这以后就一路讨饭，碰到有人家的地方就去讨，主要给我们小孩子吃，大人讨不到就饿肚子。

从郎溪、徽州、祁门，一直讨到景德镇。

景德镇这个地方没日本人，但离赣州还有好远呢，还要经过鄱阳湖、吉安才能到赣州。

我们没吃的，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

还好碰到一个镇江人，他开了个旅馆，这个人挺好的，看我们也是江苏人，可怜我们，答应帮我们住下来，每天还给我们两餐饭吃。

他说钱不要紧，都是家乡人不容易。

我妈他们都磕头谢谢他。

我妈写信到赣州，让父亲过来接我们，这一来一回又是个把月了。

有的人过来把他们的女眷接走了，我父亲没空，也派人来接。

来人把我们一直带到赣州，终于跟父亲见面了。

这一趟折腾，可把我妈累坏了。

到赣州还不到一个月，我妈就突然又吐又拉的，当时我还不太懂，是什么病也不知道，去跟我爸说。

他们都说不要紧，等着看看，说不定等一会儿就好了，就当普通的肠胃病一样的。

谁知道下午还不好，饭也没吃，我赶紧跑去跟我爸说。

我爸赶紧回来，他也不懂啊，叫了个医生，是我一个堂嫂的父亲，老中医，在江西出名的。

他看一眼，说这是霍乱病吧，要死人的，得西医挂水才行，中医不行啊。

我爸就赶紧找西医，等把西医叫来，我妈已经不行了，挂水挂不进去了，就这样死掉了。

后来才听说，原来日本人在江西一个地方放了细菌弹，就是霍乱病菌。

还有鼠疫。听说日本人放鼠疫病菌，把江西南城一个城几乎毁掉了。

我妈就是被日本人投放的霍乱病害死的。

我们把妈妈埋在了赣州城外，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地方呢，一直到现在母亲尸骨也没回来。

我一直没能力去弄这个事情，后来年纪大了，更出不了门了。

我父亲当时在赣州的中华正气出版社工作，社长就是蒋经国。

我父亲是股长，又是管管理部，又是管门市部，又是管销售部，一切大小事情都他管。

父亲带出来的其他人，也都是我父亲给安排的工作。

我记得小舅是文化馆馆长；一个堂哥安排在旁边村工作；一个表哥，夫妻俩安排在一个合作社里头；还有两个堂哥，一个在什么地方当科长，另一个就在我父亲那个出版社的印刷厂里排字。

还有一些人不在赣州，安排在其他地方，我就记不得了。

当初那两个还在上小学的，一个不肯好好上，父亲没办法，给他安排在一个幼儿园里当体育老师；

另一个也是我堂哥，叫萌兆，比我大不了几岁，在县里读完初中以后，考取了雩都工专。

我父亲经常去看他，给他生活费，他舍不得花在吃穿上，都买书了，我父亲心疼得不得了。

这个堂哥从小身体就不太好，最后把身体搞垮了，得了肺病，死在雩都了，我父亲都哭死了。

因为管着这么多人，我父亲负担很重的，没钱把我送学校了，就把我送到赣州流亡学生收容所，这样才能免费进其他中学。

我在收容所待了几天以后，就把我送到了国立十九中学，这个学校离赣州十五里路的，在郊区，我就每周末回一趟家。

学校里师生大都来自江浙一带的沦陷区，不少人都是受日本人残害无家可归的孤儿。

虽然学校里生活经常缺吃少穿，但比起日本人占领下的恐怖日子，和在外乞讨，还是好太多了。

我过得还是蛮高兴的。

每个礼拜天我从学校回家，都能看到蒋经国的。

一开始我对蒋经国印象蛮好的，这个人没架子，穿衣裳和我父亲他们一样，都穿工作服。出门也没见他坐过汽车，都是走路，难得骑一次自行车。

他对我印象也蛮好，看到我的时候就摸摸头，拍拍我。

他的俄国老婆蒋方良我也见过的，那时候他俩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中国生的，一个苏联生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叫蒋孝文和蒋孝章。

我从学校回来，父亲早上都会带我和弟弟到他们单位的招待所去吃早饭，他们员工去吃比外边便宜。

我们吃小笼包，有时候遇到蒋经国的两个小孩子，丫头还好一点，那个男孩子调皮得不行，老抢我弟弟的包子，给他踩地下，逗我弟弟玩，我弟弟比他小呀。

蒋方良就骂这个儿子，另外再多给我弟弟一点包子。

外面战火还在蔓延，日本人妄图攻占湘桂黔一线，实现切断我滇缅国际通道的供应，大肆进攻长沙、桂林、衡阳等地。

赣州也经常遭遇空袭，幸好我们十九中在山区，房屋外面又全涂成深灰色，敌机没有发现，我们照常上课。

1943年夏天，远征军派人来我们学校作报告，希望高中部同学参加远征军杀敌报国。

当时一呼百应，高中部学生都踊跃报名，最后挑选了将近一百人参加，其中有三个和我算是知己，两个江苏人，一个四川人。

他们出发那天全校师生和当地老乡敲锣打鼓夹道送他们，大家一起唱“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

后来这些学长一走就音信全无了。

1944年春天，也就刚过年没几天，我父亲被蒋经国调去定南县当县长秘书了，好多人都到汽车站送我父亲，我也去了。

我父亲其实不太愿意去当这个县长秘书的。

定南县是属于赣南的一个县，靠广东那边了，县长叫韋安仁，也是我们丹阳人，初中还是我父亲的学生，也是我父亲一起带出来的。

这个家伙有一套手段的，他跟蒋经国关系处得特别好，好像是有一次他们一起到民间查访去的，蒋经国遇到个什么问题，这个韋安仁救过他一次，所以蒋经国对他挺好的，把他从粮食处处长调到定南县县长。

这个人架子大，而且势利刻薄得很，一起出来的老乡都不愿意靠近他，也不同意我父亲去。

但没办法，那是蒋经国的命令。

没想到，父亲刚去没多久，定南县出事了。

定南县原来是红军的老根据地，韋安仁去了以后增加苛捐杂税，强拉民兵，增加民负，弄得老百姓恨得不得了。

我父亲去世后，就不愿意实行这种政策，可他根本不听我父亲的劝告，用的人也都是自己人。

他有一个老婆在老家的，在这边又娶了小老婆，这个小老婆管县里头大大小小的财务，警察局局长是这个小老婆的妹夫，其他一些人也是跟他有关系的，他们一家子把定南县都管了。

结果有一次，农民的两个小孩进到定南县城里，失踪不见了，因为这个事情，农民暴动了，四千多人把定南县城围起来了，指名要韋安仁出来，要罢他的官。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农民随时都可能把城攻破。

韋安仁带着他的小老婆，还有所有钱财，连夜就跑掉了，我父亲成了代县长。

那个警察局长就要用武器镇压暴动的农民，他正好有个同学是在附近的一个县里头担任中队长的，手上也有兵，警察局长的意思就是里外一起打，就把农民镇压了。

我父亲听到这个话坚决不同意，就骂他，说你们手上的枪是打日本人的，那不是对付老百姓的，怎么好这样做啊？

他说这个事情我来解决。

大家问父亲怎么解决，他就说要去跟农民谈判，大家都说太危险了，随时可能被打死，我父亲坚持去。

父亲打开城门出去的时候，当时城墙上机关枪都是架着的，结果谁也没料到，经过半天的谈判，这个事情真的解决了，农民都散去了。

至于怎么谈的，谁也不知道了，也没多问。

大家都觉得我父亲做了一个大好事，城里城外的老百姓都说父亲是个大好人。

后来蒋经国和韋安仁听说这个事情以后不愿意了，他们说这种事情只有共产党能做到，说我父亲跟地下党有联系，是赤匪。

我周天去小舅家就听到这事，小舅，几个堂哥、表哥，都在谈论这个事情，我当时都还不懂什么是共产党。

他们就要把我父亲抓起来，我父亲不承认。

我父亲身边有个勤务兵，一天早上这个勤务兵去给父亲送洗脸水的时候，正好碰到我父亲要自杀，他拿手枪照着自己要开枪。

一看这个情况，勤务兵吓得脸一黑，拿脸盆朝着我父亲拿枪的那只手扔过去了。

我父亲砰的一枪，人没打着，把一个台灯给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