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陈新怡
塞外戈壁，土屋木墙，在1959年常书鸿创作的纸本水粉《莫高窟皇庆寺大门》中出现了一抹葱茏的绿。
上世纪40年代，初到莫高窟的常书鸿，在皇庆寺内种下了两棵树，一棵长把梨树，一棵酥木梨树（也就是现在的库尔勒香梨）。
眼下，正在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西湖美术馆展出的“大漠飞鸿——常书鸿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上，有很多幅再现当年敦煌风物的作品。常先生的画笔下，荒凉的大漠、萧瑟的天地竟生出很多明媚之色，笔触之间有一种强烈的生命力和与这片水土骨血相融的热爱。
守护敦煌五十载。
这位杭州人，当年是如何与残破不堪的莫高窟相伴相守一路走来的？
去他的画中，寻找。
莫高窟 纸本水粉 1947年
那抹绿
为什么种树？
彼时，面对流沙的掩埋，莫高窟正岌岌可危。
已经坍塌的前室，随意打穿的侧壁，被烧火做饭的牧民熏得漆黑一片的洞窟内部，在窟顶破损的洞中，细黄色的流沙像小瀑布般流淌出来……
1943年3月，常书鸿和李赞廷、龚祥礼、陈延儒、辛普德、刘荣曾一行六人，身穿老羊皮大衣，戴着老农的毡帽，历经一个月的艰难跋涉，终于来到日思夜想的敦煌莫高窟。可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更像是一座荒废的古庙，一处无人问津的遗迹。
“刚开始，父亲光想的是去艺术研究，后来一去一看，光是艺术研究不行，第一要保护。”常沙娜说。
作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暂时放下专业，以身作则，带头种起了树。
这位去过巴黎蒙巴纳斯的画家下定决心，要成为研究、保护敦煌艺术的苦行僧。“他说，我既然来了，就要保护你，不保护连这些都会毁掉。”儿子常嘉煌回忆道。
要保护，首先要清沙、治沙。
种树，成为清沙、治沙关键的一环。
常书鸿非常“宝贝”这些种下的树，在女儿常沙娜的回忆中，父亲经常手把手带着她给院内的梨树施肥浇水。到了秋天，梨子会结出不大的果子，但很甜。
常书鸿每年都要种树，在他的坚持下，树林带逐年向北延伸拓展，延伸到下寺一公里以外。
一直到他去世，按照他生前“死了也要厮守敦煌”的遗愿，家人将他的部分骨灰埋在两棵梨树中间，墓碑正对着莫高窟大佛殿。墓碑上，刻着赵朴初书写的“敦煌守护神”。
如今，人们来到莫高窟，仍可找寻到《莫高窟皇庆寺大门》所绘制的场景，只不过大门的门头，多了“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的木牌。透过梨树繁茂的叶子，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和远处的树林带依稀可见。
它还矗立着，身负当年老友的遗愿，守望着敦煌。
春到莫高窟 纸本水粉 1947年
那堵墙
当然，种树，远远不够，也来不及。
常书鸿考察后发现，洞窟内已经积累了约10万立方米的流沙。
一年春冬两季大风沙，凶猛而持久的风从鸣沙山的这头吹到莫高窟的那头，往往一夜醒来，莫高窟的栈道、窟口便堆起了座座沙丘。
一把铁锹，一把镰刀，还有一把铲草的小铲。这便是每人清沙的全部家当。
常书鸿用木头扎了几个大木排，大家打着赤脚，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推，用绳索拉着木板刮沙。常书鸿还听说了过去用流水冲沙的办法，将“沙排”拉倒水渠边，往渠中一倒，再提闸一放水，下层常年堆积窟前甬道中的流沙就随着渠水冲走了。
但“清沙”只是治标，如何治本？
常书鸿计划建造一堵六尺高、近三里长的土墙，把石窟群围在其间，这样不仅能够防治风沙、栽种树木，还能避免附近的牲畜破坏洞窟。
当地的县太爷给他泼了盆冷水：“我们是在敦煌千佛洞鸣沙山的脚底下，这里满是沙、沙、沙，哪里弄土去？没有土怎么筑墙，我的艺术家啊！这简直比修万里长城还要难！”
正在常书鸿犯愁之际，莫高窟四月初八一年一度的庙会来了。
展览上，有常书鸿亲绘的两件大尺幅作品，都与这场盛大的庙会有关——1952年创作的《莫高窟庙会》及1954年创作的《莫高窟四月初八庙会》
以九层楼为中心，当地百姓拖家带口地来进香赶集。有人骑驴子，有人驾马车，马车上还装着锅灶、柴火、碗筷、油盐酱醋……
在《莫高窟四月初八庙会》的下方，常书鸿画了一个临时搭建的“小房子”，人们在这里用餐、休息、买卖货物。
这是常书鸿逛庙会时观察到的。当时他发现，两家临时搭建的小饭馆，正在在修筑一堵小围墙，神奇的是——他们用沙土加上水后夯实，墙便拔地而起了。原来莫高窟的水碱性极大，有很强的凝结作用，完全可以凝沙筑墙。
“筑围墙的计划又在我脑海升腾，我仿佛看到一堵围墙已筑起，驯服的流沙被阻在墙外。”在后来的自传中，回忆至此，常书鸿也难掩内心的欣喜。
莫高窟四月初八庙会 布面油画 1954年
那道梯
攒尖高耸，檐牙错落，铁马叮咚。
九层楼作为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也一直是常书鸿作品中的常客。
《莫高窟》《莫高窟冬景》《莫高窟之春》……在他以“莫高窟”为主题的作品之中，九层楼一会儿成为背景，一会儿成为主角，画中总是隐隐传来九层楼的风铎声。
常沙娜还记得，九层楼的钟声一响，她便跟着大人们一起登“蜈蚣梯”。
“蜈蚣梯”是常书鸿和同事们自制的，靠一根长的杨树椽子，每隔30厘米钉上一个短木棍。爬这个梯子很危险，要手脚并用。如果要进高处洞窟，还要将“蜈蚣梯”从崖顶上垂下来，从山顶悬绳捆住腰，双脚悬空往下溜，“晃”进洞里。
“上哪个高处，我替你爬，你自己可不要上！”同事窦占彪对常书鸿说。但常书鸿却摆了摆手，手脚并用爬上了九层楼的高处洞窟。
有一回，调查刚结束，在九层楼约30余米高的岩壁上，“蜈蚣梯”倒了。前不触顶，后不着地，常书鸿尝试从崖头爬陡坡上山顶，被坡上的沙石阻碍，站立不稳，差点摔了下去。手里的研究卡片纷纷扬扬飘落下去……最后是窦占彪将常书鸿拉到了山顶。
从1951年开始，常书鸿带领着研究所，对岌岌可危的唐宋时代窟檐的木构建筑进行了抢修，1957年的布面油画《修建九层楼》诞生了：近处的人们围着散落在地上的木材和沙土或沉思或劳作，远处九层楼巍然矗立着，似乎顶起了一片蓝天白云。
到1966年为止，曾经靠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用树枝、沙土、土坯拼凑修建的简易栈道，升级为4000余米的长廊。在国家的资金支持下，常书鸿和同事们加固了195个洞窟，并按需在部分位置加深了甬道，脱胎换骨般地更新了风化的岩壁，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品日晒风吹的处境。
那串编号
莫高窟又称千佛洞，在常书鸿之前，法国人伯希和以及张大千曾依照考察顺序、洞窟层位关系及排列次序给洞窟进行编号，但用途各异的编号也给后来研究所工作的开展带来了诸多不便。
不过，拿着张大千送来的初步编号的资料，常书鸿对莫高窟的布局渐渐了若指掌。而在进一步清理洞窟后，常书鸿和同事又有了新的发现，他决定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琢磨如何逐窟逐窟地考察洞窟、并作记录。
以莫高窟上山进城路线为起点，常书鸿按照由北至南的洞窟排列顺序给洞窟及其小洞、耳洞一一编号。第一层由北至南，第二层由南至北，第三层由北至南，按照“之字形”进行编排，再加上陆续发现的新洞窟，常书鸿共计编号492个。
在编号的空隙中，常书鸿见缝插针地临摹了第285窟的《作战图》、供养人；第249窟的《狩猎图》、供养人和动物；还有第257窟的《鹿王本生》……后者的复制品在此次展览中也有展出。
临莫高窟第257窟鹿王本生故事图 1944年
“你要在这里无穷无尽地研究保管下去，这是一个长期的——无期徒刑呀。”刚到敦煌时，张大千曾这样对常书鸿开玩笑。
在后续的自传中常书鸿做了回应：“如果在敦煌工作是犹如徒刑的话，那么即使是无期我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工作和理想，也正是这种理想使我能够在多重困难和打击面前不懈地坚持下来。”
晚年的常书鸿受到国家的照顾搬迁到北京，定居在公寓之中，常嘉煌发现父亲常年不关窗户，原来每晚听着杨树被风吹的哗哗声入睡，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敦煌夜夜入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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