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察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丽英同志遗体送别活动10月12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刘丽英（资料图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
刘丽英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9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负责同志、离退休老领导，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部分同志、生前友好参加了送别活动。
刘丽英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胸怀共产主义理想，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忠诚于党、国家和人民。她坚持原则、勤勉敬业，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始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刘丽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奋斗的一生。她的革命精神和业绩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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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曾介绍，刘丽英，1932年生，中央纪委原副书记。从1979年中央纪委恢复重建时调入，至2002年离休。她在中央纪委工作了24个年头，曾负责查办无锡邓斌案、河北李真案、沈阳“慕绥新、马向东案”等大要案。刘丽英敢于碰硬，刚正不阿，不徇私情，被群众称为“女包公”，纪检“铁娘子”。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8年曾刊发文章《刘丽英：我追求正义的愿望在中央纪委实现》，以下为文章全文：
即使在条件艰苦的恢复重建初期，我们查案子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办过的案件一定要“板上钉钉带拐弯”
1979年1月3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恢复重建后，第一次召开会议，陈云同志主持，全国100名委员参加，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组织上就决定让我做中央纪委的专职委员，开完会我立即回沈阳办了手续，2月就去中央纪委报到了。
中央纪委组建后，最早的办公地点在中央组织部办公楼4层，后搬到南长街81号，一共六层楼，给我们四层。工作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从部队来一部分，中央各个部门来一些，北京市来一些，外地各个省来的比较少。大家虽然都没有做过纪检工作，但都是经过严格审查的干部，政治思想性、组织纪律性都很强。
当时中央纪委查案子的检查室就两个，一室主要负责联系企业，二室负责联系党政机关、公检法。我调过来以后被任命为二室副主任，但是，根据形势的需要，我实际上是在参与审查“四人帮”的专案组具体工作，后来又参与了江青案审判工作。
1981年，中央纪委领导让我牵头组建第三检查室，负责地方工作，主要联系东北、华北8个省市。我是副主任，又给两个人，我们3人坐在一间办公室里，边研究、边摸索，就这样很快把地方工作开展起来了。
那时地方的案子很多，我们中央纪委的工作人手少，哪个案子都要从当地抽调一些人，对每个人的能力素质了解的也不是很全面，因此压力也很大，凡事都要亲力亲为，经常都是凌晨一两点才睡觉。我当时最怕半夜电话响，怕案子出差错，怕发生冤假错案。所以我常对案件组的同志们说，办案一定要“板上钉钉带拐弯”，就是你这个案子查完以后，钉了钉子还不行，还得拐弯儿，钉能拔出来，拐弯就拔不出来了。
条件再艰苦，我们查案子也坚持实事求是、证据牢靠，别管他是高级干部还是一般干部，咱们都一个标准，严格依照纪律和法律，该批评教育的，该纪律处分的，该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定性处理要准确，不能含糊。我离休16年了，谁来我都问，有没有翻案的，他们说到现在也没有，都是铁案，经得起历史检验。
我们严肃查处腐败，但咱们的工作政治性很强，我们党历来讲政策，宽严相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便是违纪违法的干部，该吃饭时就让吃饭，该请大夫请大夫，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我们用组织的关怀感化被调查对象，使其主动讲清楚，争取从轻处理。查办江西省原省长倪献策案件时，他一开始对立情绪很重，不肯交代自己的问题。我像老大姐一样跟他进行了聊天式的谈话，后来他就转变了态度。有一天他一大早来找我交代问题，我一看就问他：“还没吃饭吧？赶紧吃完饭再说。”问题再严重，也得让人吃饭。查办沈阳市委原副书记、市长慕绥新案时，他生病了我们给他治疗，还让他妻子陪护，非常人性化。
从“两规”到“留置”，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法治化了
我这一生一个是在公安系统工作，一个是在纪检机关工作。纪委恢复重建初期，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干，我的很多工作经验都派上了用场。1983年的时候我担任三室副主任，接到山西运城纪委干部张戈用鸡毛信形式寄来的一封长信，反映他们那里一些领导干部挪用扶贫救济款、贪占国家防洪建材建私宅的问题，张戈本人因秉公调查案件，全家都遭到打击报复。
那段时间，正是全国的建房热潮，我们接到反映这方面问题的群众来信非常多。我想，张戈反映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运城地区，而是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的一种不正之风，一定要调查清楚。我3月10日带着工作人员去了运城，12月29日回来的，在那待了快一年。刚到那儿的时候，我们到地委开了一次碰头会，运城地委有关领导表示，张戈反映的只是“个人意见”。后来地区公安局送来了张戈案预审报告和有关材料，我干了几十年公安，对刑侦预审程序很熟悉。看过材料我没表态，而是根据其中的线索，先到防洪工地现场查看、向门卫了解情况，然后不提前打招呼去到吕梁山深处的贫困村民家里走访。专案组做了大量周密的核实，最后不仅为张戈案平反，还把领导干部建私房的典型案例一一曝光，对贪污扶贫救济款、盗用防洪建材的领导干部严厉惩处，在全国起到了震慑作用。
我们在运城查案时，因为涉及部队，有部队的同志参与进来调查，部队调查需要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说明问题，这是对办案的同志负责，也是对犯错误的同志负责，更是为了保证办案安全。最后我们就搞了一个规定时间规定地点说明问题，就是为了保护干部，效果非常好。1990年12月，《行政监察条例》正式规定：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中有权责令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监察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纪检机关和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后，1994年3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又作出规定：调查组有权要求有关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就案件所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现在我们用“留置”取代“两规”，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法治化了，手段更加有力了。另外，2001年查办的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贪腐案，摸索实践了异地审理，现在这个手段已经用的很多了。
自身过硬是我们纪检队伍的传统，我们查别人的问题，自己不能有问题，这样才能顶住压力、铁面执纪
我们那个年代，条件没现在好，上班有骑自行车的，有走路的，有的同志家住得很远，但是我都要求他们上班铃一响就得在办公室。我自己也是，每天早上来开灯、晚上关灯，基本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
不仅要遵守纪律，还要艰苦奋斗。那时候我们吃饭都不能剩下，桌上的米粒都得捡起来，当时喝茶要交钱的，我们就喝白开水。后来我们老三室的同志回想起过去的工作，他们还说我那时候要求真严。
我们查别人的问题，自己不能有问题，自身过硬是我们纪检队伍的传统。办案的时候，经常会有老同志老朋友找来说情，怎么办？很简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大家知道你的性格和原则了，也就不找了。我在祖籍山东也查过案子，哈尔滨老家、沈阳工作过的地方都查过，儿子说我“到处得罪人，看你退休了到哪去”，我说就在北京待着。干咱们这行没点原则能行吗？
要是怕得罪人肯定顶不住各种意想不到的压力，铁面执纪就更做不到了。查办河北省原国税局局长李真案时，他仗着自己曾是省委书记程维高的秘书，公开叫嚣“要让我查到是谁告的我，我非得让他倾家荡产。”而程维高不但不积极配合组织调查,反而两次致信中央有关部门，竭力为李真庇护，给调查工作带来了重大阻力。我当时就撂下一句话：“即使我头拱地，也要把案件立起来！”在中央纪委领导的支持下，最后不仅依纪依法严肃查处了李真案，还牵扯出50余起案件，涉及厅级干部9人、河北省国税系统160多人。同时，也查清了程维高利用职权为亲属和身边人员谋私的问题，中央最后给予程维高纪律处分。
查办沈阳“慕绥新、马向东案”时，马向东妻子四处活动，干扰办案，一些人为查办案件制造重重阻力和压力，个别专案组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被拉下水。为了阻止办案，有人不仅诬告我包庇慕马二人，还诬告我儿子为慕绥新说情受贿400万元，甚至把举报信写给了当时的中央纪委书记尉健行同志。这些手法，无非是想达到让中央不信任我、不再让我查案的目的。记得尉健行同志当时就对我说：“正因为你查案坚决，才有人告你。你不能回避，要坚决查下去！”这是对我的最大支持和信任，我还能说什么呢？尽管如此，我还是恳请组织上对涉及我儿子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最终还了我和我儿子的清白。
我一辈子追求正义，可以说，我的愿望真正地实现，是在中央纪委。我特别欣慰的是，中央纪委恢复重建40年以来，队伍逐渐壮大，工作水平逐步提高，法规制度也越来越健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反腐败的力度更大了，在群众中的威望更高了，这一点我有深刻的感受，我从内心表示坚决拥护。
资料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