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观|苏笑嫣:诗艺的探索及对现实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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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笑嫣,1992年生于辽宁,蒙古族。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读文学博士。作品见《人民文学》《诗刊》《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十月》《钟山》《青年文学》《星星》《扬子江诗刊》等。获第十届“辽宁文学奖”、第七届“徐志摩诗歌奖”、第七届“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诗选刊》“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等。出版有诗集《时间附耳轻传》、长篇小说《外省娃娃》等。
这两年我主要是进行诗歌创作,所以想就这个体裁来简单谈谈,现代诗与现代诗学观念是否应该、是否能够以及如何折射、介入和重塑现实。
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我们难以摆脱的一个难题。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基于我对当代诗的阅读,因为语言本体观在当下被非常多的诗人(尤其是年轻诗人)抬到了压倒一切的位置上。此外,以“美”为核心理念的“美的诗歌”在当下依然流行(类似于“美文”写作),这种诗因最符合一般读者对诗的期待,而在大众中传播得最为广泛。语言意识与“美的诗歌”在现代诗歌写作中的呈现并无不可,但当它们走向各自的窄门,并各自在专业写作与大众传播领域独占鳌头时,实际上都简化了现代诗的可能性。
其实,无论是专业写作中所体现的语言本体观,还是为大众所钟爱的诗美呈现,它们在表面上看似南辕北辙,实则整体上都显示为一种“纯诗构想”。人们对诗的认识从摹仿论、工具论进化到诗歌艺术的自主自律性,并呈现为诗的语言意识,这是诗之现代性的重要体现;朝向情感领域和内心世界的收缩,也成为关于诗的一般想象。然而,当语言过度膨胀,当愈加窄化的“纯诗”追求导致诗与现实的脱离,“纯诗”就不免因其自身的封闭而成为一种空洞的理想。当“纯诗”走向“语言诗”的偏僻一隅,现代诗的语言游戏就不可避免,这显然已经构成现代诗的局限。不独在现代诗的创作中,语言的景观化实际上已经充斥在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房产宣传的广告语,它们在塑造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方面,又与“美的诗歌”在形式与目的上有多少不同?词语替代了生活,词语的景观化不仅掏空了词语,同时也掏空了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面貌下,现代诗又该如何审视自身的位置,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路径呢?
我们要争夺词语。对于诗来说,语言是它最基本的粒子和最根本的基础。但我们又不仅仅要争夺词语——现代诗必须从它的“语言本体”中打开,从而获得艺术的力量和尊严。要说明的是,现代诗向现实的敞开,绝非简单回归其历史和来路,而是要在保持其自律性和现代性的前提下,对现实进行呈现。现实需要接受来自现代诗的自觉性审视,或者说,诗需要有意识地将意义投射到艺术行为与现实生存中。
或许可以认为有一种广义上的“纯诗”理想,它代表着对诗美艺术的追逐。这种广义上的“纯诗”并不对应于任何具体的写作方案,它的“纯”在于诗的独立性、超越性等自身的价值,而不是落实为诗歌经验范围的差异。既然如今我们的生活与存在呈现出巨大的多样性,那么诗歌对现实的呈现必然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和便捷,重要的是要呈现出这多样的现实生态,是要在探索、揭示与呈现现实的过程中,展示出诗的非凡潜力,是要在存在内部去探寻它的内在关系和我们的位置,进而揭示万事万物的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强大扩充性的过程,现代诗不仅要为自身的艺术性而不懈追索,而且也必须对催生这一艺术的现实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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