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关生，1949年10月1日出生。这一天，正是新中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
屠关生出生于现在的麒麟区沿江街道余家圩社区，10岁时随母躲饥荒搬至现潇湘街道文明村委会，当过大队计分员、供销社售货员、小乡的乡长、水电管理站站长。
在三层楼的小院里，谈起过往，屠关生仿佛是一部时光机，带领记者浏览了曲靖家庭电器发展史。
最早接触的电器——手电筒
屠关生还记得，小时候的沿江坝子，每到雨季就是一片汪洋。记忆中一直留有一个场景：汪洋中，村民们坐在船上，拿着挷在竿子上的镰刀，从水中捞割被淹的稻谷。连年灾害，衣食无着，1959年，他便随母亲逃难到了现今的居住地。
10岁才上学，所以他一入学就是二年级，到五年级学会了珠算。小学毕业便投入生产队的劳动中，由于体弱，首先被安排为村里放牛。后由于聪明能干，还会珠算，便当上了村里的记分员。每户村民每天干了什么活，由他登记造册记工分，作为分粮分物的主要依据。
那时候，没有电，更不知道电器一类的词，家家户户使用的是煤油灯。在墨水瓶里倒上点煤油，瓶盖上钻个孔，搓一根灯芯插进孔中便可使用。尽管黑烟大，臭味重，还经常要来了客人或者孩子需要写作业时才舍得点起来。夜幕里，一家人围坐在简陋的木桌旁，借着微弱的烛光进行着简单的活动，土坯墙上，投射出巨大的人影，摇摇晃晃。在建国初期，家电对多数家庭而言还是稀缺之物，普通家庭中几乎找不到电器的身影。整个60、70年代，文明村唯一与电有关的东西，就只有手电筒，银色金属外壳，内装两截大电池，沉甸甸的。
看见灯泡没有火却会发光 太稀奇
1964年，余家圩村通了电，仍然居住在此的大哥家也接上了电灯，大哥便托人转告屠关生，“你来看看”。于是，屠关生穿着草鞋，沿着山路，走了三个多小时到了大哥家。
在木杆顶拴上铝线，再用小花线接入家中连上灯泡，一拉开关，灯就亮了。屠关生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又没有火，灯泡怎么就会亮起来呢，太稀奇了！”
瓦顶、土坯墙的家里，温饱基本解决，一家人围坐，亮堂堂的，“这就是不得了的幸福生活了！”
此后，屠关生一直盼呀盼。回村后，他凭着为人公道正派，能干事、会干事，当了几年记分员后又被安排为供销社售货员。1980年，地处山区的村庄终于通了电，自己的幸福生活也终于来临。家家户户通了电，村里架起了大喇叭，整个山区，一下子干劲十足，热火朝天。
通电后的几年里，村民们陆续购买了收音机、黑白电视机，村里架起了磨面用的钢磨。“有了电，真方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便捷了。
家家户户电器化 只在数年间
1982年，屠关生当了村里的文书，后当上了小乡的乡长（相当于村长）。1987年，潇湘电管站成立，他当上了站长。1988年，他光荣地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一个站，两个人，负责辖区供电工作。100多公里的高压线路及入户线路，都需要他们维护。老式的拨盘电话一响，得知哪个村停电了，他就要骑上自行车赶去排除故障。
已经习惯了用电的村民，一旦停电一两天，便手足无措。那时候一心想着要及时排除电路故障给村民送去光明，工作十分辛苦。要用登高板爬到一根根电杆顶端，断开线路，使用摇表一段一段地排除故障。多的时候一天要爬十多棵10米高的杆子，天黑后还经常要用手电筒照着在杆顶上检修。1992年，他正在电杆上接线时，电杆突然折断，他从上面摔下后又被电杆压到右小腿造成粉碎性骨折。后来，他进村入户便骑自行车了。
那时候，进村的路全是泥巴路，坑坑洼洼，摔跤是经常的事。屠关生当了16年站长，骑坏了7辆自行车。
他在进村入户的过程中时常发现惊喜，今天张家买了彩电，明天李家购了冰箱。家庭电器化，仿佛只在一夜间。
走进屠关生家三层楼的小院，洗衣机就摆放在墙角，净水器、热水器就挂在墙上；厨房里，冰柜、电饭煲、电磁炉一应俱全；客厅里，一组大沙发，一台大彩电，还接通了网络。屠关生说，这些电器，在村里只是标配，许多家庭现在甚至连洗脚都用上了电动的泡脚桶。以前，家家户户做饭靠木柴，四周山上被砍得光秃秃的。现在，吃喝玩乐全用上电，四周又是绿水青山。
屠关生家几年前就已经是四世同堂。他每月有3000余元的退休工资，每天看看电视，刷刷抖音，骑着电动车在村里村外平整宽阔的柏油路上走走看看，偶尔还与几个老年人打打麻将。老伴则在房前种着一百平方米左右的地，瓜果蔬菜自给自足。什么是幸福生活？屠关生说，有钱，有闲，身体健康，儿孙孝顺。目前他不满意的就是身体不太好，查出了肺心病，住院治疗后还是经常感觉呼吸不畅。因此，他把多年抽烟、喝酒的习惯全戒了，希望有个好身体，多享受几年幸福生活。
一个村庄，其实就是全市、全国的缩影。在短短75年间，家电产品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低端到高端的华丽蜕变，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国家经济的蓬勃发展，体现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也记录了国家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富强的光辉历程。
曲靖融媒记者 滕仕矿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