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宜宾日报》的一则新闻在四川省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市长摆地摊》。
四川省宜宾市常务副市长樊建川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头路边摊前，帮一个农民吆喝着卖芽菜。
芽菜，芽菜，鲜鲜的刚摘的芽菜咯！
有人想借此把他批判一番。堂堂的副市长怎么能站在街边摆摊呢？
他回应：我这不过是响应国家号召，体验市场经济。
这个副市长叫樊建川，36岁，几年前因为工作能力突出被提拔为全省最年轻的副市长，仕途坦荡。
他也是个另类的官。尽管工作突出，在任期上捅了不少篓子。
比如开会时，他鼓励下属多陪上级部门喝酒，才能跟上级部门多要到经费：
我们宜宾很穷，就是要向省上和中央部里要钱，宜宾的特点不是打子弹（抽烟），是扔手榴弹（喝酒）。
消息一出，领导非常生气。樊建川怎么能这么说，影响恶劣，赶紧去更正一下。
于是他更正的版本是，最后一句改为：
喝死了不能算烈士啊，算意外死亡，所以你们不能喝死。
过一段时间后，这个人又登上了新闻头条。
因为他宣布，自己要辞职了。
辞职信上写的是：副市长薪资待遇不够，不足以支持收藏爱好。
他说，副市长的工资是每月不到三百元，自己却偏有个收藏各种历史文物的爱好。
当官的哪能挣到这么多钱？我也想贪，但是害怕，索性辞职不干了。
没多久，樊建川就开始下海做生意了，做的是房地产。
八年以后——一个抗战的时间长度，他挣了二十个亿，还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排行榜。
01
1940年，山西吕梁的樊家，有一笔令当时所有中国家庭都羡慕的财富：
全家15口人，除掉爹娘，13个孩子都是儿子。
但生于乱世，家境贫困。樊家的规矩是，孩子长到15岁就必须推出去，自谋生路。
樊家一个叫樊忠义的小儿子，这一年离开了家，前后当了晋绥军、伪军、八路军，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
半辈子的戎马生涯让他全身七处受伤，脸颊被子弹洞穿，全口的牙齿被打掉。
在连年的战乱期间，13个儿子大多参军入伍，死在了中国各地的战场上。
后来，樊忠义退伍转业到四川宜宾工作，安家落户，得一个儿子，取名建川。
取名的来由是，建设四川。
樊家的教育法则和所有的家庭都不一样，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鼓励打架。
出去打架打赢了，回家给你倒酒，鼓掌；打架输了回家要挨骂，还会帮你复盘到底输在哪儿。
一路长大，樊建川接触过上海发配的知识分子，也有国民党的退役将军。这些人满嘴都是历史、军事、文学，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若干年后，樊建川一路从知青到当兵、上军校，再到军校老师，之后又转业到地方，干成了副市长。
唯一没变的，就是对老故事、老物品的收藏癖好。
这个癖好，决定了他的下半生。
2001年，已经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樊建川做了一个决定：
开一座博物馆。
他的房地产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成都最繁华的地方到处都有他的商品房、写字楼。
不过，到哪里都找不到建博物馆的地。
各地官员都说：
你也是当过市长的，不就是想拿五百亩地，二十亩建博物馆，四百八十亩搞房地产。怎么能拿这种事来坑我们？
02
樊建川盖的这座博物馆，名字就叫建川博物馆。
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名字，更因为生他养他的四川，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崇高而悲壮的地位。
1937年9月，卢沟桥事变后仅两个月，第一批川军就开往浙江战场，迎战攻占上海后一路南下的日本侵略军。
因为时间仓促物资匮乏，士兵们穿的都是草鞋和破军服，拿的是经常卡壳的步枪，没有刺刀，年久失修膛线磨光，稍微远一点的距离就没了准头。
作出这个决定的人，是四川的一个军阀刘湘。
他说：
我们打了几十年内战，杀的都是中国人。
我以为我这辈子盖棺定论了，我就是一个军阀。没想到日本人来了，给我一个机会，给川军一个机会，我们以日本人的血洗清我们川军的耻辱。
当时刘湘已经身患重病，肺结核晚期让他长期吐血不止。但他决定，死也要死在指挥前线。
半年后刘湘去世，临终前写下遗书：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直到抗战结束，在中国战场上的川军部队每天都会在升旗时集体诵读一遍这封遗书。
四川人是讲究生活，不愿意拼命的。
之前，川军经常被嘲讽为打仗不行的三流部队，因为他们打内战的时候，经常打两枪就跑。
而在抗日救亡的战场上，四川人拼了。
战后的统计显示，八年抗战，百名以上的川籍将军战死沙场。
八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四川累计征兵员和壮丁超过320万人，占总数四分之一以上。
由于战乱和离散，最终，其中仅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人活着回到四川。
为了保留这段悲壮的记忆，樊建川的博物馆特意建造了一座：川军抗战馆。收藏了各种跟川军抗战有关的文物。
今天博物馆里收藏的一件藏品，死字旗，便是当年，一位四川父亲送给自己参军儿子的礼物。
这面旗上，有一个大大的“死”字。
下面写道：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
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
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勇往直前，勿忘本分！
03
到建川博物馆的人，都会被一处广场所震撼。
数百面巨大的玻璃钢板，每一面印着一个血红的手印，伫立在广场上。
每一个手印，都来自于一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
当年，就是这一双双的手，挥大刀、舞长矛，投手榴弹、埋地雷、炸碉堡。
它们拿着最简陋的武器，挡住了来势汹汹的日军，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保住。
发现越来越多的抗战老兵正在离开人世后，樊建川决定建设一片广场，用他们打仗的手留下最直观生动的纪念。
多年来，他一直在全国各地寻访抗战老兵，去到他们的家里记录手印。
有中央军，有地方军，也有八路军和新四军。
有的手印，是在太平间里摁下的。因为，前几天联系还好好的老人，等他们赶到地方，人已经去世了。
原则上，手印广场要求收集的都是右手手印，但也有几个，不得不收集了左手。
因为，手的主人，已经把右手献给了抗战。
另外一处群雕，也是游客必到之处。
这就是博物馆内的“中国壮士群雕广场”。
毛泽东、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邓小平、左权、赵一曼、高志航、张灵甫……
抗战期间的219名抗日将士，每一个人，都由精铁铸就。
不论立场，不论党派，不分地域。他们就伫立在这个广场上，沉默无言。
樊建川的初衷，是打造出中国人唯一一个团结对外的瞬间。
2007年12月，他在壮士广场上策划了一场“向抗日将士致敬仪式”活动，邀请将士们的后人来到这里，集体参加悼念活动。
其中的一项，是给雕像鞠躬。
参加这次活动的人中，有昔日伟大领袖的女儿，李敏。
而雕像中，则有她父亲一生的对手，蒋介石。
第二天早上就要举行仪式了，突然几个媒体记者提醒樊建川：
你安排大家给壮士鞠躬，如果有人断章取义，说毛泽东的女儿给蒋介石鞠躬……？
凌晨两点，樊建川告诉工作人员：鞠躬取消。
天亮后，他又觉得，还是应该争取。就去找带队的几个人征求意见。
彭德怀的侄女、解放军纪委原副书记彭钢说：
我伯父也在旧军队干过，也做过旧军官，当时八路军也叫国民革命军嘛。
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
我觉得没问题，不是统一战线吗？我们是对抗战的行为致敬，是对抗战致敬。
最后，问到李敏本人，她半天没说话。
樊建川心里极其紧张。因为如果她不点头，这个事情还真的不好办。
最后，李敏终于开口，说了一句：
他们都是长辈嘛。
于是，鞠躬仪式照常举行。
这个镜头后来还被收入了一部电视片，并没有人出来说事儿。
来博物馆参观的，也有官员，比如前外交部长李肇星。
2010年，李肇星到访博物馆。参观之后，他提出了一个疑问：
壮士广场上的一众雕像中，为什么唯独邓小平的雕像那么亮？
樊建川给出的答案是：
民间流传的是，摸了邓小平像就要发财。
04
这些年，樊建川没少往日本跑。
他经常去的一个地方是：
靖国神社。
在靖国神社，樊建川是日本人眼中一个没有素质的中国老头。
这老头完全不顾靖国神社禁止拍照的规定，一直端着相机在拍。工作人员拍他肩膀，他也不听。拍急了还跟你装哑巴。
他要弄清楚，日本人的小心思是什么，长处在哪里。
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国要建立一座针锋相对，展览日本战争罪行的博物馆，应该怎么做。
多年后，他吐露了心声：
我这一辈子，靖国神社就是我最大的对手！
在这座日本最大的神社，他发现了许多不同：
和中国很多干巴巴的博物馆陈设不同。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死亡日本官兵，很多人的照片和身份卡都被收藏在这里，同时记录了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部队和死亡地点。
他找到了日本士兵们曾经给家人写下许多家书、留下遗物。有温情，也有思念。
一些书信里写道：
爸爸的风湿好一些了吗？妈妈你要多保重！
哥哥，我们的屋顶修了吗？
老婆你好辛苦......
孩子，你要认真读书......
这些人，很多都是在抗日战场上被中国军队击毙的鬼子兵。
在樊建川眼中，盲目地宣泄仇恨不是一个大国公民应该有的态度。
我们不仅为了展示罪证，也要展示那些普通人被恶驱使之后，产生的暴力行为，让人类相互理解，实现和解。
于是，他修建了一座“修建日军侵华罪行馆”。
这座馆里，收藏了数万件侵华日军留下的文物。军刀、军装、杀人者的日记……
多年来，这样的努力让很多中国人放下仇恨，也让不少日本人慕名前来参观。
其中有一个日本老人，名叫盐谷保芳。
17岁那年，他被编为日本陆军第59师团一名步兵，派到中国大陆服役。他杀死的中国人在10人以上，挨了八路军好几枪，是个标准的老鬼子。
战后，他来到中国忏悔十多次，把自己经营家庭旅馆攒下的半生积蓄，两千多万日元用于购买教学设备，捐给中国150多所学校。
每次，给中国人悔罪鞠躬，八十多岁的他都要坚持鞠满一分钟，哪怕体力不支摔倒了，被人扶起来，也要补完一分钟。
建川博物馆开馆后，他来了博物馆七八次，每次都带来自己在日本找到的一些战争期间的装备和日常用品，临走前在博物馆前长跪。
2008年，88岁的盐谷保芳最后一次来中国，找到樊建川，希望能为他塑一尊跪像，在建川博物馆前对中国人永久谢罪。
每年，都会有一些日本的中小学生代表团来中国游学，其中的一项重要课程是：
参观建川博物馆，尤其是日本侵华罪行馆。
侵华日军罪行馆，是樊建川请一位日本设计师设计的。
他是日本最著名的设计师，世界建筑行业的诺贝尔奖——普利兹克建筑奖获奖者矶崎新。
消息传回日本，一些右翼分子写信大骂矶崎新：
你是我们大和民族的骄傲，是我们最好最优秀的设计师，为什么要给中国人设计博物馆？
他的回应是：
我这把岁数不考虑这个，我考虑的是道义和未来。
05
这些年来，樊建川得到的最多一个称呼是：
哈儿。
这是句四川方言，也就是傻子的意思。
一开始，这本来是句嘲讽的话，最初是对他辞职市长的嘲讽，之后是对他做博物馆，做赔本生意的嘲讽。
他所有的钱和投资，都花在了博物馆上。
为了攒钱建更多的博物馆、买更多的文物，他名下的地产物业大多已经出售，现在靠着给人卖字、讲课、写书挣钱，继续投进博物馆这个无底洞。
从2005年第一座博物馆开馆，到15年后建成中国最大的民营博物馆，他已经收集到了超过800万件的藏品。
建川博物馆的建筑数量，也从最初的5座，达到了30座。
他知道，投资这座博物馆的钱是永远收不回来的。但他不在乎。
他刚过50岁生日后不久，便写了一封令人震惊的遗嘱：
我去世后，博物馆将全部捐给国家。
因为，他家族里和他这一辈的人，普遍没有活到六十岁。他担心自己也没法突破这层障壁，所以要提前早做打算。
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你辛辛苦苦几十年，就这么平白无故地捐给国家了，图什么呢？
不仅如此，他还干脆从城市搬到农村，举家搬到博物馆所在的大邑县安仁镇，一边当博物馆馆长，一边当上了安仁镇的荣誉镇长。
在他的微博上，每天记录着自己的生活日常。昨天在家吃了一碗炒胡豆，今天出来吃了一碗肥肠面。
偶尔吃一顿粉蒸牛肉，他也要感叹两句：
吃一顿好伙食，赶上了好时代，来之不易，必须珍惜！
这些年来，他曾经数次登上新闻热搜，都是因为他的身份与生活水平强烈的反差。
比如在火车站候车大厅席地而坐，在街边小板凳上吃几块钱的小面。
某次体验了朋友的私人飞机后，他写下了乘坐感受：
一根筋一口气一条命建成的博物馆全部捐给国家，临终，自己光着屁股去过奈何桥。
中间只有一次后悔，坐朋友的商务机，太方便了，太安逸了！如果飞机是自己的，还可以一边蓝天腾云驾雾，一边吸烟腾云驾雾！
作为一个身价几十亿的富豪，他出门从不住星级酒店，哪里快捷酒店便宜就在哪里解决一晚。
省下每一分钱，用在他的博物馆上。
对自己这几十年走过的路，他的总结是：
中国十三亿人，十二点五亿都应该过自己平淡的正常生活。
但应该有一部分人挺起脊梁，敲响警钟，去做牺牲。
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