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不见,展信安!
感谢你的信任,解惑不敢当,只是朋友间就着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一点探讨。《登春台》作为一部“重述1990年代”延长线上的作品,讲述了四位主人公在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三十余年间、种种因缘际会汇聚于中关村软件园春台路上某科技公司而发生的故事。如你所言,小说中很多重要的事件节点,都被安置在了1990年代,从那时至今的三十年,也正是中国经历改革开放巨变而直接为当下社会结构奠基的时期。小说这样的背景设定,毫无疑问地会“诱导”读者在开卷阅读前,想当然地以为这又是某一类型化的反映“时代性”的作品。然而正如你的直感和“困惑”,我也感到,《登春台》只是看似与重述改革开放的文艺作品分享了类似的题材,但实质上却是南辕北辙。
就你提出的三点问题,我倒着回应,先说小说的叙事结构。如你所言,多主人公设定的重述改革开放的文艺作品,往往采用“麻花辫”式的结构,这样的结构所对应的正是改革浪潮中实存的不同激流性力量,人物的设定也由此具有鲜明的线索性。比如《大江大河》中的宋运辉、雷东宝、杨巡和梁思申,分别对应着公有制、集体制、私有制和外资这四类不同的所有制经济竞逐争发的进取风貌;再如《漫长的季节》,王响和王阳父子俩虽然属于不同的代际,但就像王响无法守护桦钢厂被各种势力巧取豪夺,王阳同样无法保护心爱的姑娘免于各种不怀好意的觊觎,他们也由此象征了不同代际在公共和私人领域面对变革时难以克服的困境和必然遭遇的挫败。
相较其他作品中人物身上明确的线索性,《登春台》四个主人公,既缺乏彼此间的深度关联,又没有明确的可以结构化的代表性,如果一定要给这样的结构方式提供一个模式,我能想到的是《水浒传》。浦安迪将《水浒传》的叙事模式称为“撞钟式”,即以人物甲为主角叙述若干篇章,直至某一事件中与人物乙相遇,进而再以乙为主角展开新的篇章,直到最后108条好汉齐聚梁山忠义堂。《登春台》也是如此,四个主角分属四章,被撞钟式的结构串联在一起,就像各路好汉因各种缘由被逼上梁山,四位主人公也各怀心事地“登”上了春台路的神州联合科技公司。
如果说他们一定共享了什么的话,就是一种沉郁的性格色彩,这就涉及你说的第二点,小说的情感基调。正如你敏锐的观察,很多重述1990年代的作品都提供了某种刺激感——不论是打怪升级的爽感还是解密破案的“悬念感”,阅读《登春台》时,我感到的更多则是作者笔端传递出的沉郁。其实,《登春台》还是延续了格非作品一贯的特质,一是悬疑,一是情动。在沈辛夷、陈克明和窦宝庆的三个章节里,作者都设定了悬疑的因素,尤其是窦宝庆一章,如果不考虑作者莫名其妙的第二人称叙事视角,这一章实际上出色地讲述了一个潜藏嫌疑犯现身的故事。然而也正如你所言,这样一个悬疑故事却令人感到缺乏“刺激感”,在我看来,是小说笔调的沉郁压抑了情节的刺激。
在过往的很多作品中,格非都显示出深厚的精神分析意识,我觉得《登春台》也不例外。小说中的四位主人公无一例外都有着明确的弗洛伊德式的意味——内在的忧郁与沉默,隐秘的自毁倾向,以及,将情欲作为最根本的行为动力和纾解方式。原生家庭状况堪忧的沈辛夷陷入与桑钦不清不楚的地下情,咸鱼翻身后的陈克明则流连于风月,窦宝庆与郑元春的婚外情最终暴露了自己不堪的往事,周振遐则在继承老友蒋承泽的公司后同样继承了他的情人。所有主人公都好像只是在精神上稍稍打了个盹,然后就越轨到了某种暧昧难明的关系里,在获得短暂慰藉的同时,遇到更多的危险。其实格非的这种写作特征,此前已经有人指出过,我也就不再赘述了。但还要多说一句的是,沈辛夷一章对青年女性的创伤情感经验的讲述,实在是一种冒险。
现在回到你说的第一点,也就是小说的基本模式。就像你所言,《登春台》既非讲述一家科技公司在时代浪潮中如何开创天地的正剧,也不是披着悬疑外表实际上起着疗愈时代失落者的悲剧,就我个人的看法,这部小说倒像是一个实验性作品,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戏仿式的文学演绎,所谓的时代性背景只是它的伪装。借由作品演绎哲学观念,其实一直都是中国当代作家的野望,新时期初期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据说就是对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的文学演绎。
当然,要说清楚这一问题,一封信的篇幅显然不够,我在此只是开个脑洞,提出一条简易的线索。已如前述,小说中的所有人都陷入到弗洛伊德式的“变态”情感关系中,而讲《登春台》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文学戏仿,我是指格非对这种男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黑格尔逻辑学式的处理。黑格尔哲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概念”,同时概念具有自我运动的属性。比如一对陌生男女偶然在茫茫人海相遇,然后就需要确定一个关系,比如同学、同事、约会对象、情侣或者夫妻,这个关系对应着一个相应的概念。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概念的自我运动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具体的事物会朝着相应的概念运动,比如这对男女谈恋爱了,男生就得向着一个概念性的男友的行为方式去努力,得“像个男友的样子”;第二层含义,就是所有的概念会朝着相应更高的概念去运动,还是那对男女,一开始先是约会,后来确立了情侣关系,再后面就会想着要结婚……当然,这是概念自我运动的理想状态。现实中绝大多数时候,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没办法明确关系,或者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难以为继,这就造成了当事人的困扰。小说里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情节就是,沈辛夷在欢好时希望桑钦能明确他们的关系,但却无功而返、陷入愤懑。同时,概念的自我运动,也伴随着对自身的否定,与之对应的小说情节,是伴随窦宝庆和郑云春关系的升级,他身上背负的罪案也逐渐显露,最终为其带来了牢狱之灾……总之,正是概念的自我运动(对应着小说人物在情爱关系中的升降沉浮),像泡沫一样,溢出了整个故事。就像格非在文本里反复征引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最后所引用席勒的诗文——从精神王国的圣餐杯中,无限性翻涌起泡沫(Aus dem Kelche dieses Geistereiches schäumt ihm seine Unendlichkeit)。
总而言之,《登春台》是一部相当别致的作品,正像你所说,小说中那些哲学意味的论述并不是装饰性的点缀,而是起着奠基性的作用。在离开北京后,很多事情似乎已经忘记,借着这部小说,我又想起曾经在海淀读书的岁月,那些咖啡厅、茶馆等公共空间里开读书会的过往早已变成了难忘的风景,那些萍水相逢的青年男女也不知又经历了怎样的离合聚散。我想有这样怀旧思绪的,一定不只是我。“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曾经读书会上晦涩深拗的哲学原理,其实也可以是小说中每个活在当下的普通人面临的困惑,《登春台》显示出文学表达的另一种可能。以上,见笑!
顺颂时祺!
大坤
2024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