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传》注释原稿及赵守俨改补稿。
小文《〈魏征传〉的作者及其他》，未能将新见资料补入，就见报了（《南方周末》2024年9月27日）。编辑说，不妨写个续篇，于是就有了这篇《关于〈魏征传〉的后话》，主角从前文的“作者”赵武，换成了本文的“审读者”汪篯。
吴宗国《汪篯传略》说，汪篯“对《魏征传》的译文和注释也遵照中华书局的要求，按时完成了审阅”（《汪篯汉唐史学论稿》，594页）。又在叙及《魏征传》时加注说“审阅稿取走后一个星期，赵守俨先生译注，署名赵武的《魏征》就出现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了，时为1962年6月”（596页）。现在我们知道，汪篯审读《魏征传》并提出修改意见，共有两次，分别在《魏征传》付印前和初版见书后，都留下了亲笔信和具体意见。
1962年6月24日星期天，汪篯看完了《魏征传》注译全稿，深夜给金灿然写信：
《新唐书·魏征传》注译看完了。我的修改意见写在清样上。为了提供您们考虑修改的理由，我把为什么改的意见，另写成14纸，谨请来人带上。这清样我只是挨字看了一遍，没有复查，大致后半看得仔细些，前半比较粗糙点，估计大错误是不会有多少了。没有复查是因为时间不够了，别看写了这一点儿，费的劲却不算小，因为要修改就得查书，所以前后花了两整天的工夫，还开了两个深夜的夜车，这也算是尽了力量了，接稿后，当时就看，一直到现在才搞完，事实上没有时间再复看了。
汪篯对这14纸的意见做了归纳，说修改意见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注释中有关史实的错误，另一类是关于文字的。针对前者，汪篯说：
其中最大量的是制度方面的，这些我都把修改的证据写出来了，您们看了会知道。我改的可能比原文多一些，但是数字不大，一共也不过多出数百字，这些希望照改，其中如“尚书右丞”注，文字稍多一点，但不这样写就不能清楚确切，希望不要多删，因为删了就会有错。另外是人的籍贯，也希望照改，我改的都是有根据的，以他们的居地为准，尽量不用郡望，今人多不知道六朝人和唐人用郡望的习惯，把很多人的事情搞错了，如以前罗常培先生就把颜之推当做山东琅琊人，推出他的语言是山东话，这是大笑话，因为颜之推一家已居江南数百年，他说的应是江南士族的齐声，即洛阳话。又如有人说祖冲之是范阳人，祖冲之在南朝，范阳是祖氏的郡望，于是有人借此立论，都是可笑的。此外有些关于年代的，修改的意见大致不错。只是有些地方还要请您们自己斟酌，如有些地名的今地，我的把握也并不是很大的。像“交州都督”条改的却决不会错。
尽管提了14纸67条意见，但他还是说“你们这个工作做得太好了，太有意义了”，“将会对人们有很大教育意义，真正是古为今用的东西”。信的最后一段说：
对于《魏征传》我还有个意见，我觉得附一个魏征简短的年表比较好些。这件事做起来并不难，就要一天工夫就可以。魏征的事迹全有年代可考。王先恭有个《魏文贞公年谱》做得还好，可以依据。从那里面把魏征的主要经历和译文中的事情都列在表上，这对于读者是有好处的，不知以为然否？如果还有一两天时间出书，我觉得这工作也可以做一下。
汪篯致金灿然信（1962年7月2日）及吴翊如、赵守俨注记。
旁边有书局方面领导朱笔批示：“这次来不及了，重印时再附。请吴翊如同志先向他解释一下。”后有吴翊如注记：“我已经当面对他这样说了。”以及另一位参与者签名——“守俨”。这是重印本附加《魏征年表》的由来，也是“赵武”指赵守俨、吴翊如的佐证之一。
汪篯《魏征传》审读意见末页。
汪篯的14纸意见，除了注明清样的页码和注码外，还特别用朱笔圈码标示了连续条号，共计67条。在此意见的信封上有朱笔注记：“调孚拆交赵看过，赵说已改，所以不打电话。□。” 现在对照《魏征传》初版可以确认，当时在出书时间非常紧促的情况下，还是基本照改了。我们可以借助原稿的修改和《魏征传》初版，以全书第一条注释来看看修改完善的过程。付排原稿由多种笔迹接续完成，可见当时多人承担协作完成注释的工作情形。第一条注释所注为“魏征，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句，第一稿：
《旧唐书》说魏征是巨鹿曲城人。查《旧唐书》和《新唐书·地理志》，魏州和邢州（玄宗时改为巨鹿郡）下都没有曲城。据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说，魏征应该是邢州巨鹿（即今河北巨鹿县）人，后来移居相州内黄（昭宗时改属魏州，即今河南内黄县）。
赵守俨在其后作补充，形成第二稿：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又说他是山东馆陶人，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新表》的说法比较可靠。
汪篯对这条注释进行了改写。
第一页注释①改为：《旧唐书》说魏征是巨鹿曲城人。查《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地理志》，魏州和邢州（玄宗天宝时改为巨鹿郡）下都没有曲城。《北史·魏长贤传》说长贤（魏征的父亲）一家是巨鹿下曲阳（在今河北晋西县）魏氏的一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魏征的五世祖珉居馆陶（今山东馆陶西）。据《贞观政要》，魏征的家在相州的内黄（即今河南内黄县）。
接着用满满一纸的篇幅说明修改理由：
（1）《贞观政要》是最原始的资料，吴竞所记当最为可信。原说现代学者的研究，不知是谁。据我看，《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说移居馆陶固然可信，而《贞观政要》说魏征“近徙家相州之内黄”也可信。魏征出于寒族，《北史·魏长贤传》说他是魏收的族叔，就是说他是巨鹿下曲阳的魏氏。巨鹿是魏氏的郡姓，说魏长贤是魏收的族叔大概是攀附大姓，不可靠。《贞观政要》说魏征是巨鹿人，这巨鹿应是郡。王先谦的说法拘泥于相州是州，内黄是县，就说魏征是邢州巨鹿人，以为巨鹿是县，这是由于他不熟悉唐人称郡姓的习惯。大概魏征的家原在馆陶，到隋时迁居内黄。
（2）曲城实际上在新旧《唐书·地理志》内都是没有的，不仅在上述两州内没有。曲城是字讹，可能有二，一是下曲阳，巨鹿郡姓的魏氏居该郡的下曲阳，这可能性较大；二是曲周，唐曲周郡在巨鹿县的东南，但曲周在唐始终洺州广平郡，这可能性不大。又汉有曲成县，晋为曲城县，其地在今山东掖县境，与魏征家世无关。
（3）昭宗时，内黄由隶相州改隶魏州，与《魏征传》无关，故可不书。
又晋县、内黄县前几年已废，现不知恢复否。但解放后的地图还很多有此两县的，注文怎样说明，请考虑。我以为这些县近年废置不常，仍可用今……县。
现查核初版《魏征传》开篇注①，完全照改，一字不差。但就全部67条意见而言，也有未照改甚至理解错误以致误改的，给汪篯造成很大的困惑。如66、67两条意见，对应全书的倒数第二段的第一条注释——“辽东之役”。
汪篯针对第60页第二段注原①“贞观十九年（公元六四五）”的意见：
贞观十八年，太宗准备征辽。十九年始由幽州征辽东，此事当然在十九年，而不在十八年。
针对第60页第二段原注②“靺鞨：粟末水（今松花江）和黑水（今黑龙江）一带种族名”的意见：
靺鞨当时并不在高丽版图内，只是有一部分隶属于高丽。又高丽一词，平常人常与朝鲜混淆，又有疆界问题，直改为粟末水、黑龙江一带似乎好些。
高丽、靺鞨之关系，如太宗曾说：“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扰之（指高丽）”可以知也。高丽大率只占领辽东，至于今吉、黑之地，则不能有也。因此，说“靺鞨”是高丽北部种族名是不恰当的。
以上两条《魏征传》初版最终定稿如下（37页）：
②辽东之役：指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太宗对高丽（今朝鲜）用兵事。
③靺鞨（mò hé）:粟末水（今松花江）和黑水（今黑龙江）一带种族名。
以下是汪篯收到样书后的审读意见。汪篯7月2日收到《魏征传》初版样书，立即给吴翊如写了长信，“今天粗略翻阅了一下，觉得基本上完善。还有几点提出来备再版修改时参考”，约共五条，兹录本文题目所列的“辽东之役”条意见如下：
第37页注① 辽东之役应是贞观十九年而非十八年。这是我在上次意见里已经提到。贞观十八年，唐军未至辽东。十九年二月，李勣军至幽州。四月戊戌朔，自通定济辽水。丁未，太宗至幽州。五月丁丑，太宗渡辽水，然后至辽东城下。六月丙辰，至安市城。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阬之（以靺鞨犯阵也）。所以辽东之役，不能说是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必须改作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又高丽下有括号（今朝鲜）也极不妥当，决不可在再版时沿用。我记得原稿上没有。如果有，就是怪我粗心，没有看出来。辽东在中国境内，靺鞨犯阵事也在中国境内之安市城（今辽宁盖平县东），决不能注成朝鲜。高丽的大部分在中国境内。事涉国境问题，这个错误是政治性的，必须改掉。这里的修改应是：辽东之役，高丽、靺鞨犯阵①，把①②合成①，注文改作——①指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太宗在安市城（今辽宁盖平县东）下指挥作战，有高丽和靺鞨人犯阵事。靺鞨（mò hé）：粟末水（今松花江）和黑水（今黑龙江）一带种族名。——这一条修改是极重要的，务必注意。这个错误还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
汪篯在关键句子下画了横线以示重视，写完这段意见，他更加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随即另写一封信给金灿然：
《魏征传》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在上次给您的信中，已经说了。但是这书中第37页注文中有个大错误，带有政治性。我记得上次看的稿子里没有。如果有，就怪我太粗心了，我也应该检讨。为了这个错误，我今天反复不能成眠。所以提出来给您参考。事实写在给吴翊如同志信里，想想还是直接写给您好，因为我不知道吴翊如同志的情况。请您看一看那封信的第37页注文条。在上次我写的意见里，似乎没有“今朝鲜”三字，不知怎么加上了。我记得原来没有，而在靺鞨的注文里，我还特别提出国境问题，因为靺鞨虽然有一部分可能在苏联境内，又在当时不直接属高丽，怕犯政治性错误，特别改成现在的样子，以明确靺鞨与朝鲜无关，大部分在我国境内，也不提一部分在苏联境内，以免发生政治性的问题。不料这书里突然来了个不妥当地把太宗辽东之役中的高丽，注成了今朝鲜。虽然朝鲜是我们最亲密的兄弟国家，但事情牵涉到“民族问题”、“疆界问题”就绝对马虎不得，务请考虑一下如何处理。也许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对这类问题太敏感了，但是这类问题一处（定）要慎重却是个原则。我的意见像这样的错误还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请示如何处理。切切切切。
第二天上午，在这封信送出后，汪篯给金灿然打通了电话，放下电话又给金灿然写了一封信，除强调错误的严重性和自己的责任外，还将此条注释全文重拟写在信中：
刚才电话接通了，昨天晚间写的信想也已收到。本来昨晚接到《魏征传》后，看了很高兴。后来发现“今朝鲜”三字的错误后，心里很不平静，一方面是这个错必须尽速设法改掉；另一方面我止不住自己要回忆，我想我在这些问题上一向很注意，很敏感，为什么竟然没有看出来？想来想去，觉得清样上好像原来没有这三个字。想之又想，总老放不下心，不知书已否发出，来得及来不及把这三字抹去？所以，睡不成眠，就起来写信。……等到今天给你打通电话后，好容易这块石头才算落了一点下来。这条注文，我认为再版时需要改作：①②两注合并，改为①。文字应指（改）为：“辽东之役：指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太宗亲自在安市城（今辽宁盖平县北）（或辽宁营口市附近）下指挥作战，有高丽和靺鞨人冲击唐军阵线事。靺鞨：粟末水（今松花江）和黑水（今黑龙江）一带种族名。”方为妥切。
汪篯致金灿然信（1962年7月3日）。
从汪篯接二连三写信和不厌其烦的陈述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到他的极度焦虑。接着他说：
我看了《魏征传》，大部分都依照我的意见改了，不知为什么独于这一条没有依照我的意见改。贞观十八年应作贞观十九年，644应作645，我已经提了。后面这“今朝鲜”三字，我不知道从何而来，我想我决不会写这三字的。在我提的意见里，也不会有这三个字，希望查明后让一位同志写个信给我，告诉我这事原委和处理情况，为此事我很不安心。这也许是我太迂执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党员的政治责任，希望不要见笑我的迂阔。
显然，汪篯的焦虑和自责，来自他对审稿工作近于迂执的责任心，更来自他作为一名党员的党性原则。
接连收到汪篯三封信，金灿然亲笔草拟了回信：
金灿然复汪篯信（首页）。
关于“今朝鲜”一事，您提得很好。这三个字本来可以不注的，注上就可能生出另外的麻烦。这类问题，编辑部不止发生过一次，但总因工作同志政治性较差和制度不够严密，难以根绝。这次蒙您恳切的提出来，又给我们加了一鞭子。您来信的时候，书已发出，来不及更改了。不过已关照新华书店只发机关内部，不准出国，想来不会引起什么问题。此书即将再版，再版时定予改正。
查重版后的《魏征》，此条注释基本遵照汪篯说改正，更为简略：
辽东之役，高丽、靺鞨犯阵：指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太宗对高丽用兵，在辽东安市城（今辽宁盖平县东北）东南的驻跸山之战。靺鞨（mò hé）：粟末水（今松花江）和黑水（今黑龙江）一带种族名。
以上我做“文抄公”将汪篯、金灿然往还书信抄录文中，一方面是希望真实呈现事件的过程，以见“民族问题”“国境问题”以及“兄弟国家问题”在当时出版物中受到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可见“征辽”“辽东之役”在六十年代的敏感性，不但敏感度高，且具有普遍性。理解“征辽”“辽东之役”的敏感性，或可帮助我们准确认识当时的一些状况，如陈寅恪《论再生缘》及郭沫若《再生缘》整理本出版受阻的直接原因，显然也是因为《再生缘》的背景是元朝皇帝“征讨朝鲜”，事涉“兄弟国家问题”（参见徐庆全《陈寅恪〈论再生缘〉出版风波》，《南方周末》，2008年8月28日）。
《汪篯汉唐史论稿》，吴宗国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最后，让我们把视角回到1960年代的汪篯。汪篯师从著名学者陈寅恪，195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带职到北京马克思列宁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为“又红又专”的党内专家。1960年代，汪篯接受有关方面的约请，承担过不少书稿的审读工作。据吴宗国《汪篯传略》，“他对沈起炜著《隋唐史话》不仅逐字逐句进行了推敲，而且核对了所有的材料。对《辞海》隋唐职官部分的条目他也根据《唐六典》《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等有关材料，逐条进行研究，全部改写一遍”（《汪篯汉唐史论稿》594页）笔者整理中华旧档也曾涉及两项，一是为瞿蜕园整理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所写的八开稿纸二十余页的审读意见（《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的前世今生》）；二是审读陈仲夫整理《唐六典》，历时三年（《汪篯与点校本〈唐六典〉》）。笔者目力所及还有：唐长孺《〈汪篯隋唐史论稿〉序》：“大致也在1960年左右，一位青年同志请他评阅论文，他认真阅读了本文，慎重考虑了优点和缺点，写了长达数千言的评语，从理论到资料，作出了有关治学方法的指导。”张泽咸《我与汉唐史研究》：“1962年秋，历史所突然通知我参加《中国史稿》隋唐卷写作，我只好从零开始，努力阅读隋唐史籍，忙于编写史稿。其间，我写了一篇唐史论文，投寄《历史研究》编辑部，附信请他们转北大汪篯先生审稿。我并不认识汪先生，曾听唐先生说是位唐史专家，故特此提及。汪先生审稿后，写了三四千字的意见，对拙作进行了全面评估，编辑部将审稿意见打印，分发历史所和近代史所，作为培养青年的指导性文件。”这么频繁的审稿任务，一方面说明汪篯其时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见他作为党内专家，学术界、出版界对他的倚重。而此时他除了承受着为政治把关的责任焦虑外，还一直承受着身体病痛的煎熬。最后让我引用他给金灿然信中的两段文字，以见他在工作与健康之间的选择：
《魏征传》的工作做得很好。看来《贞观政要》也快提到工作日程上了。很惭愧，我没有抽暇来做这件工作，对你们不起。这两天我的身体突然发现有变化。经透视，原来肺部的硬结已退到吸收期阶段，但还不是浸润期。近两天打了链霉素，发烧已退，医生叫我静养，不过我估计问题不大。（1962年7月2日）
《贞观政要》事如有需要早出书，也希望告诉我，不必过多地考虑我的健康。一般说，我还是有些把握的，我目前还是可以工作，前一段工作太紧了些，出了点毛病，以后我注意节制就行了。（1962年7月3日）
汪篯《魏征年表》手稿。
在这篇小文写完的时候，我读到了胡戟教授的《汪篯之死》，胡戟与吴宗国都是汪篯的弟子，胡戟所述印证了吴宗国的记忆：
吴宗国教授见告，促使汪先生自杀的，比那总还是学术理论的“让步政策”论更严重的是《魏征传》。我俩都记得那是上面直接布置的一项任务，具体说，是中宣部陆定一急要的书，别人写了，交给他审稿，汪先生还翻给我看过他补的大事记。……汪先生神秘地说那书出的速度快得惊人，他交稿后仅一个星期，书就完成排版、三校、终审、印刷、装订的全套程式，进新华书店了。那是为赶在一次中央会议前出版，鼓吹魏征精神……到这时，1966年的3、4月间，已经向国内外公开点以彭真为首的、手下有吴晗的北京市委，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独立王国，加上更被点为“阎王殿”的中宣部陆定一等，撮合成“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魏征传》会把参与者拉进去，一旦成为上了黑线的人物，罪行就远大于弄弄“让步政策”论的反动学术权威了。看清楚没有出路的汪先生，没怎么犹豫就选择了离开人世。服药后数日，6月10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期）
看到这里，手上薄薄一册只有63页的《魏征传》，变得越发沉重起来。
2024年10月3日自江洲归岱北，两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