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15日，印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Amit Shah）前往古吉拉特邦发起竞选连任活动。沙阿是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亲密助手，他在向印人党工作人员发表讲话时称，印人党既促进了普通印度人的命运，也提高了印全球声誉。他说，只有印人党才能让像他这样的“无足轻重的党员”和像莫迪这样的 “贫穷人家的茶贩”成为印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继续表示，只有莫迪才能让印度变得安全繁荣、能与中国抗衡并获得国际认可。莫迪“不仅是印度最受欢迎的人，也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人”。

沙阿在演讲中将外交关系和国内政策混为一谈是有原因的。与过去的竞选活动不同，印国际角色现已成为政治的核心问题。与十年前相比，如今更多印度人关心自己国家的全球地位，普通民众的愿望也前所未有地体现在国家命运中。印人党利用此新焦点炮制了自我强化信息：如果印人党能将莫迪这样的“普通民众”推向世界舞台，那么它也能让一个在贫困与衰弱中挣扎的国家变得强大。同样，如果莫迪能让印度变得安全、繁荣并广受尊重，那他也能为印度选民带来好处。

观察家们将外交政策的大众化归功于莫迪的魅力和印人党的政治战略。毫无疑问，莫迪为国际话题带来新宣传。除了2008年印美达成核协议等特殊时刻外，前几届政府都将外交视为枯燥乏味的专业领域，几乎与社会关切不搭边。相反，印人党为外交注入了国家使命感，并将其转变为民众评价政府的关键维度之一。

但是，国际关系的参与范围从精英扩大至普通民众，有更深层和更可预测的原因。随着国力提升，其民众必将对国际事务更感兴趣，更期望获得全球的尊重与认可。莫迪能从根源把握印度人不断膨胀的野心并加以引导，这体现了其作为政治家的精明。

然而，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并不总符合国家利益。当崛起中的国家寻求国际认可时，它们常常会采取强硬的外交与国际措施，进而激起反弹，破坏其崛起过程。随着印不断扩大影响，其利益将与其他更强大政府产生严重冲突——包括美国政府。过度自信的公众恐成为印政治领导层的负担，强迫其放大与其他社会的微小争执，并推动其采取更有风险的战略与不妥协立场。

印度人，尤其是城市青年，正积极关注自己国家在世界的地位。2023年的一项调查有来自19个城市5000名18至35岁的受访者参与，其中88%的受访者同意就印度而言，在联合国安理会成为常任理事国非常重要，83%的受访者认为印度应成为七国集团（G7）的永久成员国。调查还表明，印度人支持政府对外交政策的处理。在2022年的皮尤民调中，68%的印度受访者认为印全球影响力正在增强。即使很难衡量这种支持是否会转变为选票，但政治家们的行为似乎体现了对此转变的认同。印政党如今常将外交政策和与此有关的民族主义自豪感纳入其国家与地方选举策略。

印度人更关心全球政治，分析人士不应对此感到惊讶。印经济自由化使民众更加富裕，富人倾向于对国际事务更感兴趣。例如，2005年和2006年对20多万户印家庭进行的外交政策态度调查发现，印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群体中，有82%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或无法回答有关外交政策的问题，而社会经济地位最高的群体中该比例仅为29%。当时，前者占全国人口的30%，而后者仅占1%。尽管划分社会经济地位的官方类别发生了变化，但印人均收入自2005年以来翻了一倍，表明印度人普遍正变得越来越富裕。

富人对全球经济更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更可能出国旅行，印度人也不例外。随着国家繁荣，印出国人数也创下新高。2014年莫迪任总理的前十年，印每年出境游客人数增长了近300%，达1800万人次。同期，在美居住的印裔人数增长了55%，达220万人。此趋势仍在持续，就在2019年新冠疫情前，近2700万印度游客出国旅游，在美居住印裔人数攀升至近270万。印度如今也以其他形式与世界联系更加紧密。2018年，印20%人口使用互联网。2021年，该数字为46%。印度是一个逐渐崛起的数字的国家，这使其对其他国家认识不断提升，与其他国家关系日渐紧密。

随着国力提升，各国开始希望排名在其之下的国家能遵从它们的意愿。但全球化并未削弱印民族主义色彩。2019-20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2%印度人完全同意“印文化优于其他文化”，2002年作出类似回答的人数为74%，二者几乎相同。因此，印人党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从印度人对国际关系日益增长的兴趣中获益，或是将民众态度引向更加坚定自信的外交政策，这并不令人惊讶。政府有力回应来自传统对手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潜在威胁中，这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过去政府更倾向于在幕后采取行动，2017年，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单方面越过与不丹的国际边界，阻止中国在有争议领土修路，并在2019年公然对巴基斯坦实施空袭。

印民族主义转向或使外国政府不快，但此进展并不令人震惊。印外交官的自信与日俱增，印国民对国家受到轻视更加敏感，印民众普遍认为国家已登上全球舞台，这让人联想到另一个正在崛起的混乱民主国家：19世纪的美国。19世纪50年代，英国驻美大使曾愤愤不平地写道：他观察美国人如何依靠“夸夸其谈的力量” “对全世界发出威胁的口吻”，即使他们缺乏与言论相匹配的军事能力。他认为美国外交已然变得“对任何针对自身的攻击或可能的侮辱都病态地敏感”，然而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却对任何正义或公平竞争十分麻木。如今，任何与印度打交道的西方国家外交官恐都有这种抱怨。

其他政治制度大相径庭的崛起大国也有相似行为。20世纪初，日本刚在明治时代获得经济与军事成功，正沉浸于民族主义狂热与当时公众对与当时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意识。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以来，也日益趋向民族主义，其转向“战狼”式外交也同样源于对国际尊重的渴望。随着国力提升，国家越来越希望排名在其之下的国家能遵从其意愿，而排名在其之上的国家则为其继续崛起留出空间。

莫迪并非首位有全球野心的印度领导者。印首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也追求印领导角色，并在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积极行动，通过国际机构推动其独特外交政策——与苏联与美国均不结盟。但尼赫鲁的努力只得到了国内少部分精英群体的响应；大部分民众深陷贫穷困扰，以致于无暇顾及国际认可这样虚无缥缈的东西。然而，如今的印度是正在崛起的大国，民众希望领导人能利用国家意志获得国内外利益。莫迪已成功利用更自信坚定的社会及侨民群体巩固其政党政治命运，并提升印全球地位。

在某些方面，莫迪能够有效利用外交问题令人非常惊讶。2014年上任时，这位总理外交经验极少。然而，正是由于缺少外交经验，他创造出与世界互动的新方式，其中一种将外交转变成了面向大众的行为艺术。作为习惯绕过传统机构、直接吸引支持者，且严格控制信息的民粹主义领导人，莫迪（及其政府）通过媒体与大型集会将影响最大化。例如，他们在伦敦温布利体育馆和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为印侨民举办大型活动，不遗余力地宣传外交会晤，并在世界各地有条不紊地开展社交媒体活动。该党不断与各地民众建立联系，试图获得支持。即使受新冠疫情阻扰，莫迪也在两任总理任期内进行多次国际访问，超过其前任曼莫汉·辛格两任内访问总次数。

莫迪政府的外交政策始终如一。它创造了新政策范式，此范式基于自我定义的印度教文明价值观、对强权政治的交互方式、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力量的意愿及通过与其他国家合作担负全球责任的欲望。这些政策源于印度所宣称的成为全球领先大国的目标，并体现在各种举措中——例如，印推广国际瑜伽日、拒绝在俄乌冲突中偏袒任何一方、对巴采取强制性外交，及积极践行气候多边主义。在某些方面，这些举措并不新鲜，印政府一直努力促进印度文化，抵制西方控制，对巴奉行胁迫外交，并共同解决跨国问题。但莫迪的印人党因其对印度文化独特的诠释与愿承担更大外交风险的意愿脱颖而出（如2019年打击巴基斯坦）。

一个社会如果对极小的轻视都耿耿于怀，则很快会遭到反噬。印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当然不能完全归功于莫迪及其政府的举措（或是前任总理的举措）。印获得了中国的间接帮助。随着中国对其亚洲邻国及西方构成持续威胁，印地位也随之上升。美尤其向印示好，试图遏制中国的雄心。只要印可帮助各国与中国竞争，就将获得大量国际伙伴，使其在对外关系中拥有相当可观的回旋余地。

但中国的故事也有警示意义。随着中国跻身世界舞台，中国放弃基于经济互利与其他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策略。相反，在民众和精英民族主义驱使下，中国开始强烈主张对有争议领土的主权要求，并要求其他国家尊重自身。由于持续高涨的民族主义加剧其日常利益冲突，这条道路尤其危险。一个对极小的轻视都耿耿于怀的社会与政体将很快遭到其他国家反噬，反过来加剧国内焦虑与和自尊心受挫情绪，进而导致挑衅的恶性循环。美白宫发言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2022年访台就是恰到好处的例子。中国将此次访问描述为挑衅，并警告美国不要“玩火”。但佩洛西没有屈服，执意访台。中国随后开始在台周边实行军演，进一步加剧海峡紧张局势。然而，当一切尘埃落定，中国民族主义者指责政府的威胁缺乏实质内容，且未采取足够的措施应对美国。

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发展轨迹尚在早期，但却有跌入相似陷阱的迹象。据美情报官员称，2023年印在加拿大境内暗杀了一名锡克族加拿大人（印政府已正式认定其为恐怖分子）。加拿大谴责此次袭击，并要求印对此做出解释。印非但没有寻求平息危机的方法，反而对加拿大窝藏锡克分离主义分子表示不满，并承诺保护国家安全（同时也否认了这一指控）。此外，印还驱逐加拿大外交官，并延迟向有意来印旅游的加拿大人发放新签证。2022年末，美官员指控印密谋暗杀一名锡克教美国人，引起了另一场争端。

当外交政策本身变成民族主义时，就会推高自取灭亡的风险。这些事件吸引了全球目光，但也标志着印长期道路的延续。2013年印外交官德维亚尼·科布拉加德（Devyani Khobragade）因签证欺诈指控在纽约被捕，导致印国内舆论哗然，印政府甚至撤销了对美驻新德里大使馆的安全保护。从那时起，印美就已找到处理此类争议的可靠方式。但随着国际秩序愈加充满争议，加之印外交政策逐渐被民族主义国内政治包裹，双方均能预料到更严峻挑战。印外交部长苏杰生（Subramanyam Jaishankar）在其关于印度的《2024》一书中指出：“民族主义观点自然会产生民族主义外交，这是世界将需要习惯的。”

当然，大部分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都有民族主义。但当外交政策自身变成民族主义时，就会推高自取灭亡的风险。如今，印已卷入跨境暗杀争议。不久的将来，印政府将发现自身恐陷入外界对其民主资质的质疑、海外印度人的待遇或中国对印中小邻国关系日益密切的争议中。美国等国家可能在经济上霸凌不为其站队的中小国家，但它们有能力控制后果。作为正在崛起的国家，印全球影响力仍远未达到该水平。

在日益自信坚定公众的支持下，民族主义外交也会限制妥协空间，使此类问题难以解决。例如，选民或反对一个设下高期望却在保护国家利益和荣誉扩张上出现失误的政府。民族自豪感或许没有界限，但外交政策必须在高度限制的环境下执行。因此，印政治领导层必须谨慎工作，确保其民族主义外交不会损害国家目标。同时，印度的朋友与合作伙伴须适应其自信举动，部分原因是，印在国际秩序地位不断上升，必须要为其发展留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