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间，余华英和龚显良、王加文多次前往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拐带儿童，他们往往会选择在一个城市租房住一段时间，然后混入当地社会圈子，物色潜在目标。
据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每次实施拐卖儿童活动的时候，还会把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利用孩子之间天然亲近感，拉近与被害人的关系，以一起玩为由将被害人拐走。利用年幼的女儿作为犯罪工具足见其险恶用心。
当年被拐卖儿童
亲手将“恶魔”送上法庭
据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他们每次作案时，瞄准的大多是父母整日在外工作，家中无人照顾的孩子。而这其中就包括杨妞花。
杨妞花来到法院参加庭审。她希望余华英能得到严惩，维持死刑宣判，让人贩子不敢再拐卖孩子。“想到破碎的家庭，含恨而终的父母，我能不恨吗？”
杨妞花在法庭外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她归来寻亲时才得知，她被拐后，生父受刺激长期酗酒于1997年去世，母亲在父亲去世后第二年也因精神受到打击相继过世。父母双亡后，留下年幼的杨妞花姐姐和外婆相依为命。姐姐桑英也在11岁那年成了孤儿。
“我做过很多次幻想，我丢了之后，爸爸妈妈可能感情发生问题了、离婚了，有了各自的家庭，所以没有找我。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生了一个男孩，儿女双全，就没有拼尽全力找我。也可能我确实是被卖掉的，这些我全部都想过。”杨妞花唯一没有想过、没有做好准备的可能，是爸爸妈妈因为失去她，去世了。
杨妞花在父母坟前 图片来源：中国之声
杨妞花在父母的坟前发誓要“讨回公道”。“我不能放过她（余华英），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说服中间人，寻找线索，配合公安取证……2022年，杨妞花终于将余华英送上法庭！
杨妞花和中间人王某
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一审开庭时，是杨妞花时隔28年后，再一次见到她。“还是记忆中的三角眼，只不过，她的背更弯了。”
那一次见面，杨妞花是期待的。她预想过很多场景，余华英会声泪俱下向她道歉、忏悔，“但余华英完全没有给我机会。我当时在哭，她没有抬头看我一眼，整个过程中除了跟我吵架，就是否认对我的伤害。我们台下哭成泪人了，她却一动不动这么冷漠。”
“余华英说她记得我。我告诉她，是我把她送上法庭的，她一定要记住我。”杨妞花提起一个细节，一审时她恳求法院严惩余华英，判处她死刑。余华英听后对她说，“我不是向你道过歉了吗？”。她扭头问余华英，“如果我向你道歉，你把我父母还给我好吗？”余华英又一次沉默了。
杨妞花告诉记者，除第一次外，她之后并不想见到余华英，甚至不想提到对方，“余华英这三个字，我这辈子不想跟她再有任何的交集。案件结束后，我再也不想提到她。”
受害儿童和家属希望法院能严惩余华英。本案将依法择期宣判。
如今，杨妞花还在帮助更多人寻亲：“我会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帮助寻亲家长。帮他们团聚，就像弥补了我自己的遗憾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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