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为保存中国军工的实力，将大量分布于沿海的军工企业迁至陪都重庆及周边地区，组建七大兵工厂，重庆成为大后方的主要军工生产基地。
这些兵工企业在艰苦的条件下恢复生产，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其中就有著名的兵工署第四十一兵工厂。
由于当时大部分国际运输线被日寇切断，为保证四十一兵工厂有足够的电力用于生产，中国溶岩地区第一座地下水电站在艰难的岁月中应运而生。
民族精英知识报国的经典之作
四十一兵工厂前身为原广东军阀陈济棠时期的广州石林兵器厂，后改称广东第一兵器制造厂。1936年，蒋介石逐走陈济棠后将该厂改名为广东第一兵工厂，1938年春，兵工署出于保密需要将所属兵工厂统一以番号命名，该厂命名为四十一兵工厂，并迁往广西容县。1939年底由于日军从钦州湾登陆，四十一兵工厂奉命迁往桐梓，至此开始了其在桐梓长达6年的办厂历程。直至1946年7月主体并入重庆二十一兵工厂（原金陵兵工厂）。
四十一兵工厂迁至桐梓后，湖北汉阳兵工厂、南京金陵兵工厂、河南巩县兵工厂的部分机构和人员也先后并入四十一兵工厂，原东北沈阳兵工厂流落到内地的部分员工也被招聘到该厂，后又在当地招收工人1000多名，全厂人员最多时达4000名。四十一兵工厂主要生产捷克式机关枪及中正式步枪，生产动力是靠两台柴油机组发电提供。由于当时大部分国际运输线被日军阻断，即使国民政府千方百计进口一点油料，工厂也得靠30余辆汽车循环奔驰在川黔公路上往返运输，以确保生产运行，但仍供不应求。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为了保证生产的需要，兵工署决定修建水电厂以解决动力紧张问题，天门河水电厂便应运而生。
发电厂溶洞天井上方的厂名和兵工署标识。
天门河水电厂是贵州历史上第一座水电厂，也是中国最早的溶洞电厂。为了适应战争的严酷环境，整个水电厂设计会聚了当时国内的水利电力及建筑设计、工程建设等方面的顶级专家，根据溶岩地区复杂的地质构造进行规划设计。发电厂选址在群山环绕的上天门洞。包括蓄水库、蓄水坝、明渠、暗渠、压力水管道、机房、地下泄水道等部分组成。
蓄水坝筑于上天门前悬岩之下，出于防空的需要，坝体不长，却利用杨家河(天门河)湾形成30万立方米的蓄水库，保证了水轮机有充足的水量供应发电。水库蓄水经明渠、暗渠进入深埋地下的长63米的压力管道（压力水管为用钢板冷压冷卯结构，抗压能力强）形成数十米落差进入机房。机房均为地下石拱建筑，位于地下十多米深处，机房底层为水轮机、上层为发电机、地面为主控室（紧贴山脚利于防空）。发电尾水又由暗渠引入天门河（出于防空需要，尾水重新进入河床处，无人指点难以看出，足见设计之巧妙）。
整个天门河水电厂从拦河重力式滚水石坝到明渠、暗渠、进入压力水管通道、厂房、尾水排出渠道，均由条石砌垒。特别是进入压力水管道至双层厂房内部，均为石拱式建筑，也是中国仅有的溶岩地区地下石拱式建筑的发电厂。四十一兵工厂第二任厂长刘守愚撰写的建厂碑上写道：“机房工程深入地下、凿镂砌结，极具匠心。”
整个工程土建部分由八家营建公司参与建设，除主控室在紧接山脚的地面外，整个机房、暗渠、压力管道及廊道、尾水排出通道均深入地下，或掘土凿石、或利用天然岩洞，最终用石料砌墙。在当时战略物资匮乏、水泥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施工人员采用传统工艺，用红泥糯米浆等作石料间扣缝的黏合材料，至今仍鲜艳坚固。走在电厂机房和连接机房的廊道中，犹如行走在神秘的地下宫殿，让人不由不赞叹在极其困难条件下，何以修筑出如此杰作。
为了使工程按工期、按质量如期完工，大量桐梓石工日夜奋战在施工现场，石工们忍饥挨饿、不畏严寒酷暑，在民族存亡之时为电厂的如期完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传统工匠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深深感染了电厂总工程师陈祖东，工程完工之后陈祖东勒石为碑，写下了著名的《石工歌》将其镶于大坝纪念碑上，将桐梓石工参与电厂建设的情况铭记传世，为伐石著辞，以至创业维艰，成为人们回顾那段峥嵘岁月的不朽之作。
主控室下是充分利用天然溶岩洞开凿的竖井，竖井直通发电机房，解决了地下厂房廊道等一系列通风通气问题。发电厂由总工程师陈祖东（又名陈华夫、浙江湖州人，中国工程学会会员及中国水利工程学会会员）负责工程具体设施。参加天门河水电厂设计的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和工业大学的诸多专家学者，他们所在大学的校徽及标志被镶刻在电厂地下机房一层进入二层之间的门楣上，至今仍清晰可辨。
整个发电厂的设计和建设会集了当时中国水电及建设各领域的顶级专家，经过两年多时间，于1941年春夏之交完成各项土建工程，1945年发电机组安装完毕正式发电。这座隐藏在溶岩地下深处的发电厂，在当时的条件下为适应战争的严酷环境，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其设计的精巧、建筑之坚固美观至今仍叹为观止。这座在大娄山深处的地下溶岩电厂，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斗争中汇集了中华民族的知识精英的心血，运用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工艺，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终形成强大的电流，转化为生产武器的动力，为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70多年过去了，该电厂仍能正常发电，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水电史及抗战史上的奇迹。地下厂房的通道口，镶着陈立夫题写的“入天门而夺天工”碑刻，即是对该电厂设计之精巧的高度概括。
驼峰航线仅存硕果
太平洋大战爆发后，香港、缅甸相继被日本人攻占，重庆至仰光的空中航线被日军切断。为维持国际运输，中美两国决定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和中国昆明之间开辟一条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1942年4月8日，美国空军第一次成功飞越喜马拉雅山，这条航线当时被称为“驼峰航线”。据统计，在驼峰航线开启后的3年中，中美双方共飞行8万架次，美军先后投入飞机2100架，双方参加人员84000多人，总共运送了85万吨的战略物资及33477名战斗人员，同时也有近600架飞机坠毁，超过1000人牺牲在这条航线上。
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驼峰航线”的开辟，对于打破日本对中国的严重封锁，支撑中国抗战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天门河发电厂的发电设备也是通过“驼峰航线”运入中国，辗转运输到桐梓安装的。
天门河发电厂的发电机采用美国奇异（通用）公司的产品，为两台封闭型伞式三相交流同步发电机，功率为576千瓦（2×288千瓦），额定电压6600伏；水轮机为中型法兰西立式，由美国勒菲尔公司制造，总马力1000匹，并带有伍德华式油压机，自动手动HR卧式缸调速机两部。这批设备重达100余吨，因此设备运输颇费周折。当时的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副署长杨继曾出面与驻印美军空运部协商，总工程师陈祖东两次赴印度，最终得以将该批设备拆散后由美国空运至印度加尔各答，又通过“驼峰航线”空运至昆明，再由昆明用汽车运抵桐梓。
由于该设备光电机芯就重达3吨，打破了“驼峰航线”单体空运最高纪录。美军机场主管卡尔德少校等为固定机体、平安完成这一空运任务作出了积极贡献。
时至今日，通过“驼峰航线”运进的85万吨战略物资早已在抗战和以后的岁月中消耗殆尽，但这座因抗战而建的天门河水电厂见证了中美共同参与反法西斯战争，也是当年“驼峰航线”的仅存硕果。
张学良在大陆的最后囚禁之地
四十一兵工厂天门河水电厂在大山深处保存至今，无论从水电史、建筑工程学、建筑设计等方面都具有特殊意义。在天门河水电厂的通道、竖井、机房、大坝以及电厂周边，留下了众多的民国政府要员及兵工署相关人员关于电厂建设的题记碑刻。如陈祖东的《石工歌》、刘守愚的电厂落成纪念碑刻及参与设计的五所学校的标识碑刻等都成为铭记电厂建设、歌颂知识精英和劳动人民共赴国难，图强报国的拳拳之心的见证，成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共同见证。
由于该厂厂长、员工很多为江浙人，厂方在水面及周边按西湖格局建了湖心亭、放鹤亭、望湖亭、三潭映月、柳浪闻莺等景观，并称为“小西湖”，意在思念故土、勿忘国耻，激励大家积极生产支援抗战。这里形成湖面后，加上周边悬岩、天然溶岩洞体的自然风光，由此而获得了“半壁桂林山，一湖西子水”的美称。基于这一美称和兵工厂本身的保密性，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曾三次考察后报经蒋介石批准，将这里作为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秘密关押地。张学良于1944年底被移至“小西湖”，囚禁了两年左右，这里也成为张学良在大陆最后的囚禁地。
张学良被囚于桐梓小西湖期间或读报看明史、或垂钓于湖畔、或散步于周边，陪伴在身边的是大名鼎鼎的赵四小姐——赵一荻。张学良毕竟是曾经拥兵数十万叱咤风云的人物，丧失家园的悔恨，报国无门的惆怅，让名震一时的“少帅”无比失落和万般无奈。他在此期间创作的一首五言诗可以说明其心境。
在小西湖
山居幽静处，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作为历史的过客，张学良的是非功过仍是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抗战期间四十一兵工厂在桐梓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共计生产了机枪21600挺（月均产量300挺）、步枪约93699支（月均产量1300支），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其附属的天门河电厂至今仍能正常运转发电，成为国家危难时民族精神、力量、智慧的象征，并于2019年被列入国家第八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历史文化研究会 申翔）
来源：《工会信息》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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