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丨《首位华人主教罗文炤研究》出版

罗文炤（1617—1691）是明清时期中国首位也是唯一一位天主教本土主教。本书以时间为轴，讲述罗文炤从入教到担任宗座代牧的一生，深入分析了罗文炤在礼仪之争中的态度和立场，总结罗文炤在中西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贡献。

作者在充分掌握相关中西文史料的基础上，还原出罗文炤身处的复杂关系网络，进而展现了中国天主教徒与欧洲传教士在中西文化、商贸往来中各自所扮演的角色，并对罗文炤晋铎、升任主教等重要事件的前因后果提出了新见。

保罗·罗伯特·莫雷诺（Pablo Robert Moreno），西班牙人，曾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大学，2013—2017年获得国家汉办孔子新汉学计划资助，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2017年6月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复旦大学优秀博士论文。保罗是孔子新汉学计划首位在华获得博士学位的博士生。现在西班牙洛格罗尼奥市（Logroño）劳博中学 (IES La Laboral)任教。

董少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16—19世纪中欧关系史、中国天主教史、东亚海域史、明清史。已出版专著《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葡萄牙耶稣会士何大化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目前担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复旦大学东亚海域史研究创新团队（2023—2027）首席专家。

保罗是我带的第一批两位博士研究生之一。他2013年9月入学，当时我38岁，作为博士生的导师还太年轻；他34岁，攻读博士学位一定是下了巨大的决心。我不能辜负他的信任，他也得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并没有遇到太多困难。保罗是西班牙人，对中西关系史有兴趣，通多种欧洲语言和中文，选题自然要结合他的兴趣并发挥他的语言优势。2001—2003年我在葡萄牙里斯本求学期间，复印了袁若瑟的《罗文炤传》（El primer obispo chino, Fray Gregorio Lo, o López, OP.），不厚的一册，且附录了罗文炤书信40余封。我当时就想，作为明清时期唯一一位担任天主教会主教的中国人，中国学界却对其知之甚少，这太不应该。但研究罗文炤是有门槛的，因为有关他的文献大多是以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拉丁文和法文写成的。在保罗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期间，我找出《罗文炤传》的复印本交给他，希望他能够把罗文炤研究大幅推进。

这个题目需要研读、分析大量的教会档案，而这些档案大部分都是未刊的手稿。我开设了专业葡萄牙语课程以训练学生的手稿识读能力。保罗第一次接触手稿时既感觉很难，也很兴奋。仅用了一个学期，保罗研读17世纪葡文、西班牙文手稿的能力已经超越我很多。

我手头有葡萄牙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藏《耶稣会士在亚洲》（Jesuítas na Ásia）系列档案复制本，但里面只包含一些罗文炤与耶稣会士关系的资料，而罗文炤是方济各会士洗礼的，又加入了多明我会并成为神父，后来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陆方济（François Pallu）极力推荐他担任主教，并在部分奥斯定会士和耶稣会士的支持下由方济各会士在广州祝圣。为了全面研究罗文炤，保罗在修完博士生所需学分和完成开题报告后，便到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梵蒂冈和菲律宾各个重要的馆藏机构调研，收集到了大量的珍贵史料，尤其是不同修会的档案资料，为博士论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要求保罗用中文撰写博士论文，这是因为用英文撰写会大大增加我对其指导和论文修订的难度，论文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也将不易寻找；更重要的是，作为在中国攻读文科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提升中文学术论文写作能力应该是其在华求学的基本目标之一，也是其将来成为真正汉学家的重要条件，还能使其研究成果更直接地嘉惠中国学术界。尽管在读博前保罗已经在中国数年，中文能力相当不错，但是用中文撰写博士论文仍是一项巨大的考验。在章节写作过程中，他会先用西班牙文写，然后翻译成中文，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完成一章中文稿，保罗便发给我看。我除了从学术角度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外，更多地是逐字逐句地修订文字和格式。各章节的文稿不知在我们之间往来多少回，全文定稿时师生二人均已疲惫不堪，但保罗的中文写作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显著提升。此后，用中文写博士论文已成为我带外国博士生的一条“规矩”。

在保罗跟随我读书的四年中，另一个困难则是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造成的。在讨论博士论文框架、问题意识、史料收集与解读乃至写作节奏和进度的过程中，我和他之间有过一些误会。好在我们的目标始终是一致的，并且为了完成一篇出色的博士论文、为了将更完整的罗文炤形象及其历史意义呈现给学术界，我们都愿意默默地承受与忍耐。后来保罗告诉我，在博士论文写作最困难的时候，曾一度想过放弃。谢天谢地，他和我都坚持到了最后，他不仅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博士论文被评为优秀。再读这篇博士论文，回想当时的经历，与生活、工作于欧洲传教士之间的罗文炤倒也有几分相似。尽管我们已经处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时代，尽管我有数年的西方生活经验，保罗也有多年在华求学和生活的经历，但是文化的隔阂、思维的差异仍然很大。每每想到这里，我们对17世纪罗文炤所遭遇的文化上的困难和心理上的困境便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如何做到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和包容，以达成不同文化、宗教、民族和国家的“地球村人”和平共处、互利共荣，仍是当下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人类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我带学生的一个重要信条是教学相长。以前我主要关注的是来华耶稣会士的史料，对来华方济各会士的史料也略有触及，而保罗在博士论文中还使用了大量的17世纪多明我会、传信部、奥斯定会和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档案史料，这些都大大拓展了我的史料视界。2016年前后，我正被催着要出版一本关于葡萄牙来华耶稣会士何大化的小书，但关于何大化晚年的资料我几乎没有，好在保罗为我提供了一份资料，讲述的是何大化临终前后罗文炤对其的照料。保罗博士论文中涉及更多何大化晚年与多明我会士关系的资料，但当时他正处在撰写博士论文的关键时期，我怕耽误他的写作而没有麻烦他提供。现在这本博士论文终于要出版了，其中涉及何大化的内容，可以作为我那本小书的重要补充。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保罗总能从普通史料或文献的细微处发现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多角度的讨论。这种能力非常难得，对从事历史学研究而言也可谓至关重要。我在反复阅读和修订他的博士论文过程中，在细读、分析史料方面，尤其是在发现问题并从多角度阐释史料方面，也获益匪浅。

保罗若留在中国，应该能够找到一份不错的教职，并继续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研究。回西班牙后，保罗在高校和孔子学院做了两年兼职教师，后来成功考上了教师编制，任教于一所中学，工作和生活终于稳定下来。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一开始感到有些遗憾，因为我一直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汉学家，持续为学术研究和中西交流做更多的贡献。以保罗的学术水准和基础，若有一个较好的平台，这一期望不难实现。去年我去马德里看望他，他夫妇二人带我参观了很多博物馆和王宫，我们也聊了很多。在得知他仍会抽出时间来研读史料、撰写学术论文，也会找机会参加与汉学有关的学术研讨会，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也更加坚定了帮他出版博士论文的决心。

2022年10月至2023年2月，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对保罗的博士论文做了系统修订，进一步统一格式、梳理语句、删除赘文、订正讹误，也参考了数篇学界新的研究对原稿做了少许补充。保罗又对引文和注释做了仔细的核对和修订。我们之所以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这篇博士论文出版成书，一来当然是对保罗的这段特别的读博经历有一个圆满的交代，更重要的是，保罗的这本书是截至目前对中国首位主教罗文炤的最全面、最深入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我相信，保罗这部著作的出版一定会推动近代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天主教史、欧洲殖民扩张史、海外华人史甚至明清时期中外贸易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

保罗的这本著作在结构上并不复杂，绪论之后便以时间为主轴，先后讲述罗文炤从入教、加入多明我会、晋铎、升任主教、祝圣、担任宗座代牧直到去世的奉教一生，又专辟一章探讨罗文炤署名的《论中国祭祖祭孔礼仪》，深入分析罗文炤在礼仪之争中的态度和立场，最后从传教史、教会史、汉学研究和文化交流史等几个方面对全书加以总结，为罗文炤一生的贡献和意义进行评价和定位。

罗文炤是由方济各会士洗礼入教的，但为何成为了多明我会的修士？教会将罗文炤培养成神父是基于何种考虑？巴黎外方传教会为什么要极力推荐罗文炤担任主教？为什么最终罗文炤是由方济各会士伊大任（Bernardino della Chiesa）在广州祝圣的？罗文炤担任南京宗座代牧期间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还是要受制于他身边的副主教、方济各会士余天民（Francisco Nicolai da Leonessa）？所有这些问题都不简单，因为都牵扯到复杂的权力斗争。可以说罗文炤的教会发展生涯是由各方势力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所形塑的。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与耶稣会之间存在传教策略和利益方面的矛盾，这一矛盾也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海外扩张过程中权利争夺的一部分。为了削弱葡、西两国的保教权，教廷成立了传信部，在海外推行宗座代牧制，于是葡萄牙保教权下的耶稣会士，西班牙保教权下的托钵修会传教士及耶稣会士，都陷入了教廷权力与国王权力之间的张力中，发生在来华各派传教士之间的传教区划分、传教士调度、传教经费、宣誓效忠等问题上的矛盾和冲突，就是这一教权与王权矛盾的体现。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的东来，进一步激化了这一矛盾，因为他们不仅代表罗马教廷要求在亚洲传教的各修会传教士宣誓服从宗座代牧，而且也为法国海外扩张服务，挑战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亚洲的固有地位和利益。路易十四派遣的法国耶稣会士来华后，这一矛盾变得更为复杂。正如保罗在结论部分指出：“当时的教会很难被视为一个超越国家政权的机构。”矛盾各方为了在冲突和斗争中获得有利局面，在不同的境况中或支持罗文炤晋升神父、主教和担任宗座代牧，或极力反对，主要看其担任新角色、拥有相应的权力后是否对己方有利。也就是说，罗文炤的主教任命问题，本质上是政治性的而非宗教性的，罗文炤本人的神学和拉丁文水平不是主要考虑的条件因素。保罗通过大量的原始档案文献，清晰地揭示了罗文炤在教会中的晋升与教会各派权力斗争的关系，而其背后体现的则是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欧洲国家争夺各自在亚洲的传教、商贸和殖民利益。

除了欧洲传教士，罗文炤还身处中外教徒、商人和官员的关系网络之中，从而在福建—马尼拉之间的商业往来、官方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保罗认为，17世纪在马尼拉、福建、广东甚至暹罗之间，形成了贸易、传教、文化、政治上的密切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一批中国教徒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中间人作用，而罗文炤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传教角度而言，保罗认为罗文炤并非只发挥辅助作用，而是可以被看作天主教在这个网络中得以传播的核心角色。这些周旋于各类中外人士之间的中国教徒，其身份认同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保罗揭示出罗文炤在中国礼仪问题上更倾向于耶稣会士的立场，并深入阐释了罗文炤重修利安当墓的文化内涵，从而让我们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罗文炤观念中的位置。从这个角度而言，罗文炤在礼仪之争中所发出的声音，又不完全是其身边传教士的声音，其中也包含他作为中国人维护儒家礼仪的成分。

保罗搜集到罗文炤署名的书信、报告和著作共计140余种，远远超过袁若瑟收集整理的40余种。这些原始文献构成了这部著作的核心史料，保罗对它们做了十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通过笔迹特征、语言掌握程度、表达的内容和立场等方面，把罗文炤署名的书信分为四种：一是本人构思并亲笔写的；二是别人构思并由他书写的；三是他口授、别人代笔写成的；四是别人替他构思并动笔写的。保罗注意到，“似乎罗文炤在谁身边就会写什么样的报告”。因此在使用这些书信报告资料时，保罗会谨慎地判断书信的内容是罗文炤本人的想法，还是他身边其他人的想法。至于西方传教士的书信报告，保罗也认为它们不能被视为“一系列客观阐述事情的材料”，因此“解读这些报告时必须把作者及其意图、收信人的身份、写信的背景等因素考虑进来”。不同修会的传教士都写过评价罗文炤的报告，但这些“报告的目的是为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辩护，希望自己一方在罗马教廷有所影响”。因此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这些报告来认识罗文炤，因为这些报告中的罗文炤形象是传教士根据实际需要而塑造出来的。保罗处理教会材料的这种谨慎态度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类似的闪光点在该书中有很多，还请读者亲自去发现。同时我们也知道，书中肯定存在不少错漏、不足之处，我作为保罗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本书的修订者，愿意与作者保罗一道接受学界的批评指正。

方济各会士丁若望（Joan Martí Climent）在评价罗文炤的品德时写道：“在天主创造的所有美德中，感激之心是最美的美德之一。”我们在此也想对曾经为此项研究提供过帮助的所有人和机构表达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

董少新

2024年9月2日

复旦大学光华楼

“复旦全球史书系·东西之间丛书”待出书目

《信风万里：17世纪耶稣会中国年信研究》/刘耿 著

《18、19世纪药材知识的跨文化传播：一部从中国出发的自然知识史》/[韩]安洙英 著   

《比利时来华圣母圣心会及其荷语汉学家闵宣化（1886—1976）研究》/[比]郑永君 著

责编：徐卓聪；排版：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