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
陈先达（1930.12—2024.10）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哲学学部召集人，教育部哲学领域“101计划”专家组首席专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陈先达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0月10日5时5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陈先达，1930年12月生，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名誉会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第三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哲学组组长，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著有《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被肢解的马克思》《问题中的哲学》《处在夹缝中的哲学》《哲学与文化》等，著作及论文曾获“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优秀著作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特等奖、吴玉章著作奖等。2015年出版《陈先达文集》14卷，2016年获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近年来，出版《伟大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十五讲》《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道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必修课》《一位“85”后的马克思主义观》《哲学与社会——老年沉思录》等。
今天小编和大家一起重读陈先达先生的著作，共致哀思！
《哲学与社会》
自 序
陈先达
人在不同年龄阶段会有不同的体验。老人体验到的问题，是年轻人难以理解的。我读过《康德书信选》，甚感人到老年会有一种青年人无法体会的难以诉说的无奈。他在1798年9月21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的身体还算得上健康，但动起脑子来却像是一个残疾人。在一切涉及到哲学整体（无论是在目的方面，还是在方法方面）的事情上，我再也不能有所进展，永远看不到它们的完成了。”康德晚年在信中常常诉苦，说时光不再，精力衰退。伟大哲人尚且如此，何况我等凡人呢。
尤其是老年多病，到了在坟墓边徘徊的时期，更容易伤感。我很佩服日本的哲学家中江兆民，在患喉癌被宣布只能活半年时仍然写了《一年有半》。书中只偶尔提到自己的病，主要是谈政治，评论日本人物。到期未死，又接着写了《续一年有半》，其中谈哲学，谈唯物主义，谈无神论，批判唯心主义和有神论。中江并没有因为临近死亡而相信来世和天堂。照我们现在的哲学水平来说，中江的这本哲学书当然算不上什么杰作，但他那种面对死亡仍然静心写作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仰。将军解甲不谈兵，人到死时尽信佛。相比之下，中江的精神值得赞扬。死，是对人的信仰和世界观人生观最具实践性的验证。
我已高寿，完全可以彻底休息，何况我于2019年3月退休。我完全可以习惯退休后的生活，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个爱热闹的人。但我很难停止思考。我写过一些文章，出过一些书，我并不满意。这不是矫情，而是因为我知道其中并没有我自己的思想。夸张点说，我们大多数作者都是“小偷”，是盗窃别人的思想。我们的文章只能说是读后感，是对前人或经典思想的反嚼。真正的思想是原创性的，应该是言前人之未言。这种文章我一篇也没有。
我经常提醒自己：我是属于书生式的知识分子。除了读过几本书外，对社会了解太少，也无实践经验。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是个致命伤。对人类历史无知，却大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从未跨出过国门一步而又大谈全球化问题；从未担任过任何一个实际职务，甚至连小组长都未荣任过，却大谈如何治国理政；对社会实际问题，对社会两极分化的实际状况毫无认识，却只是从应然和实然的抽象概念出发去争论什么是公平正义。纸上谈兵的赵括总算读过不少兵书，而我们比起赵括还逊一筹。我们写自己不懂的东西，以为文章无非是写出来的，实则不然。脑子里空空，文章必然是空空。以空对空，必然是空洞无物。从血管里流淌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写文章并不容易。文章乃经国之大事，一篇好文章可以振聋发聩，起生命于白骨。这不是写作技巧问题，而是真正把握了时代脉搏，切中腠理。马克思说过，真理是不能谦逊的，不能瞻前顾后。写文章也要有胆有识、有文采、有风格，这实在不易，但基础是实践经验。没有实践经验，一切都无从谈起。
人的一生，年年有出生日，寿数就是生日数。生日如何过，也是人生遭遇的一部分。就我自己而言，外出上学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过生日。对我来说，生日只是个平常日子而已。不过，我也有过隆重庆贺生日的时刻。那是我十五岁生日，我家为我举行了一次特别的生日仪式，请和尚道士为我打了一堂生日还愿醮，让上天保佑我平平安安，一连弄了三天。父母确实是诚心诚意为儿子求上天保佑，不知上天听懂了这些人间的花言巧语没有。
我也有以特殊方式过生日的时候。第一次，在1969年12月30日，是在去江西干校的火车上过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天是我的生日。革命年代，谁还会想到生日不生日呢。火车到刘家站，我们下车。
开始，我们有些人集体住在一个破烂的戏台上。后来陆续来人，开始分连，我分属五连，属于种菜班，由出版社、幼儿园等单位组成。一住就是三年，生日早丢到爪哇国去了。
第二次，1977年12月29日，是在体育馆批判梁效写作组的万人大会上过的。虽非正日，只差一天。在批斗会过生日，值得记一下。我一生还从没有过这种生日。我们这群人，大概二十多个吧，排队，低头，鱼贯而入，接受批判。谁发言，说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有记住，有点麻木不仁。心不在焉，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确实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交上好运，生日过得比较好。儿女们祝贺不必说，八十岁时学生也来祝寿，热热闹闹。杨耕大力支援，博士生热情筹备。八十岁生日，学院举办，纪校长出席讲话，袁贵仁以部长名义发来贺信。还来了不少同行学者，煞是热闹。
九十岁的生日，悄无声息。因为疫情的原因，一切都停摆了。之所以记下这笔，因为它反映的不仅是我个人的遭遇，也是我们社会发展的实际。我的生日小事一桩，但它却是我此生经历中值得记录的，因为在去干校火车上和在被批斗中过生日，与学生祝寿、喜气洋洋中过生日终究不一样。
天气可以变化，人的命运也不是一次就能定论。三起三落，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伟人如此，普通人也可能有大灾小难坎坷不平的际遇。没有自己的亲身体验，不能体会到过生日这种纯属个人生活小事，也可以反映时代的变化。这可能是我此生最后一本书，伸出这个小小无关紧要的分岔，作为结语，以作此生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