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接受德国学者的采访，谈《全球通史》中文版的出版及其影响
写这篇文章的想法由来已久，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动笔。2019年10月，我接受了德国学者思波的采访，他正在做《全球通史》在中国的出版及其影响的专题研究。他根据其采访提纲问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围绕当时为什么出版《全球通史》以及如何出版的，比如我的大学教育，我从事翻译的情况，我是从哪里得到《全球通史》英文版的，以及联系作者和组织译者翻译的情况，等等。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基本上把我这篇文章的要旨都问遍了，问清楚了。这次采访也帮助我清理了线索，随后我写了一个大要就搁在那里了。直到最近我在编辑文集时觉得《瀛环志略》这一辑缺少这样一篇文章，才重新把它整理出来。
1991年10月，我去北京参加我国百年来第一次召开的纪念马可波罗离开中国7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我遇见了罗荣渠先生，作了简短的交流。当我说到我们出版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时，他面部表情有点僵硬，说：“你说什么？你们是地方出版社吧？”云云。当时，我不太明白他的意思。直到后来，我偶然读到与我同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的梅俊杰的一篇文章，才明白了他也许觉得他作为研究世界史权威的影响力，那时没有能通过他的大力推荐在北京多家中央级出版社落实出版《全球通史》的尴尬。梅俊杰在《追念良师罗荣渠先生》一文中是这样说的：“1987年11月，国内社会学界在贵阳召开关于中国社会改革的研讨会，因为之前南京的一位同事与我翻译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所以会议期间，我当面请教罗荣渠先生是否可能促成中译本的出版。罗先生对此书评价很高，认为在并不很大的篇幅中，以全球视野全面描述并精到分析了世界历史进程，此书属上乘之作。罗先生非常热心地帮助联系了三家出版社，可惜“出书难”是当年的常情，我们的译稿最后仍未能面世。”由此可见，《全球通史》中译本的出版在北京连连受挫，显示此书可能被束之高阁，出版无期，甚至石沉大海。这似乎也说明了《全球通史》能在我手里出版，多少是一种偶然，一个例外的个案。
斯塔夫里阿诺斯给作者的信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全球通史》能在我手里出版，似乎又是一种必然。在大学读书时，我受到钟叔河及其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的影响，购买了其中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等书，向往继先贤在新时代再次走向世界。同时，我在大学近代史的学习过程中，了解了林则徐所辑的《四洲志》、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著作。尤其是《瀛环志略》，详细介绍了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近80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物产、地理疆域、建置沿革、种族人口、风俗人情和宗教信仰等，注重考察各国政治经济的演变和状况，以明于其盛衰之道，是一部富有思想的、系统的新世界史地著作。此书突破了夜郎自大的天朝意识、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目中国为世界一隅，展现了放眼世界的开阔眼光，表现了走出天下观的观念进步。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新成立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全身心投入的一项重要工作，它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服膺开眼看世界的先贤，继承徐继畲的事业，同时接续钟叔河先生的工作，但不是前人走向世界，而是致力于今人走向世界。那就是关注和引进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新的世界史著作。我引进的当代采用全球观点、囊括全球文明的《全球通史》便是其中的一种。
我在做出版工作的同时，还从事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当时，我经常光顾各种书店，寻觅各种与西方史学有关的著作。记得是1986年，我在外文书店设在福州路山东路口转角二楼的内部书店看到了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英文版，立即高兴地把它捧回了家。之后，我读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他在《世界史的前景》一节中说：“近年来在用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写作的尝试中，最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单独完成的，其中恐怕要以L.S.斯塔夫里亚诺斯和L.H.麦克尼尔的著作最为著名。”由此，我便下决心出版《全球通史》。
有一天，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工作的张和声来我这里闲聊，带来了他刚翻译的《全球通史》第一章《世界史的性质》译文，我看后连声叫好，极力鼓动他把全书翻译出来。他笑着说，科研任务繁忙，没有时间从事大部头著作的翻译，要么我们俩合译。我考虑到那时在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书有点犯忌，没有马上答应下来。不久，吴象婴通过院里学者找到了我，带来的也是《世界史的性质》的译文以及作者介绍。我看了觉得基本可以，只是他是一个自学成才者，犹豫再三，最后由于钟爱此书，才贸然答应下来。好在当时的出版领导比较开明，掌权基本上是无为而治，此书的出版顺利通过了。同时，我一边阅读此书，一边放开手脚，效法钟叔河先生为所编书籍撰写长篇序言的做法，一气为《全球通史》写了4万多字的长篇序言。
1988年11月，《全球通史》上册出版，首印常规的5000册。书出版后，我经常到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学术书苑观察和了解此书销售情况，它基本上同其他学术著作一样，销售平稳，波澜不惊。
此后，便是长时间等待下册的译稿，译者翻译十分缓慢。1990年，我去北京参加西方史学理论研讨会，住在吴象婴家里，一方面督促他加紧翻译，另一方面与他讨论翻译中的问题。在这期间，我们同斯塔夫里阿诺斯取得了联系。在随后不断的写信交流中，他寄来了新的《全球通史》第四版，后又及时给我寄来了此书第五版，以及他的多种最新学术著作，并根据我们的要求非常郑重其事地撰写了《全球通史》中文版序言。他的这篇序言反映了他这时对世界史研究的深入思考，是研究其全球历史观的一篇重要的思想文献。他还寄来了许多对我们出版非常有帮助的资料，如包括汤因比等著名史学家对此书的评价等。汤因比认为，《全球通史》给了我强烈的现实感：它是可以用来救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的一种思想武器；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括各种可能性和选择性的未来。它被我们印在此书的封底，成为我们介绍和推荐此书的最佳导语。
斯塔夫里阿诺斯为《全球通史》中文版写的序言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与我们的交流中不仅介绍了美国许多大学包括美国空军学院等军事院校把《全球通史》作为教材的情况，还谈到了他1972年在中国长达5个星期的参观访问，这次使他受益良多的旅行是他一生中的一次重要经历，字里行间表露了他对中国的热爱。他表示若有机会，他非常想再次访问中国，希望不仅仅是通过书面文字，而是面对面直接同中国大学生交流彼此思想，并讲授全球史和全球历史观。
1992年1月《全球通史》下册出版，鉴于此时学术著作销售难的情况，只印了3000册，倘若以后不再重印，出版社是要亏本的。当时我承受了很大压力，不仅年底未得分文奖金，还面临着生存危机。有经济编辑冷言冷语地说：“在出版社是我们养活了历史编辑。”
又过了若干年，《全球通史》在我们没有进行任何出版宣传的情况下，逐渐火了起来，好评如潮，不胫而走，屡屡登上各大畅销书的排行榜，成为红遍书界的畅销书。1999年，我根据此书第五版，翻译了其中各编之后类似司马迁太史公曰的《历史对我们今天的意义》等篇章，出版了此书的新版本，给热销中的此书又添了一把柴火。
由此，《全球通史》获得了我意想不到的成功，在国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被《光明日报》评为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它还被列入《大学生必读书目》《中外历史必读书目》等各种各样的必读书目，受到专家学者的郑重推荐。例如，郝时远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导荐书中说：“作为把握世界历史基本脉络和重要人物、事件，这部通史（《全球通史》）可谓最佳读本。线索清晰、结构严谨、信息丰富、文笔流畅、观点新颖。”同时，我为《全球通史》撰写的长篇导言《从文明中心的到全球文明的世界史——〈全球通史 〉中译本导言》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对我的导言最重要的评论是，曾经担任过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和第一副教育长的吴江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读〈全球通史 〉感言》一文，对此作出了高度评价：“张广勇先生特为此书的中译本撰写了一篇颇有分量的《导言》，其中介绍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各个不同阶段及其标志性历史事件和人类思想，足以帮助读者从思想史高度走进世界和认识世界。”
与此同时，全球史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全球通史一词也热遍出版界，各种各样世界通史作品纷纷都被冠以全球通史之名出版，其中不免鱼龙混杂，粗制滥造之作泛滥坊间，让人感到痛心。同时，作为这种影响的自然深入，全球史观念也在学界不断扩展，我国的大学里展开了全球史研究，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出版了全球史研究的刊物和论著，召开了全球史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全球史研究在当前俨然已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显学。
有大学同学对于我出版《全球通史》等域外关于世界历史文化著作的努力，在同学群中说：“新世纪的开眼看世界，有你的汗马功劳。”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夸耀什么功劳，而是看重其话中隐含的这一层含义，那就是如同历史上有些微不足道的个人，由于机缘巧合，偶然处于历史变革的现场，参与推动了历史的进程那样，那种历史在场感和参与感，使我亲身体验到了历史的脉动，让我倍感荣耀和自豪。
《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新译本）[美]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王皖强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
作者： 张广勇
文： 张广勇编辑：袁琭璐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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