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A编译
美国经济、就业和通胀大揭秘
这是一个关于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系列对话。对话围绕八个问题展开，涉及通货膨胀、美国梦、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以及联邦所得税政策等热点经济问题。
Zaber和Wenger从不同角度分享了他们的见解。Zaber主要从经济数据和经济学原理的角度进行分析，如解释通胀与价格上涨的区别、分析疫情期间工资变化与通胀的关系等。Wenger则更多从政策和制度层面思考问题，如分析影响美国梦实现的结构性因素、提出支持向上流动和提供稳定性的政策建议等。
对话涉及了许多宏观经济现象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如通胀成因、供需关系对价格的影响等。同时，文章还指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经济问题，如财富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等，引发读者对相关政策的思考。对于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冲击，两位专家给出了中肯的分析和建议。
Question 1
有人说，“通货膨胀 ”是经济学中最容易被滥用的词汇之一。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有何区别或联系？
A1
ZABER：通货膨胀是一种变化率。因此，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认为通胀下降时，价格就应该下降。但实际上，通胀下降意味着价格仍在上涨，只是涨得更慢了。衡量通货膨胀最常用的价格指数是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它跟踪家庭通常购买的商品成本。更重要的是，CPI 只跟踪城市地区的价格变化。
WENGER：价格可能由于基本的经济原因而上涨。通常情况下，商品或服务的供应减少或需求增加会伴随着价格上涨，尽管这种上涨并非瞬间发生。这种情况不是通货膨胀，而是供求关系在起作用。然而，当整个经济的价格普遍上涨时，就会出现通货膨胀。这几乎总是由于过多的资金追逐过少的商品。
在新冠疫情期间，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波动，某些变动的原因是基本的供需经济学，某些则是因为通货膨胀。最初，由于害怕感染病毒，人们减少了对理发、按摩、餐馆用餐等服务的消费。这就是需求冲击：即基于新信息（例如，在拥挤的餐厅用餐很危险）的偏好转变。通常情况下，市场会对此做出调整，找到新的平衡点。但有三件事综合起来延长了价格上涨的时间：对商品的转向和服务的远离转移超出预期、供应链不堪重负、政府的疫情补助金增加了人们可花费的货币量。所有这些都抬高了价格：第一是需求的大规模转移，第二是拥堵，第三是普遍通货膨胀。
Question 2
通货膨胀对工薪家庭、中产阶级家庭或上层阶级家庭的影响有何不同？
A2
WENGER：通货膨胀对人们的影响不同，不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水平不同，而是因为他们购买的物品种类不同。高收入家庭通常在服务方面花费较多，并且一般会储蓄一部分收入。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家庭则将大比例的收入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住房、交通、服装等。这使得他们更难以避免通货膨胀的影响。
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还取决于家庭的年龄和家庭组成。有年幼子女的家庭需要承受极高的育儿成本，因此即使是小幅度的百分比上涨也会导致大额的支出。大学费用也是如此。老年家庭可能会面临高额的医疗账单和护理费用。
另外，应该关注有债务的家庭，特别是那些固定利率债务的家庭，比如许多抵押贷款。这些家庭在日常消费中会面临更高的成本，但如果他们的收入增加（抵消了通货膨胀），那么最终他们的处境会更好，因为他们用贬值的美元偿还了贷款。
10月1日，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沿岸30多个码头的数万名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涨薪，反对港口机械设备自动化（图源：新华社）
Question 3
在美国大选前，“经济”总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任何一次选举的结果都能左右整个经济吗？
A3
WENGER：是的。国会和总统可以通过税收和支出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总统可以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从而有效提高商品价格。全面关税几乎肯定会以通货膨胀的方式提高价格。
ZABER：我基本同意。经济体可能在选举前就已经有了特定的发展势头，但我们选出的官员可以通过国内支出、收入机制、贸易政策和国际参与来塑造影响美国经济前景的因素。对选举的感知和对政府稳定性的看法也会影响消费者情绪，这反过来又会影响股市估值。
Question 4
在疫情期间，工人短缺导致部分工资上涨。相对于通货膨胀而言，这些增长情况如何？
A4
ZABER ：我可以借用圣路易斯联储的图表来回答。2020年实际工资（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的工资）出现了飙升，但到了2022年中期又出现了下降。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工资单上的美元数额减少了，只是意味着他们工资的购买力下降了。但从那时起，我们至少在中位数上看到了相当稳定的真实收入增长。一个重要的警告是：这些数据仅反映了全职工作者的情况。
美国16岁及以上工作者每周实际收入中位数图表（图源：圣路易斯联储）
WENGER ：很难说。处于收入分布中间（中位数）的全职工人现在的收入（按通胀调整后的价值计算）比疫情前要高。生产、非监管人员的平均时薪现在也更高。然而，直到2023年，经通胀调整后的家庭收入（80,610美元）才最终反弹至高于2019年的水平（78,250美元）。
Question 5
最新就业报告显示，从 2023年4月到2024年3月，美国企业增加的职位比预期要少。未来几个月，将关注哪些就业岗位？
A5
WENGER ：我通常会关注三到四个指标——就业增长、失业率、每周申请失业保险人数和临时帮助行业的就业人数。正如前面提到的，尽管就业增长量仍然可观，但是就业增长比最初报告的要弱。截至2024年8月，美国失业率一直在上升，目前为4.2%。自2024年1月以来，首次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一直在上升，这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最后，自2022年3月以来，临时工就业率持续下降。这几乎与美联储在2022年3月至 2023年6月的10次加息中，将利率目标从0-0.25%提高到5.0%-5.25%完全吻合。正如上面讨论的经济数据系列所证明的，这导致劳动力市场降温。
ZABER ：在上述指标外，我还要加上劳动力参与率。在之前的经济衰退中，我们曾看到失业工人会因退休、残疾或无偿家务劳动而变得灰心丧气，并退出劳动力队伍。如果劳动力市场的改善（即失业率下降、工资上涨）足以吸引更多人加入或重新加入劳动力大军，我们可能会看到失业率的暂时上升。这是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的潜在劳动力，而且他们中会有更多人在找工作。
美国华盛顿劳工部大楼（图源：新华社）
Question 6
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美国梦”遥不可及。是否有政策可以扭转这一趋势？
A6
WENGER ：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和老人护理正在吞噬美国家庭的大部分预算。这使人们无法储蓄更多的钱，也无法实现中产。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可以采取一些直接的政策。例如，有10个州没有按照《平价医疗法案》的规定，扩大对最贫困家庭（贫困线的133%）的医疗补助。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减少建造单户或多户住房的行政负担方面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降低教育、儿童保育和老年人护理成本的政策解决方案虽然有限，但基本上都依赖于通过税收和项目支出建立一个公共供应体系，以便一个家庭不需要对其承担全部责任。
更难改变的是经济的结构性维度，尤其是财富不平等。目前的情况是，财富排名前1%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与财富排名第50到第90位的40%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一样多。这个群体都控制着美国约30%的净资产。这一结构性问题与财富分布的最底层缺乏经济流动性有关。
ZABER ：我认为其中有些指标是在转移目标。美国梦究竟是指一代人的 “白手起家”，还是通过努力工作让自己和孩子过得更好？很多人都在关注住房自有率的下降，这曾被视为成年早中期的一个里程碑。但美联储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至少在收入方面，美国的年轻成年人（甚至是千禧一代）比他们的父辈做得更好，而工作时间却更少。
当然，美国仍可以采取一些政策来支持经济向上流动，并提供更多的稳定性。我们非常注重搭建向上流动的“阶梯”，包括支持中学后教育、帮助人们搬到更好的社区，并提供创业资金。我们并不太注重保护人们免受“滑铁卢”：突然失业、健康并发症或残疾以及监禁的影响，也不太注重提供从这些“滑铁卢”重新进入社会的途径。
9月18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鲍威尔宣布降息（图源：新华社）
Question 7
许多人认为，人工智能（AI）和大型语言模型（LLM）技术将给就业形势带来重大变化。如果你现在给高中的高年级学生提建议，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A7
ZABER ：寻找信息和评估信息来源质量的能力是一项长期的技能，在采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早期阶段更是如此。学会如何在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同时做到这一点，可以让人走在时代的前列。
我预计人工智能确实会对工作产生影响，但对于许多工作来说，这种影响将以改变工作面貌的形式出现，而不是完全消除岗位。非程序性的认知工作受到的影响最小，因此可以考虑那些需要思考并具有一定多样性的工作，如管理、商业和金融业务以及工程。
WENGER ：我认为，人工智能和大型语言模型（AI/LLMs）将对之前技术浪潮中未受到冲击的工作产生巨大影响。以前，那些需要重复做同样工作的工作，比如流水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通过机器人技术实现了自动化。现在，AI/LLMs将从事更具认知性和创造性的工作。AI/LLMs能够对大量文本进行总结、分析和评估，而这在以前只有人脑才能做到。编辑和校对员、律师助理、翻译、保险精算师、会计师、客户服务代表、程序员、记者等职业将受到冲击。那些处于职业顶峰的人不太可能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将不得不运用判断力和专业知识来对棘手的案件做出决定。
Question 8
政治候选人经常鼓吹自己的所得税政策主张，暗示这些政策将惠及中产阶级或大多数美国人。联邦所得税的政策杠杆作用有多大，或者有哪些局限性？
A8
WENGER ：联邦所得税留下了大量未征税的财富。用经济术语来说，就是“基数小”。2023年美国的总收入约为23万亿美元，然而，美国人持有的财富约为156万亿美元。因此，收入只占征税总基数的一小部分（约15%）。
此外，类似收入（如股票交易收益）并非真正的劳动所得，其税率通常低于所得税。最后，收入最高的20%的人的收入约占全部收入的一半（2016年为47%）。因此，为了主要从所得税中获得可观的收入，政府必须对富人征税，因为 “钱就在那里”。好的税收政策（根据学术观点）要求扩大税基和降低税率，但联邦所得税制度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ZABER ：选举期间的税收讨论往往集中在谁被征税和征税多少（或是征税太少）上，而不是税收本身是如何使用的。所得税的存在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为政府的活动和项目提供资金；个人所得税占政府收入的一半多一点。工资税（为福利项目提供资金）是第二大收入来源；企业所得税收入的比例要小得多。削减其中任何一种税的税率都会限制联邦政府为其项目提供资金的能力。提高税率可以增强这种能力；另外，提高对现有税法的遵守程度也可以增强这种能力（即前文杰夫·温格提出的扩大税基建议的另一个版本）。
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右）和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费城参加电视辩论（图源：新华社）
原文作者
Jeff Wenger：兰德智库洛维家族中产阶级路径中心（RAND Lowy Family Middle-Class Pathways Center）高级政策研究员兼主任。
Melanie Zaber：兰德智库经济学家，洛维家族中产阶级路径中心联席主任，帕迪兰德研究生院（Pardee RAND Graduate School）政策分析学教授。
译者
周宇笛：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IIA学术编译组成员。
覃筱靖：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研究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