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出现了一批被称为“全职儿女”的群体。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何雨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在2024年9月的《中国青年研究》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全职儿女”：是暂时现象还是持续趋势？——从代际发展不平衡的角度进行审视》的文章，全面剖析了这一现象。
研究的契机源自今年1月，《中国青年研究》邀请何雨探讨“全职儿女”问题，何雨欣然接受。何雨特别关注青少年的精神世界、情感状态、社会期望和角色定位等问题。在博士学习阶段，他便已围绕青年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在《青年探索》《青年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相关论文。何雨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全职儿女”现象提供了重要视角，无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都将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何雨
以下为何雨的讲述——
“全职儿女”为何是一种“文化变态”？
“全职儿女”把本应属于自然生物身份的“儿女”变成一种社会职业身份，以之刻画特殊阶段所出现的一种脱离常态的亲子关系社会现象。“儿女”之于父母，是一种天然的生物属性，但不同寻常的地方就在于“全职”，即把“儿女”职业化。这一亲子关系中的变态现象打破了主流文化关于亲子关系的规定性，即，“儿女”，并非职业，更不可能全职。对于主流文化来说，到了生命周期的一定年龄阶段，亲子分离才是常态，儿女或是组建家庭，或是拥有独立生活来源，才是常态。作为一种“文化变态”，全职儿女就是对主流问题的悖离，并由之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
我在对“全职儿女”群体的深度调研中发现，“全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大概分为两类。
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父母来说，暂时性的全职儿女能够带来更多的家庭共同生活，延续家庭的温馨，享受亲子团聚的美化时光。此前由于学业或工作被淡化的亲子关系有了一个补偿的机会。
而对于经济条件一般或较差的父母来说，亲子关系会有比较大的紧张。毕竟，父母的赡养能力也一般，再叠加对子女前途的忧虑，这种紧张是不令人意外的，全职儿女们的心理压力也很大。
“全职儿女”与“啃老族”和日本的“平成一代”都不同。“啃老族”为一种彻底的自我放弃与躺平，也是父母沉重的负担，大概率会成为终其一生的生活方式。全职儿女更多的是生命周期中就业与成家的一种暂时性受挫，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全职儿女”与父母并非是完全的依附关系，而是带有了契约式的交换关系，即，儿女要以自己家务劳动，作为换取“全职”的条件，并非是对父母之爱的无偿占有。除此之外，大多数的全职儿女仍然在积极地寻找机会，试图走出家庭，走向社会。
与日本“平成一代”相比，中国式全职儿女并非亲子关系的主流形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并非主动选择的结果。一旦宏观的经济社会环境出现积极变化，涌现更多的机会，那么绝大多数人会相继走出全职儿女状态，回归到常态化的社会网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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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儿女现象背后是权力的代际转换失效
理解全职儿女现象，代际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自变量。也与中国式现代化演进轨迹的非均衡有关。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作为一个重大历史进程福泽了50-80后群体；而全面深化改革，则恰逢国外动荡、国内深层次矛盾集中涌现，带来了社会机会总体性收缩，导致90后、00后代际群体就业承压。根据文献分析，中国式全职儿女是一个相当晚近的现象，大概开始于疫情期间，并在近两年发酵，叠加内卷刺激，而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
中国人在成年后继续依靠父母抚养是一种异常现象。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就是发展机会的社会总供给出现了萎缩，而对这种发展机会的社会需求仍然处于高位。
我还观察到，“全职女儿”现象有自身的性别特殊性，它叠加了就业与婚恋的双重困境。婚恋新观念，带来了婚恋匹配失衡，导致大量优质剩女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全职女儿”。如果婚恋市场正常，女性能够及时成家，即使没有工作，成为全职家庭主妇，但至少也走出了全职女儿的困境。毕竟这个社会对于全职主妇的包容，要远高于全职女儿，因为全职主妇要承担起家庭照顾的责任，而全职女儿依然要家庭来照顾。
“全职儿女”现象背后是权力的代际转换失效。此前，在家庭领域，父权享有权力的绝对性，然而，现代化的展开，让子辈权力大幅提升，特别是成年后的子辈在家庭领域享有更大话语权。而全职儿女现象告诉我们，父辈也许做好了权力向子辈转移的准备，但子辈却未必能接受这一权力。一个正常的、现代的家庭关系，应该是父辈与子辈权力的双面奔赴，彼此理解，达成共同的行动选择，不该是父辈单方面的施压，也不该是子辈的自行其是。在此意义上，“全职儿女”，或是源于父辈责任的过度延长，或是源于子辈义务的难以实现。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有人可能认为，“全职儿女”不就是西方的“间隔年”文化嘛，我认为，这两种现象都是青年人在毕业后未能按部就班地参加工作或成家立业。不同点在于，“全职儿女”是被动的，充满了不确定性，与社会宏观环境具有较大的关联度；而后者更多的是主动选择，有着明确的职业规划，基本上与宏观社会环境的变化关联不大。所以我认为两者区别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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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帮助“全职儿女”们？
对于具体家庭来说，主要是影响了家庭自身的再生产。成年之后，代际之间的分离，是亲子之间责任与义务的分离，而新的子代个体不再成家立业，围绕这一常态化生命周期安排展开，那么家庭的形态自然会产生变化。
对于社会来说，一个潜在的可能是影响社会稳定。宏观环境的收缩，导致社会矛盾以全职儿女的形式内化成为家庭矛盾，然而，由亲子关系紧张所引发的家庭矛盾，一旦超过了一定的临界值，会再次变成社会矛盾。
总体来看，我们要对“全职儿女”们多一分包容性，多一点建设性。多一分包容性，就是说这个现象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现象，是个体生命周期正常展开所遭遇的暂时性困境。尽量少一点指责，少一点批判。多一分建设性，就是既要看到这一新现象中的积极因素，又要为走出这一困境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或是智识上，或是政策上，或是资源上的等等。
结构性问题需要在结构中得以解决。一旦宏观环境趋好，发展机会的社会总供给得到有效扩充，那么走出全职儿女现象也就是大概率事件。
改变这一现状的根本出路在于有效壮大机会的社会总供给，让愿意工作的人能够有工作的机会。此外，一个兜底工作在于，要为暂时遭遇困境的全职儿女家庭提供必要的支持，特别是零就业、弱就业的困难家庭，要形成体系化的保障。
对于社会来说，要形成友善、宽容、互助的环境，对于亟需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社区工作要下沉，对于辖区内的全职儿女家庭有更多的跟踪与服务。发挥邻里之间纽带作用，守望相助。对于家庭来说，核心是要处理好亲子关系，有事好好说，有话好商量。对于个人来说，要始终保持能动性，居家不躺平，在做好家务的同时，继续充电充实自己，积极寻找走出家庭、回归社会的机会。
人生活在结构中，受结构制约。结构的变化，必然会投射到个体身上，成为个体行动选择的新的约束条件。我在未来也会继续关注“全职儿女”现象演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