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巍船山

王船山，是湖湘文化乃至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山。

他生于衡山之下，他的一生，在出山与入山间，反复徘徊。衡山，接纳了他早年幻灭的人生，也成就了他的哲思与永恒。直至他自己，也成为一座中国思想史上的“名山”。

他超越了他的时代。在王船山之后的二百年，中国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在近代猛烈冲击了传统的皇权与天命论思想体系。

在衡阳，我们循着王船山的人生足迹，看到了动荡历史下个人命运的颠沛流离。文章憎命达，哲人也注定诞生于不安的时代。即使他深知自己的思想不能为时代所理解，却仍奋不顾身地投身于洪流之中。他为世界留下的不仅仅是哲思，还为湖湘文化树立了一种兼具知识分子、践行者与哲学家的典型人格。衡阳这座伟大的城市，从此拥有了一个闪耀着人文思想光芒的“船山时代”。　　　　　　　　　　

如果说湖南人在近代的崛起，改变了中国，那么改变中国的这群湖南人，又是谁影响了他们呢？答案是王船山。清朝道光年间，随着《船山遗书》的出版，王船山经世致用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们纷纷从船山学说中获取启迪，尤其是船山学说中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否认“天命”、趋时更新的思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思考与奋进。后世尊称他为“船山先生”，他的思想，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走向。　　　　　　　　　　　

回雁峰、方广寺：

一个王朝最后的书生意气

回雁峰，一座衡阳市区里不足百米的小山，却雄冠南岳七十二峰之首。公元1619年，王船山就出生在这里。今天的回雁峰景区西侧的半山腰上，有“王船山出生地纪念馆”，但它真正的出生地王衙坪在比这个位置还要稍微靠下一点的金果路上。

“回首处，犹记当时踪迹，危亭斜倚南陌。满城春滑笙歌腻，销尽银红夜色”，这是王船山对这里的记忆。回雁峰仍在，眼前已不复当年场景。虽身处闹市，王衙坪这里却没有多少人。老社区里的时光是悠然缓慢的，王船山的塑像就立在一堵粉刷的围墙边。

王船山的少年时期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他的祖上前六代都世袭都尉，但自第七代开始改武从文。王氏家庭从此以儒家诗书传家。

19岁那年（公元1638年），王船山走出衡阳。从南岳七十二峰之首的回雁峰，来到了南岳七十二峰之尾的岳麓山，入读湖南最高学府岳麓书院，成为山长吴道行门下高足。用春风得意来形容此时的王船山毫不为过，他并不知历史的凛冬将至。

王船山还与同乡兼同窗好友邝鹏升成立了“行社”，强调躬行实践。此时的王船山，已有实事求是之心。今天的岳麓书院里，有专门祭祀王船山的“船山祠”。祠中有一副名联，上联是“六经责我开生面”，下联是“七尺从天乞活埋”。相比于王船山后来孤愤的一生，他在岳麓书院时期的状态，几乎是人生最快意的顶点了。

公元1641年，浪迹一生的地理学家徐霞客溘然长逝，而热心科举的青年士子王船山在衡州岁试中名列一等。如果说徐霞客死得其所，那王船山就是生不逢时。他们都没想到大明王朝的大厦将在三年后轰然崩塌。公元1643年，明王朝即将走到末路，王船山也迎来了命运重大转折点。

王船山进京赶考因为农民起义被阻，当年，起义军席卷衡阳，王船山被迫走上逃亡之路。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份，走仕途实现人生理想的幻梦，就这么轻易破灭了。次年，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清兵入关，悲愤至极的王船山在莲花峰西面的双髻峰半山腰筑建茅草房，名续梦庵，作为栖身之所，并在方广寺与友人组织义军抗清，以续旧梦。这是一个关于复兴明王朝的梦。

可惜这梦，终究是难续了。

明王朝覆灭之初，众生无主，一片混乱，于是王船山选择在故乡独自战斗。衡山方广寺是他战斗的起点。这是当年儒家先贤朱熹、张栻登山时曾经下榻的地方，也是南岳最古老的寺院，始建于南朝梁天监二年，寺侧有专门纪念朱张的二贤祠。这座寺庙与王船山是有特殊缘分的，公元1643年，王船山兄弟及夏汝弼等人受巡抚褚胤锡委托，筹款重建方广寺。

五年后，王船山在这里带领一群“同志”在这里起义，结果是兵败人散，王船山从此开始了流亡生涯。方广寺如今是南岳风景区的一个景点，相较于祝融峰的热闹，这里清幽得恍若另一个世界。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个佛国净土，在公元1648年经历了杀声震天的战斗，之后又被大火焚毁，成为一片瓦砾。动荡年代里，没有哪里可以成为真正的“桃花源”。终其一生，王船山也从未去寻找一个苟且偷生的桃花源，他的隐居，要么是积蓄力量，力图反攻，要么是在深切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

莲花峰下：

大动荡下知识分子的人生逆行

生逢乱世，该如何选择？当人群如潮水般退却，正值壮年的王船山却选择与时代逆行，为南明小王朝的“复国梦”在南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奔走。这也注定了他生命的剧烈动荡与传奇。

方广寺起义失败后的王船山，带着侄子逃亡广东肇庆，获重臣堵胤锡推荐为“翰林院庶吉士”。可惜南明小王朝是个注定不成器的集团，在大敌当前的情势下，依然内耗严重。几经波折后，勉强支撑起一个永历政权。王船山决绝地奔向了新政权。

“天涯天涯，吾将何之？颈血如泉欲迸出，红潮涌上光陆离。涟水东流资水北，精卫欲填填不得。”公元1647年的四月，王船山与好友夏汝弼投奔永历帝被困在湘乡西南的车架山，一时悲愤难平。

此后的路依然不好走，至肇庆投奔永历后，王船山为营救被诬陷下狱的金堡而差点丧命于王化澄。清兵至桂林后，他又被困于水砦，断食四天。

1651年，王船山从桂林折返南岳。带着对现实的失望与对亡母的遗憾，他决意隐遁，并开始在续梦庵著书立说，为莲花峰写志。1643年初到莲花峰隐居的王船山在此间断地生活了18年。莲花峰被几座大山怀抱其中，中间是重峦叠嶂，深不见底。王船山在《莲峰志》中说：南岳有莲花峰，就像中国有四川，“观于蜀者浅天下”。他还说，从湘江中望南岳，九向九背，白石峰、岣嵝峰、祝融峰、天柱峰不时可见，却看不到莲花峰。他对莲花峰是怀有真挚的感情的，从他后来的号“双髻外史”“南岳遗民”就可以看到王船山对于南岳的留恋。

从南岳后山的马迹桥，沿朱张古道登山，在这条古道边，林深处的石壁上，我们看到了王船山手书的“涌几”摩崖石刻。这两个字的意思，至今都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解释，因此留下了一个历史的谜题。沿途有方广寺，以及续梦庵，今天的续梦庵又在哪里？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驱车来到莲花峰下的船山村，眼前有一座上世纪90年代兴建的土坯房子，据村民讲，王船山的续梦庵就筑在屋后的空地上，具体的位置已无人知晓。这里是衡山后山一处极为疏阔的位置，土坯房周围，几乎没有其它建筑。遥想在通讯极为不发达的古代，王船山居住于此，几乎完全是与世隔绝的生活了。也正是这种单纯的山野环境，让他可以去思考哲学层面的深度问题。

公元1656年，对于王船山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避难常宁的他，尽管生活过得极为颠沛，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完成了一部重要作品《黄书》。他在书中指出要永保民族的利益，就必须公天下，“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宰制》）。他充满民族自信心，坚信中国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保种保国，进于富强。

在经历了梧州、桂林、邵阳、永州的四处奔逃后，公元1660年，年过四十的王船山再次选择回到衡山下的曲兰乡。人生来来回回，真像一场幻梦。

王船山把曲兰乡的这处茅屋，自命名为败叶庐。残叶凋败，大概王船山当年的心境也是如此吧。次年，王船山写成近百首的《落花诗》。败叶落花，何其孤零！就这样虚度一生吗？这显然不符合王船山的人生信条。然而南明王朝已经走到了尽头，自己又能如何？迷茫之后，他开始思考更深的哲学问题，反思宋明理学对人性的压抑带来的社会弊病。

王船山认为，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

这在思想禁锢的明清时期，无异于一声惊雷，人文主义的微弱光芒在漫长而黑暗的世纪里，显得那么耀眼。他相信历史终将回望，看到这日出前的曙光。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王船山的思想光芒，如一个火炬，照亮了继承者前行之路。

湘西草堂：

著述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走向

湘西草堂是王船山大半生的归隐著述之地。

它安静地躲在密林深处，素雅庄重，非常简朴。湘西草堂里的“湘西”并不是指今天的湖南西部，这个湘西仅仅指王船山隐居的湘西村。王船山42岁来到石船山下，故世称“船山先生”。初居茱萸堂，次败叶庐，再观生居三处，最后在湘西草堂隐居以终。

后半生是王船山疯狂写作的四十年。

在这个时间段，他著述超百种，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文字、天文、历算及至佛道等，尤以哲学研究成就卓著，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清末汇刊成《船山遗书》，凡70种，324卷，堪称浩大。但他的写作，从未因浩繁深奥而脱离时代与生活。

每个大动荡的时代，都是催生思想家的炽热熔炉。只有经历反复幻灭的人生，继而在极度的痛苦中走入深刻的思考，才能见到生命的真谛。他在书中执着地构筑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探寻时代变迁之理。与被后世称为明末三大思想家的顾炎武、黄宗羲一样，王船山的终极思考，也跳出了传统的思维窠臼。中国已经有了足够深厚的历史，却仍不能摆脱越来越频繁的动荡和治乱循环，这是他一直深思的问题。

即使是隐居深山，也难免世事纷扰。

历史时常呈现荒诞的一面。当年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居然又要“反清”了。公元1673年，吴三桂自云南起兵，一路打到了衡阳。公元1678年，吴三桂衡阳称帝，其党有人强命王船山写《劝进表》，愤然拒绝，一心求大道的王船山怎么看得上这种政治投机分子？他再一次选择逃往深山，写《祓禊赋》痛斥。衡山，又一次成为了王船山的避难所。

很多年后，王船山终于想明白了一个问题：这天下，本就不该是一家之天下，“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他明知自己的思想不会为当时的时代所理解，却仍为其付出一生代价。他在哲学上提出“天下惟器”的唯物自然观，并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这些观念，在当时几乎不能为世人所接受。他逝世后两百年间，鲜有人闻其名。但正如他生前预言的那样：“吾书两百年后始显。”

这是一个精准的预言。

两百年后，中国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剧烈的变局中，王船山的思想光芒开始展露。清朝道光年间，随着《船山遗书》的出版，王船山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始得以广泛传播。谭嗣同是他的崇拜者，尊称他为“衡阳王子”。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如魏源、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杨昌济、毛泽东等人，纷纷从船山学说中获取启迪，尤其是船山学说中实事求是、经世致用、否认“天命”、趋时更新的思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思考与奋进。他的思想，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走向。

王船山是不幸的，生于王朝末年让他仕途梦碎，王船山又是幸运的，剧烈的时代伤痛迫使他深度思考从而成为一代思想宗师。生于哪个时代是偶然的，但每个人都有其自身必然性。这种必然性，造就了不同的人生。

王船山的晚年，朝廷对明朝遗民的态度已转为安抚拉拢。此时，大部分的明朝遗民早已归顺，然而王船山却依然保持着“绝不屈服”的傲然风骨。公元1689年，衡州知府崔鸣鷟受湖南巡抚郑端之嘱，携米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请其“渔艇野服”与郑“相晤于岳麓”，并图索其著作刊行。此时的王船山年事已高，身患重病，饥寒交迫，但他仍写了一封信，婉拒米币，以明心迹，自署南岳遗民。“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也许这“明月”，早已不是指代他当年追随的明王朝，而是心中朗朗乾坤般的哲学境界。

强大的明王朝为什么会被打败？华夏文明传统为什么会面临沦亡的境地？经历了抗清实践失败，他看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衰微。这个时候，他所思考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反清复明了，而是中华文明未来的命运。

草堂4公里外，是王船山的终极归宿。晚年的他，对于生死早已看透。他自题墓志铭：“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故衔恤以永世。”王船山终生维护的，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中国。

死亡对于王船山而言，只是生物意义上的结束。在他死后的二百年，属于他的时代终于到来。对于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哲人而言，这就是永生。

潇湘晨报记者常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