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入华算起，直至民国时期，西方近代天文学传入中国已经有将近四百年的时间。
而如果将这种传入放到明代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衰落——终明一代，中国未能产生一个伟大的天文学家，国家也没有主持过修历之类的大型天文学活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考察的话，可以发现这四百年实际上是西方天文学凯歌高奏，而中国传统天文学节节败退的历史。
明代传统天文学这种急剧的衰落，原因多样，但可以看得出来的是，原本严禁民间“私习”的天文学，此时也不再严加控制。不但私习者没有受到本应十分严厉的惩处，而且原本属于天子权力象征之一的历法与浑仪也可以自己编定或制作，非但不会有麻烦，反而会促进编定或制作者的声誉[1]。
按理来说，既然私习天文禁令已经如此宽松，明代天文学应该有着丰硕的成果，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却仅仅是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急剧衰落以至于一蹶不振，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最后一次的辉煌留给了郭守敬和他的《授时历》。
1629年，崇祯皇帝批准成立历局，主持修撰新历，由礼部尚书徐光启领导，罗雅谷、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参与，至1634年编成四十六种一百三十七卷的《崇祯历书》。该书最大的特点即在于用天文学原理部分占据了全书的三分之一，而且完全采用了当时西方天文学体系中最精密的第谷体系[2]。
《崇祯历书》未及颁行而大明已亡，满清入关之后，汤若望将此书稍加修改后献于清廷，立即就被采纳，顺治帝亲笔赐名《西洋新法历书》，并任用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从此开创了满清任用耶稣会士执掌钦天监长达近二百年的惯例。
如果由以上这些情况来看，在20世纪初，至少中国的学人们在全盘接受西方近代天文学这一点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
然而，实际的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相反，天文学成为保留中国传统科学最多的学科之一。这篇文章就计划由中国近代天文学事业创始人高鲁先生及其《星象统笺》，解释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高鲁字曙青，福建长乐县人。早年追随国父孙中山，参加了孙中山在法国巴黎组织的同盟会，并积极从事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随孙中山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不久任中央观象台台长，从1913年起刊行《气象月刊》，并于1915年把《气象月刊》扩充为《观象丛报》，1918年参加在巴黎举行的国际统一时辰会议。
1922年经高鲁倡议，中国天文学会正式成立，高鲁任第一届会长。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并参与主持紫金山天文台选址工作。他不但是中国天文学会的发起人及第一届会长，而且发起组织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并任委员兼编纂组组长，对中国近代天文学事业的发展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3]。
《星象统笺》是1933年，由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专刊第二号”的形式出版发行。前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作者本人的序言各一篇，全书165页，内有大量的星图（有拍摄，也有手绘）、测用数表、星名对照表、距极表等等。
这看上去似乎就是一部普通的星图而已，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中国人看不到的南天星座外（只占了短短的一章），全书划分星空所依据的并不是八十八星座，而是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三垣二十八宿！
何以如此？这个致力于中国近代天文学事业的人何以会用这样一个古老的体系来划分星空？虽说他并不是正式的天文学科班出身[4]，但既然是以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专刊形式发表，那自然是要代表当时中国天文学研究的水准。换言之，高鲁既然选择以三垣二十八宿体系来划分星空，也就意味着这样的一个体系至少在当时的部分天文学者中间是被承认，被接受的。
而蔡元培《序》中的一句话更值得玩味：“不特古人观察之疏密，可以互相比较，而中西名系之异词，亦已发其凡，是诚观星象者所急需之佳书也。”[5]这里点明该书的两个作用：古人观测的核定与中西异名的互换。
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对于“观星象者”而言，中西星名异同确实是一个很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古人观测的精确度有多高，则除了个别天文学史研究者外是不会有人关注的。
那么，蔡元培这句话所表明的，就只能是：三垣二十八宿对于当时的观星人员而言，依然有着很大的实际意义。这似乎和我们一直以来以为“中国传统天文学最终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而寿终正寝”[6]，随之而来的全盘西化的现代天文学的观点不大一样。
何以如此？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在中国近代天文学确立的过程中一直有着传统天学的影子。
是的，我使用的是天学而不是天文学。我们现在所用的天文学来翻译astronomy，而用星占学或是占星术来翻译astrology。当然，在历史上，除了古希腊以外他们一直是难分难解的，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星占学家和天文学家还是被统称为：astrologus，而那门学科则被称作：astrologia，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中的星占学：αστρολογια。
直到文艺复兴后期，人们才逐渐将astronomy和astrology从astrologia中分开来。但问题在于，“天文”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所表示意义和今天完全不同，“序二十八宿，步日月五星，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7]没错，实际上它是astrology而不是我们今天的astronomy。
因此，刚刚来到中国的利玛窦写到：“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8]
而且，中国古代的天学有着自己的哲学基础——天人感应与天人合一，有着与世俗王权纠缠不清的关系，又与道教之间剪不断理还乱，而且道德教化离不了它，政治运作更是要它随时待命……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天学是十分独特的，无论是与astronomy还是astrology抑或astrologia都不同。因此，“天学”这个词是最适合它的。自从1991年江晓原在《天学真原》一书中首次阐释这个概念以来，二十多年间学界大都不同程度地接受或支持了这种命名。
与中国古代其他发达的自然科学或准自然科学相比，天学有着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同时也是人文性与宗教性最强的一门。
因此当西方现代的数学、农学、物理学、天文学等等冲击而来的时候，天学虽然很快地丢失了astronomy意义上的“天文”这个阵地，但在天学的其他领域，尤其是《汉书》意义上的“天文”阵地，依旧固若金汤。
这一点从明清之际王锡阐、梅文鼎等中国天学家们在如何应对耶稣会士带来的“西洋新法”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西洋新法”对于传统天学第一个巨大的冲击就是地圆学说。长期以来，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地圆学说就是“大地是个球”一句话完了。其实地圆学说包括了两个要点：一、地为球形；二、地与“天”相比非常之小。
关键在于第二点，如果像中国古代天学那样将地球与宇宙的比例比作鸡蛋和蛋黄的话，地球的半径就无论如何无法忽略，那么自然就无法发展出古希腊那种球面天文学。因此，真正对当时中国天学家和其他士大夫们冲击巨大的是地圆学说的第二点。
然而，当时的大天学家如徐光启、李天经、王锡阐、梅文鼎、江永等等，无一例外都顺利接受了地圆说。而且也很快接受了第谷的宇宙体系，后来哥白尼体系也在天学家中间开始广为流传。
看上去，中国的天学家们似乎个个都虚怀若谷，虚心接纳西方近代天文学的成果。然而，大家要注意，这里无论是接受的内容还是方式，都没有超出astronomy意义上的“天文”。
但很快，形势就变化了。喜欢学点自然科学向臣下炫耀的康熙皇帝，一日突然评价其“西洋新法”与中国天学来了：“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为阿尔巴朱尔──阿尔巴朱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9]
类似的内容后来又出现在他的《御制三角形论》里面，立刻得到被他称为“国朝历算第一名家”的梅文鼎热烈地响应，而且三番五次地予以再次陈述，并费尽心力地替康熙补齐缺失的“中法西传的途径和方式”这一大环。
有了政治与学术的双重保障，“西学中源”之说立时大行其道，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当然内容也早从天文历算扩展到了医学、物理、化学、机械等等等等。
然而康熙、梅文鼎包括后来对此说大加推崇的乾嘉学派领袖钱大昕、阮元等人，真的就无知、自大、迂腐至此吗？其实不是。那是康熙心血来潮，臣下们就无耻逢迎？其实也不是，因为以明遗民自居而不与满清合作的黄宗羲、王锡阐、方以智等人也有类似的言论，而且似乎还早于康熙。
那是为什么？
让我们回过头来，当明末耶稣会士来华时，西方天文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而相比之下，中国传统天学由于自郭守敬之后再没有任何重大进展，自然就明显落后了。
明廷决定开局修撰《崇祯历书》，被认为是中国自黄帝羲和以降几千年的传统历法将要被西洋之法所取代。而在天学的世界里，历法自古以来就是古代中国君王获得天命，而王朝统治权与正统性的象征，如此神圣之物竟要采用“西夷”之法，这不是“用夷变夏”是什么？
这对于相当多的中国士大夫来说，实不能容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崇祯历书》自开撰之日起，就遭到保守派持续不断的攻击。幸赖徐光启苦苦支撑，使《崇祯历书》得以在1634年修成，但是保守派的攻击仍使之十年之久无法颁行使用。明末遗民们的“西学中源”说的思想背景大概就是这个。
满清入关后，立即以《西洋新法历书》之名颁行了《崇祯历书》的修订本。
之所以如此干脆利落，一来是中国历来改朝换代之后往往要改历，以示“日月重光，乾坤再造”，新朝享有新的“天命”，而当时除了《崇祯历书》以外没有其他好的历法可供选择；另二来则是，当时满人刚以异族而入主中夏，无论如何总还未能马上以“华夏正统”自居，因此是否用“西夷”之法也就无所谓了，怎么好用怎么方便，就怎么来。
然而随着满人入关后全盘接受了汉文化，加之统一的政权已经稳定，社会也早已恢复正常，这时的满清统治者就不知不觉地以“华夏正统”自居了。而这一转变，则是康熙提倡“西学中源”说的思想背景。
同时，虽然满清统治者一开始并不在意“西夷”与否的问题，但汉族士大夫和一些受汉文化影响较大的正统派大臣，依然无法接受以“西夷”之法制天朝之历。
康熙初年的杨光先事件就是个典型的例证，它同时也提醒康熙“夷夏”问题的严重性。杨光先甚至以近乎威胁的语气上奏道：“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在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统也。皇上颁行之历，应用尧舜之历。”好像康熙不用中法制历清朝就要完蛋了一样。
而他更震撼人心的名言则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杨光先虽然最终获罪去职，但也由此看出“夷夏”问题造成的理论困境确实急需摆脱。而对于康熙来说，他一方面确实需要西学，而另一方面，他们又需要以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自居，以“华夏正统”自居，以“天朝上国”自居。
因此，在作为王权象征的历法这一神圣事物上“用夷变夏”，日益成为令清朝君臣头痛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康熙提倡“西学中源”说的原因，也就很清楚了。既能继续采用西方科技成果，又在理论上避免了“用夷变夏”之嫌。西法虽优，但源出中国，不过青出于蓝而已；而采用西法则成为“礼失求野之意也”。
古代中国的天学与现代世界的天文学的差异在这起事件中可以清楚看到，我们根本想象不到一个国家天文学家因为在工作中使用了外国学说（现代天文学又有哪点是中国的呢）而引起群情激奋甚至演变成政治问题。
天学虽然随着满清王朝的灭亡而退出了学术和政治舞台，但它的影响是不会短期内消失的。高鲁在《星象统笺》中没有舍弃传统天学三垣二十八宿的体系，既是因为自己受此影响，同时也是由于受此影响之人尚多之故。
实际上，即使如徐光启，他在修《崇祯历书》时的想法也是“融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而《星象统笺》正是在小范围内做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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