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桂林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微信公众号
引 言
碑铭是台湾史研究中最常见也最重要的史料之一。早在日据时期，石坂庄作就编辑过碑铭集《北台湾的古碑》。台湾光复以后，学术界对碑铭的搜集整理得以大规模展开，既出版了分区域的碑铭合集，也出版了断代性的碑铭选集，还推出了专题性的碑铭汇编。迨至20世纪90年代，台湾图书馆与成功大学合作开展“采拓整理台湾地区现存碑碣计划”，对全台区域内2000多件碑碣进行拓本采制，并据此编印出在时间上涵盖了明清、日据和光复后3个时期，在区域上覆盖全岛的共16卷（册）的《台湾地区现存碑碣图志》。同时，台湾地区图书馆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台湾碑碣拓片”数据库，将2039笔拓片录文放在互联网平台上供读者使用。台湾文献馆也推出了“碑碣拓本”数据库，将典藏的2864笔拓本扫描，供读者在互联网上使用。比较该两个数据库，可以发现收录碑碣多有重叠。
这些碑铭资料的收集整理成果，为学界开展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有学者利用“示禁碑”研究清代台湾的社会治理，也有学者通过碑铭资料探讨清代台湾士绅、族群与地方权力之运作，还有学者透过碑铭考察台湾历史上的民间信仰，或利用碑铭等文献分析闽台乡族联系等。
总的来看，学界对清代台湾碑铭的研究已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但相对而言，对日据时期台湾碑铭的研究似乎仍不充分，这种状况与该时期碑铭的丰富存量是很不匹配的。台湾地区图书馆“台湾碑碣拓片”数据库收录的2039笔拓片中，明清时期（主要是清代）有1059笔，而日据时期也有857笔，二者在数量上实堪分庭抗礼。而若从年均数量来看，日据时期台湾碑铭的年均产生量为17.14通，更远在明清时期的年均4.18通之上。日据时期台湾碑铭为何密集地出现，它反映了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哪些历史面向和发展趋势？在这方面，陈小冲的研究非常值得注意。陈小冲发现，尽管日据时期出现了各类“涉日碑铭”，反映出台湾社会逐渐打下殖民者的烙印，但是台湾碑铭文献的主要大类——祠观寺庙类碑铭仍然没变，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依旧是碑铭的主基调，50年的殖民统治并未使台湾人与在台日本人于精神文化层面达到交融，“他们依然是两个世界的人”，从而反驳了种种所谓台湾社会“日本化”的论调。这一研究视角和基本观点，是很具有启发性的。
学界以往更多地是将碑铭作为重要的史料来源，却往往忽视了其作为“物”的社会文化面向。实际上，众多碑铭被刻意地置于公共空间中展示，不仅起着定义公共空间的作用，而且还参与了特定的历史进程，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走向。在日据时期，台湾的碑铭传统面临着殖民统治的新情势，其叙述结构和形制样式乃至空间装置等，都出现了诸多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如何呼应制作者特别是殖民当局的用意，而产生出不同的政治文化意义等，均为可资探讨的新论题。在这方面，陈百龄、铃木惠可等少数学者的研究很值得重视。陈百龄以新竹市郊日据时期的“皇恩山重”碑为研究线索，结合相关资料和计算机网络方法，分析参与立碑的士绅群体之间的关系脉络，探讨日据时期台湾士绅因应时局变动的策略。铃木惠可则通过《台湾警察官招魂碑》的个案，考察招魂碑建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背景，反思这类碑铭的出现与日本殖民主义的互动关系。但总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无论是个案的积累，还是研究的广度、深度，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基于此，本文尝试以日据时期的台湾碑铭为研究对象，探讨它在维系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方面所起的作用，分析殖民者如何通过改造碑铭叙事主题，引进碑铭新形制和空间装置新方式，以期实现公共空间殖民化的目的。限于篇幅，本文将考察的区域聚焦于台北，除特别说明外，文中所引碑铭皆出自林培夫主编的《台湾地区现存碑碣图志》丛书之《台北市·桃园县篇》和《台北县篇》。
一、碑铭传统的延续
有清一代，地方政府经常通过树碑示禁的方式来约束基层公务人员的需索行为；地方社会也常以立碑的方式，将“公议禁约”广而告之，使大家周知。地方上的各项公共事务，诸如修建桥渡水利、举办慈善事业、开展地方教育，甚或积累宗族产业，也常通过树立碑铭，稳定举办方式。可以说，碑铭作为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已融入到台湾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与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结合在一起。
日据时期尽管面临外来殖民政权，但台湾社会通过立碑纪事延续中国文化的传统却并未中断，反而呈现出愈发兴盛的样貌。台北地区日据时期留存至今的碑铭共有92件，数量远远超过清代的60件（见表1）。为便于分析，兹将日据初期、中期和后期出现的碑铭，分别列为表2、表3和表4。
二、叙事主题的改造
日据时期台北民间碑铭传统的长期延续，表明即使是被强行纳入殖民统治之下，中国文化传统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当殖民政权逐步巩固统治秩序后，也开始强势介入当地的碑铭文化，试图在中国碑铭文化与日本殖民统治之间进行主题“嫁接”，以期扭转本地原有的碑铭叙事主题，并将其驯化为支持殖民统治的工具。
日本历史上长期受到中国碑铭文化的影响。日本留存至今最早的碑铭始于7世纪，至9世纪上半叶共修建了20多座，均与来自中国和朝鲜半岛的渡来人有关，是日本律令国家形成过程中吸收大陆文化活动的一部分。此后，随着佛教的发展，板碑、五轮塔等石刻文化盛行，其中尤以关东地区最为集中。江户时代，又出现了墓碑、表彰碑、歌碑等，“接受了中国的石碑文化”。而这又是与“儒教、国学的渗透以及识字人口的飞跃性扩大”直接关联。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频频对内对外用兵，各类战争纪念碑、神社供奉石造佛的建造大增。因此，江户以来的日本文人，特别是拥有一定汉学修养者，对中国碑铭传统是非常熟悉的。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那些被日据当局延聘至台的日本文人，在担任各级殖民官员或从事具体的企事业工作中，“发现”自己熟悉的中国碑铭文化在台湾随处可见。他们深谙中国传统碑铭的书写形式和功能作用，故上至总督和民政长官，下至街长和警察官，都热衷参与本地的碑铭书写，试图通过正面形塑殖民统治的形象，扭转台湾传统碑铭的发展方向。
1908年的《枋桥建学碑》是殖民当局主动参与本地碑铭书写的早期尝试。该碑回顾了枋桥林氏历代兴学的义举，讲述了林氏在“改籍后”仍然积极创建枋桥“公学校”，并记载此举得到了所谓的“政府补助”。该碑一方面着力塑造殖民当局与地方大族合作办学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又通过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篆额、民政长官大岛久满次撰文、日本著名书法家日下部东书丹的形式，使殖民官员和文人完整地参与中国传统碑铭的制作过程，其目的是将中国传统的碑铭书写纳入到殖民叙事的整体框架中。
在殖民当局驯化碑铭传统的努力中，直接称赞殖民官员“勤政爱民”，讴歌殖民统治“功绩”等成了常见的主题。例如伴随近代城市更新而开启的基础设施升级，往往被殖民当局刻意视作“德政”，不惜笔墨大事宣传，并立碑“纪念”。1919年《埋立地纪念碑》就记述了台北厅长井村鉴于艋舺沿淡水河一带，“地势低卑”“污水停滞”，每遭“河水泛滥”，而开展填土垫高工程。1927年《太平桥改修碑》则记载了太平古桥从木桥改为石桥的过程，特别提及基层殖民官员“莺歌庄长黄纯青氏闻而嘉之，以庄费补助金贰百圆”。1930年《五股坑道路纪念碑》，称赞五股坑道路的兴修，“其意亦在图斯地方之发展”“功绩固在不鲜”，并不惮其烦地列举了所“纪念”的众多“关系者”，包括台湾总督府地方理事官新庄郡守辛岛胜一、郡属庶务课长得武二、郡属角田忠义、五股庄长陈国铨、助役张添梅、技手王金生、嘱托梶田宣一、第八区委员陈屘、第九区委员李红等，此外还有22名甲长和109名用地捐赠者也碑上留名。
台北各地在日据时期兴办自来水工程，殖民官员在竣事之后要么亲自操刀，要么授意他人，很重视撰写碑铭以歌功颂德。1928年《汐止水道布设记》由汐止街长陈定国亲自撰文，记载汐止街自来水工程的兴办历史，称颂该工程使“我街居民七千余，从兹得享洁净用水，增进健康无疑也”。1939年《新庄水道记》详细交代了新庄自来水经伊泽府技师的实测，由阿久根街长不断陈情，始获准“敷设补助费各三分一”，但“居民”也要承担“同数”费用。全文最后切入殖民统治的“功绩”这一主题：“虽当道之加惠，是亦阿久根前街长之竭力为民请命，与伊泽府技师善为设计，故能终底于成也。”
日据当局为了最大化地攫取宝岛资源，提升榨取台湾资源的能力，敷设了纵贯全岛和深入中央山脉的铁道网，台北碑铭中也有不少以歌颂殖民当局铁道事业为主题。例如1924年的《故吉次茂七郎君之碑记》，撰立于台湾铁路宜兰线草岭隧道完竣之际，为纪念监督路线施工并死于任上的吉次茂七郎而立。1934年的《村上铁道翁略传》是日文碑铭，由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下村宏撰写，用于纪念被称为“村上铁道翁”的村上彰一。村上彰一参与了日本在东亚的殖民地如北海道、中国台湾、中国东北和华北等多地的铁道殖民事业，据称：
村上彰一曾追随松本庄一郎，加入北海道开拓使一行，从事铁路方面的工作。日本铁路公司成立伊始，又进入公司担任运输方面的工作，在职十有六年。在台湾纵贯铁路建设之际，村上彰一被聘任为从事计划经营的工作。后又在后藤新平伯爵的手下，参与到南满铁路及国有铁路的枢机事务中。还追随平井晴二郎到北京，参与中国的交通事业。
现存与殖民主题有关的碑铭中，还有一些是用来纪念日本“内地”移民的。1921年的《青山只女纪念碑记》，记述日本移民青山只女在台湾施治灸法，“效显如神”，并称颂其传播“灸点古法”“成就拔苦与乐之本愿”：
青山只女，肥后国冈崎氏之出也。生家代代传灸点古法，只女幼而受其术于祖父庄吉。及长，而控其蕴奥。明治二十九年（1896），渡台施之于诸人，效显如神，虽重患难病莫不治，真稀世之妙法矣！后世或恐斯术之湮灭而不传，爰建立地藏尊案，其珠数明灸点之肯綮，别编述其要领，传之于后世，以欲治救世之病患者。南无地藏尊灵，希垂慈眼，永爱护斯术，而成就拔苦与乐之本愿。
以上各种“纪念碑”，塑造了一个以“清廉干练”的基层官员、“无私奉献”的技术官僚、“造福”台湾的“内地”移民共同组成的殖民者群像，通过对殖民历史的刻意美化，试图对殖民统治的当下予以合理化。碑铭在此过程中被赋予了正面塑造殖民历史记忆、支持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使命。
除了利用碑铭叙事主推“殖民有功”论外，日据当局还结合具体的殖民镇压事件，诬蔑正义的抗日武装活动，美化血腥的镇压过程，为死于其事的日军日警招魂。例如位于剑潭山的1908年《警察官招魂碑》，为据台以来死于职务的日本警察官而设。据警察官吏招魂碑建设委员会长，即警视总长大岛久满次声称，招魂碑的建设缘由是“本岛领有以来，警察职员因土匪、生蕃等之危害，或受瘴疠之侵危，而死没者不少，将来亦难保无战病死者”。为了弥补“奉公尽忠，忠实职务，至壮烈牺牲”者没有固定场所祭祀的遗憾，使“其永远表彰，死者乃得长久瞑目”，该委员会乃于台湾神社附近，“择土地高层之处，山水明媚之地，建立纪念碑”，“瞰视山川，作永久纪念”。
日本当局非常重视台湾的战略地位，不断派要员来台视察。1923年4月，裕仁皇太子（即后来的昭和天皇）走访台湾各地。这在殖民当局看来是一件大事，故在裕仁曾经游览的草山一带树立了《皇太子殿下御渡涉纪念》碑。次年裕仁结婚，台北五股一带又在庄役场种植罗汉松，树立《皇太子殿下御成婚纪念树》碑，以庆祝纪念。“太子碑”被反复树立，昭示着殖民帝国与殖民地之间对应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通过树立碑铭这一仪式性过程，而得到反复性确认，而台湾的殖民地身份也在此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被强调，并被迫以臣服之姿接受日本帝国的统治。
三、公共空间殖民化
中国传统碑铭中除了御碑等少数类型外，在形制上一般低调朴实，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殖民者除了重塑台湾碑铭的叙述主题外，还强力引入包括方尖碑等在内的碑铭新形制，试图以其突出的外观来重塑公共空间。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积极吸收西洋文化，也将欧美近代流行的碑铭新形制，特别是各种纪念性雕塑和建筑引入日本。如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流行全国性伟人铜像，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建立了许多战争纪念碑等，均影响了明治以后日本纪念性碑铭的制作。同时，日本还引进新的碑铭材料，尝试用钢筋混凝土等进行创作，这也使明治以后的纪念性作品相较以往不仅强度更高，而且能制作得更加高大雄伟。而且，日本随着近代频繁对内和对外用兵，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出现了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建造忠魂碑、慰灵碑、彰显碑的高潮。著名的例子如金泽市在明治十三年（1880）完成的《明治纪念之标》碑，安置了大和武铜像，表彰西南战争的战死者；19世纪90年代爱知县丰桥市为庆祝甲午战争结束五周年而设置了纪念碑等。随着日本强占台湾和开展血腥镇压运动，殖民者也迅速将碑铭新形制推向这个新纳入的殖民地，在全岛范围内开展了广建纪念碑的运动。
与中国传统碑铭相比，日本殖民当局引入的这些新式碑铭常常被配置于高大基座之上，形成了对周边环境的俯视姿态（见图1）。碑铭空间的此番操作，使殖民者对台湾的统治得以具象化呈现，也推动了公共空间的殖民化。
早在1907年，总督府就认识到在公共空间中建立新式的展示性碑铭的必要性，认为“纪念碑或形像之类”于“风教上利益攸关”。为了避免“建设妄想之灵，其弊端由此产生”，总督府公布“府令”第七十五号：“照得欲于社寺、庙宇、公园及其他众人来往出入之处，建设纪念碑或形像，以为永久保存之目的者，应具左开事项，禀请台湾总督许可。但于墓地并依惯例建设，以供礼拜之用者，不在此例。”具体而言，公私各界申请在公共空间设置纪念碑或形像时，必须提交九项资料：“一为设置纪念碑或形像所定处所；二纪念碑或形像位置表明地图；三如有业主或与其他有关之权利者有无应允；四纪念碑或形像所造物质制法并设计及绘图；五于碑面础石及其他之处，欲将文字表明其字样如何；六纪念碑或形像建设理由；七费用支法；八纪念碑或形像之管理及保持之法；九动工及完工期限。”
府令七十五号意味着殖民当局试图通过对“纪念碑或形像”的审查，垄断台湾社会对公共空间的定义，进而主导殖民地的文化发展方向。在这样的政策管治下，台湾各地此后建立起众多的“纪念碑或形像”。例如位于今瑞芳镇颂德公园的《颜云年颂德碑记》，1917年为纪念基隆豪绅颜云年而建，颜氏在日据初期积极与日本企业合作，接办了瑞芳的藤田组矿业。据云：
瑞芳矿山自帝国领台后，藤田组请得官许，一力经营。颜君云年热心矿务，自囗徙瑞，因矿务关系，常与藤田组接洽，交谊日敦，舆情亦惬。明治三十二年（1899）春，藤田组划矿山一部付君措置。君行开放主义，依旧时程式，分区划井，给人采掘，一方赖之。至大正三年（1914）秋，藤田组以君办理得宜、克尽地利，遂举矿山全部委办。君大开利薮，招徕远近，而有苏君维仁、翁君山英为助，成效卓著，产金为“全国”冠。其贡献于“国家”、社会，岂浅鲜哉！
对殖民统治的重要贡献者，当局往往不遗余力地，甚至不分其国籍地进行表彰。1919年“台北厅下加蚋堡台北城内书院湾五丁目五番户铜像建设委员总代”滨野弥四郎，申请建造バルトン铜像，以纪念英国籍公共卫生专家W. K. Burton（1856—1899）。バルトン，即Burton，即“爸尔登”，长期参与日本“内地”和殖民地的公共卫生事业，1896年应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之聘，担任卫生顾问技师，后因“获热”而致沉痾不愈。据后藤新平1916年所撰碑记：
我爸尔登君，以西历千八百五十六年生于英之苏格兰，长入大学，专攻卫生工学，余，技精照相，著述不为少也。明治二十年（1887），我帝国大学新设卫生工学讲座，君先聘之，并为内务省卫生局顾问，受大日本私立卫生会嘱托。前后十季，此间系君筹划者颇多，如函馆、秋田两水道。予在内务日，与君亲及之者也，君效力卫生思想之普及，劳绩显著，叙勋四等，受旭日小绶章。越廿九年（1896）八月，予在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之任，君亦聘卫生顾问技师。关与基隆、沪尾两水道，以及各地卫生工事，拮据甚勉。偶以获热去，养痾东京，不愈也。卅二年（1899）八月六日，溘然易篑。哀哉！自君捐馆，不出十余年，工程既其绪，瘴气岁钦[寝]其痕，不可谓不由君贻谋也。凡在新领土之民，钦仰德泽，讴恩不休。宜哉！乃胥谋勒诸贞石，以传后昆云。
该铜像除了顶端的半身铜像外，由下往上还包括底层基座、上层基座、碑足、碑身、碑口等部分。其中底层基座宽9.00米、高0.40米，上层基座高0.85米；碑足高0.90米，碑身高4.80米，碑口高0.40米。若不算碑口之上的半身塑像高度，碑身就达到了7.35米。（图1b、图1c、图1d、图1e）这就使バルトン半身像被擎托于高大的碑体之上，配合着宽大的圆形底座，显得十分突出，极富视觉冲击力。它与其他“纪念碑或形像”一道，将帝国符号和殖民象征嵌入到公共空间中，以高大身姿俯瞰着周边的空间，形成统摄全局的权力压迫感。
结 语
碑铭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融入了台湾的历史进程中，与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入日据时期以后，尽管殖民政权实行高压统治，但台湾民间却一仍旧贯，始终延续立碑纪事的传统，因此，中国碑铭传统在台湾不仅未曾中断，甚至还呈现出愈益兴盛的样貌。这也表明，尽管日据时期的台湾被外来的殖民政权所统治，但民间仍在中国文化传统的轨道中运行，中国文化传统仍然是维系台湾民间社会发展的有效资源。
但无论是传统祠观碑铭对殖民统治的有意无视，还是陈望曾等以“遗民”自居抒发的微言抗议，都在提示着台湾已进入一个被殖民统治的时代，“碑铭”遭遇“殖民”已不可避免。殖民当局通过各种场合主动介入碑铭的书写，试图建立一种以殖民统治为依归的叙事模式，又通过改造碑铭的形制和空间配置，将殖民统治的现实予以空间呈现和象征表达。公共空间从而改变了原有的性质，新式碑铭的空间操弄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作用。
因此，日据时期台北的碑铭文化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一极是民间社会沿用长期以来的碑铭传统，始终延续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极则是殖民当局试图改造台湾碑铭的叙事主题，引入新的碑铭形制，努力将其驯化为殖民统治的资源和途径。两极的发展处于平行的轨道上，反映出在殖民统治时代台湾的“社会”与“政治”相互分离的实质，显示了被殖民者与殖民者之间难以弥合的结构性矛盾，昭示了二者尽管共处一岛，却在文化上相互区隔和各行其道的现实。
要深入理解日本在台湾五十年殖民统治的表现形式、本质所在和限度方向，从碑铭入手不失为值得尝试的一个方向。这也意味着，对碑铭这类长期以来被视为史料的文献，还应重视其作为“物”的社会文化面向。碑铭被刻意置于公共空间中，被赋予了特定的价值与目的，在参与特定的历史进程中，与特定的人、事、地发生了文化互动和政治交流，这些似乎已溢出了传统对碑铭“史料”价值的认识。历史学历来重视碑铭的“文字”，而艺术学更强调碑铭的“形制”，两种研究路径实有互相借鉴和取长补短之必要。只有将“碑文”和“碑身”结合起来，将“碑身”和“碑座”结合起来，将“有字”之碑和“无字”之碑结合起来，将“撰碑”“制碑”和“看碑”的完整过程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更加完整地理解碑铭的意义。
作者单位：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