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 | 聚力深化收入分配和需求侧改革的任务

时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方面，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起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加强需求侧管理，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当前，收入分配的最大问题是城乡差距，对此改革的任务应是将劳动力从就业机会少、劳动收入低的农村农业，向就业机会多和收入高的城镇城市、工商服务业转移；给予农民自主土地的发展权，鼓励农村乡镇城郊居民以土地为本，劳动要素与土地要素相组合，创业就业，增加收入；允许农民以住房宅院、承包农地和农村其他建设用地进行交易和投资入股，从而获得财产性收入。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居民消费需求占总需求比率较低，在出口需求占总需求比例降低时，投资需求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房地产和政府公共基础设施三项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根据对投资流量循环到生产流量的观察，GDP产出的构成主要是装备、能源原材料、房屋楼宇、公共建筑和道路港口枢纽等，但居民收入水平的降低造成消费品需求不足，房地产业较长时期的高利润也对制造业形成了挤出效应。从供给与三大需求的流转看，房地产、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供给已经相对饱和，而居民消费品则还有很大的需求，但因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了结构性过剩；同时，消费品和出口品制造，是国内外市场竞争性强的产业，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但因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无法投入生产。

因此，需求侧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目标是到2035年，将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23年的30%逐步提高到55%，政府本身消费支出从20%左右逐步降低到10%。改革“分配—支出—生产”循环的目标是，未来10年，将制造业生产增加值平均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27%再提高到32%左右。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有以下主要任务：

在消费方面。改革人口迁移制度，将低消费水平的农村人口逐步向高消费水平的城市和省区转移；取消限制各种居民消费支出的限购、限行和限停规定；对供水电气暖、教育和医疗药品等行业价格及收费的垄断，进行社会听证、舆论监督和反垄断等约束，避免高价格和乱收费挤出居民消费；改革财政体制，提高民生支出；提供廉租房和低价房，促进城镇常住流动人口市民化。

在投资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是生产的上游产品、准公共服务类产品和公共建筑类产品，对这些产品的投资规模需要收缩，而非国有制造企业主要提供竞争性的国内消费品、出口消费和装备制成品，因此要鼓励民营经济投资，扩大投资规模。为此，需要加大对民营、外资等企业产权的保护，清理各种法律法规评批报备，优化营商环境，直接间接融资向非国企倾斜，土地要素平等供给，降低制造业土地能源运输成本，进一步降税清费，为重振制造业创造放松、放开、放活和开放的发展条件。

在房地产方面。要深化城乡土地房屋的资产化改革。一是在现有城镇住宅和其他楼宇资产可能总缩水的情况下，通过这一改革注入新的资产，以加重货币币值之锚和补充债务的资产信用，使金融体系不发生严重的断裂危机。二是通过无价值的城乡房屋土地资产化，使基层政府财政断崖式收缩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逐步为可持续和稳定的房地产税所取代，使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达到60%的国际标准，保证基层政权处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需要。只有继续推进资产化改革，才能使GDP稳定增长有一个金融、政治和社会安全的环境。

在改革发展、开放等方面。需要协同制定和实施一些重大的战略：将注重投资、建设和生产发展模式转向注重消费、民生和生活的发展模式；实施居民收入倍增和富裕社会建设措施；促进内源式和回归平面式发展；扩大居民消费并振兴制造业；“三农”现代化以效率为导向；在实行工程调水的同时开发可利用土地；确保国家利益为重的外向经济循环。经济的需求侧改革也可实现5.5%的增长速度。从增长在生产—收入—需求的循环看，供给侧与需求侧要相平衡，因此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需要进行与之相匹配的需求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