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重阳节在即，10月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召开“老有所养，安享晚年”涉赡养老人类民事案件审理情况及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通过典型案例解答如何保障老人的赡养权益。三中院梳理案例发现，2020年以来，该院审理的涉赡养老人类民事案件中，合同纠纷占比最高，超过三分之一。老人整体法律意识增强，维权案件类型丰富，还涉及精神赡养、意定监护等新类型。例如，有老人起诉子女索要赡养费，但其自己有退休金，实际请求的是精神赡养，希望子女多来看望；有老人在意识清醒时指定一名子女为监护人，意识不清后其他子女代为起诉，法院驳回起诉，保障老人的意定监护权益。
北京三中院：涉赡养老人类民事案中合同纠纷占比超三分之一 老人整体法律意识增强
发布会上，北京三中院副院长薛强介绍，“涉赡养老人类”民事案件是指与赡养、扶助、保护老人有关的民事诉讼，主要集中在赡养纠纷、继承纠纷、分家析产纠纷、监护权纠纷、合同纠纷（主要为赠与合同、房屋买卖合同）等。自2020年以来，该院共审理涉赡养老人类民事案件1428件。其中，合同纠纷高达774件，占比最大达34.48%，其余分别是继承纠纷328件、赡养纠纷166件、分家析产纠纷154件、监护权纠纷6件，其中监护权纠纷案件比例最小，占比为0.19%。
通过案件梳理，三中院发现该院审理的涉赡养老人类民事案件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首先，老人整体法律意识增强，维权案件类型丰富。老人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的意识不断增强，权利诉求更加广泛，维权案件类型丰富。
其次，此类案件因涉及老年人权益，与家庭纠纷密切相关，往往也与分家、继承关系相互影响，常与经济、情感、责任分配等因素相关。例如，兄弟姐妹众多，或是子女经济情况差异，相互推诿赡养责任；老人对个别子女的偏爱、或在物质方面倾斜引发其他子女之间的不满；婆媳不和导致的父母子女纠纷；不同代际之间在价值观、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导致对赡养问题看法不一等。故虽当事人有调解意愿，但因家庭矛盾时间长、家庭内部协调机制失灵等原因，致使调解难度增大。为此，北京三中院建立家事案件审判全程柔性调解、心理疏导贯彻始终的良性工作机制，避免当事人“打赢官司，输掉亲情”，该院涉赡养纠纷案件调撤率达到了11.07%。
第三，此类纠纷常与家庭生活事项杂糅，与赡养行为、日常消费、大额借贷、家庭结构变化如子女去世、老人再婚等紧密相连，当事人在家庭生活中的证据意识淡薄，证据保留能力较差，老年人基于对子女或亲戚的信任通常进行口头约定，并不签订书面协议，一旦发生纠纷，双方往往各执一词，增加了当事人风险和司法认定难度。
案例一：老人名为诉赡养费 实为请求精神赡养
通报会发布了一些新类型的赡养老人相关案件，如“老养老”“低保养低保”、精神赡养、意定监护、居住权等引发的纠纷。
三中院公布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郭某与刘某是夫妻关系，二人育有子女四人，刘某去世后。90岁的郭某由小女儿照顾。同时，郭某起诉要求另外三子支付赡养费，其中郭某每月有退休金五千余元，大儿子居住在外地，二儿子肢体残疾。一审法院认为郭某尚不存在生活困难的情形，故对于郭某的请求未予支持。
二审审理中，三个儿子前往郭某住处探望老人，老人表达希望子女多来陪伴的想法，即老人实际请求的是精神赡养，因此二审法院向郭某的儿子发出了《督促履行义务告知书》，要求其常回家看看，多与老人沟通交流，让老人安享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八条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子女对于老人的赡养不应仅仅“给钱了事”，更多应关注老人的内心需求，对于精神赡养内容，法院难以强制执行，通过向子女发送《督促履行义务告知书》并对子女做思想工作，有利于转变子女观念，理解老人的处境与难处，尽心关爱老人。
基于老人对精神赡养的需求，北京三中院建立了“督促履行告知义务”工作机制，以向子女发送督促履行告知书的形式，督促子女自觉履行精神赡养义务。同时建立回访制度，定期向老人了解子女履行精神赡养的情况。
北京三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周荆提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子女承担父母的经济赡养压力日渐降低，但对父母进行精神层面的关爱却未达预期，倡议子女应尊重父母对于赡养方式的选择意愿，满足父母被关心、被照顾的需要，实现老年人内心的“老有所依”。
案例二：老人意识清醒时选一子女作为监护人 意识不清后法院判决保护意定监护权益
在老人选择监护人上，周荆提示，希望各方充分认识并重视意定监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该条为意定监护主要内容，是在监护领域对自愿原则的贯彻落实，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自己将来的监护事务，按照自己的意愿事先所作的安排。
在三中院公布的另一起典型案例中，黄某年逾九十，育有二子，其与村委会沟通，表示愿意由大儿子作为其唯一监护人，村委会为此出具证明，内容为黄某一直由大儿子照顾，生活不能自理，但精神清醒，能进行有效沟通，提出要求由大儿子作为其监护人。两年后老人被送到敬老院照顾，小儿子自行将老人从敬老院接走并作为老人的代理人提起诉讼，要求大儿子返还老人存款。生效判决认为审理中经与老人沟通，老人已经无法正常应答交流，难以认定提起诉讼及委托诉讼代理人是老人的真实意思，且结合老人此前将大儿子作为其监护人的意思表示，驳回了小儿子的诉讼请求。
上述案例中，法院的判决保障了老人的意定监护权益。周荆表示，因意定监护目前在国内属于新的监护制度，很多老人并不了解。因此，相关职能部门可以加大关于意定监护的宣传力度，老年人也可以主动了解相关法律知识，必要时请求有关政府部门帮助，在自己意识清楚之时选择自己意愿的个人或单位担任其监护人。
实习生 袁文静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戴幼卿
编辑/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