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如何整治全民赌博之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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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画像

雍正四年(1726)的12月30日,也就是当年的除夕,当所有人都投入到过年团聚时,雍正却在紧急地处理着政务,就在当天,针对帝国刮起的赌博之风下发《禁止赌博谕》的通知。

在谕旨中,雍正痛斥赌博败坏人的品行,并说:“如果下等之人赌博,一定会举重,作奸犯科多由此而起,如果读书人赌博,一定会不务正业。读书当官的人这样,哪里还能有高尚品德?朕多次申明禁止赌博,可是,直到现在还不见效果,实在可恨!如果不禁止生产赌具,就不能除赌博之根。现在,朕命令京城及各省地方将纸牌骰子全部封存销毁,不得再卖。违者重治其罪。”《雍正谕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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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谕旨

此外,雍正还发现不少汉族军官为了躲避举报,竟然能很熟练地在马背上赌博,对外只说解闷消遣。雍正痛批说:“你们身为军官,要做的事一定很多,时间一定不够用,哪还有时间干这些无聊的事情?朕还听说有的上司和下属斗牌为乐,这成何体统?太玷污当官的名声了。此后发现官员斗牌的,雍正就来了一个”倒查”,凡是发现赌博首先处理他们的上司,可谓大清版的反赌博的“首问责任制”。

最后雍正规定出了极其了解赌博人心态的处置办法,“如果还有赌窝或者引诱入局赌博的,输家可自首并检举同伙。所输之钱可追回归还,并免其无罪。”对八旗子弟和官员赌博防治办法非常有效,成了大清最严管制赌博条例。

雍正在位十三年,政务极其庞杂繁忙,除了要处理大量的日常政务、地方事务外,又抽出许多精力管理帝国的风气陋俗,可知在认识和防范赌博上的重要性和长远性。对于严禁赌博的谕旨被臣下赞颂为“万世不易之美政”。此前登基不久,他就严禁斗鸡、斗鹌鹑、斗蟋蟀,认为这些都是让人消磨意志,陷入无聊之中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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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鸡笼子

对于官员作风问题,雍正抓得非常严厉,下令礼部、兵部、刑部会同八旗大臣,详定旗人犯赌博其该管大臣官员如何议处,用系统的法律规定来追究各级官员失察赌博的责任,此后雍正进一步加大对赌博和相关产业链的打击力度,以零容忍态度澄清社会风气。

同年。雍正系统对禁赌条例进行修订和增删,并将触犯这一条例者以死刑论罪“旗人制造派骰售卖者”、“开场放头者”,对这些人“照光棍为从例,拟绞监候”。对与档案参与赌博的官员最高刑可加至处死;“无论满汉文武官员,有以马吊为戏者,俱革职,照《例》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不准折赎,永不叙用。”同时规定“上司有与属员赌博为戏者,亦俱革职,照”例》杖一百,枷号三个月,不准折赎,永不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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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赌具

对官场惩治赌博,雍正是坚持长期性的,到了1729年,雍正特定“本地官员劝惩之法“,对地方大吏能否履行禁赌指责作出详细规定,并“永著为例”,次年颁布施行。

雍正为何如此重视官场赌博?并上升到零容忍的高度上来呢?其实在最初雍正自己也觉得“赌牌掷骰虽为贪钱,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渐成者,原系适趣之戏具。”但是当这种赌博成为风气后,对于整个官场和社会风气都是一种巨大的杀伤。雍正对赌博的危害认识的十分深刻,给当时的家庭、人们的品行和士风、官风,以及社会治安等各个方面造成的危害看得十分透彻,在雍正的严厉打击下,当时的赌博风气为之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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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画像

乾隆之后,为什么赌博之风再度刮起?这个与乾隆吏治松懈和经济较为繁荣有着密切关系,加之赌博的隐蔽性和多样性都导致了二次赌博回流。赌博,在唐、宋以前称为“博戏”,或“博塞”,到了金、元以后,乃至明、清,才称之为“赌博”。清代的赌博方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赌博方式种类繁多,有传统的赌博方式如投壶、叶子戏、象棋、马吊、纸牌、骨牌、骰子、摇摊、斗鹌鹑、花会等,也有不少新创的方式如“叉麻雀”,已经具备了类似今天麻将牌的基本格局。

到了乾隆时期,从西方传入彩票、赛马、赛狗、扑克和打子弹等赌博方式,无疑将赌博的花样甚至趣味性、刺激性大大增加。此后参赌人群更为广泛,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高官显贵到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从士大夫到村夫妇幼,有的人往往因赌博卖儿卖女,甚至房子、老婆也输给了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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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赌博

虽然乾隆时期雍正遗留下来的赌博禁令还有效力,但是却形同虚设。当初的连坐治罪的形式加强对赌具的查禁,实际在操作中却非常困难。因为大部分官员害怕被牵连,于是,各地官员查获赌具后并不上报。禁赌法律的制定与社会实际生活的脱节,导致法令难以执行,这是清代禁赌技术上的失败首要原因。其次到了牵连时期的吏治不断败坏,俨然形成积重难返之势,这种背景下的禁赌,在执行过程中势必大打折扣,甚至猫鼠一家。乾隆时期的一个地方官员在一个卖烧饼的家里,看到十余人正在聚众赌博,就问那些人说:“你们这样大张旗鼓的赌博,就不害怕被官府捉去处罚吗?”

那人回答:“送他几百文钱,就可完事。”

又问:“地方乡约出首,你们怎么办?”

那人回答:“同在一块地方居住,他们怎么好意思抓我们?”此后,禁赌已经形同虚设,查禁赌博的官员与胥吏,以得到“保护费”为目的,成了另外一种收入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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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赌博

到了晚清,赌风愈加泛滥,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高级官僚甚至主张打开赌博禁令,开征赌捐,至此整个清朝风气陷入沉沦,包括更为严重的鸦片将这种社会病再次推入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