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新译本），
[美]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王皖强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出版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人崇古、重古，对历史尤为看重。可当我们将视野放到整个世界，就会发现中国历史很难同步嵌套进世界历史中去。纵使我读过不少世界史著作，但至今也无法明确地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历史框架。直到读完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才算明白了其中缘由。
2000年1月6日，《光明日报》刊发了名为《百年回首——影响世界的十本书》的文章。文中将1900至1999年，按每十年一个代表，列举了十本书，有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基础》、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海明威的《太阳照样升起》，也包括了诞生于1970年代的《全球通史》。它是十本书中唯一一本人类历史书籍。其精彩之处在于，斯塔夫里阿诺斯能够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深入分析，对历史的发展提出独具创新性的看法。毕竟“历史是一个不断解释的过程”，对史实的分析阐述，才是最见历史学家功力的地方。斯塔夫里阿诺斯持有这样一种观点——整个世界是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他特别关注那些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并深入分析了这些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并不是一个西方中心论者。他在叙述西方文明发展历程的同时，也对受儒家文化、阿拉伯文明等影响的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剖析，充分认可了各个民族对世界文明进程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虽然这是一本叙述3000年文明的全球史，但斯塔夫里阿诺斯尤其关注20世纪，特别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70年代的这段历史。他认为人类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其根源就在于技术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而社会革命却相对滞后。正是这两种革命在时间上存在的差距，让整个世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由于具备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全球通史》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被人们誉为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言”。
世界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但在世界史的研究中，这门独立的学科却一直都没能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研究模式。所以在1970年，当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上卷）出版时，就格外引人关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阅读《全球通史》上卷原稿之后说：“尽管此书结束于1500年，但给我以强烈的现实感：它是一种思想武器，可以用来医治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由于陶醉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深深的精神危机；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可见这本书的精髓——斯塔夫里阿诺斯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人们注意当下问题，也就是汤因比所说的“现实感”。
《全球通史》下卷，在次年（1971年）出版，这部通史被普遍认为是第一部由历史学家采用全球观点，把全球的文明都包含在内而编写出来的世界历史。斯塔夫里阿诺斯选择以1500年作为分界，将“全球通史”分为上下两卷。他认为，在1500年以前，各种文明基本上是各自平行发展的；而在此之后，随着“发现新大陆”，各个地区的文明才真正开启了相互交流的进程。这个断代的划分，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很难将中国历史的框架体系嵌套进世界历史中，这是因为两者的划定，都是以各自文明为中心进行的，并没有打通全球史的概念。
长久以来，对历史的阐释，是以西欧为中心的“古代—中古—近代”和“地中海时代—欧洲时代—大西洋时代”的“三分法”历史阐释体系。然而，这种历史阐释体系忽视了其他地区和文明的历史贡献和发展。“上古—中古—近代—现代”是中国历史学家对世界历史最为常见的阶段划分，实际上是西方学术界“三分法”的变种。这种划分方式最尴尬的是对“中世纪”的处理。因为“中世纪”只是欧洲乃至西欧独有的历史经历，“三分法”无视了这样一种事实，而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镶嵌到一个统一的框架之中，这也必然会导致西方主体之外，其他地区文明很难进行世界史的时间对位。
“三分法”对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分法将中国历史阶段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的错位。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要比世界历史上的“近代”晚几百年。中国人不得不按照中国与世界两个不同的时间表来理解中国的过去与世界的过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历史很难同步嵌套进世界历史当中去。这个问题被很多有远见的历史学家所注意，徐中约《中国的奋斗》是从1500—1600年左右切入，认为这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这种划分方式，跟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是一致的。
这些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多样的过程，不同地区和文明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贡献和发展路径。我们应该尊重和关注其他地区和文明的历史，以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视角来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全球史观呼之欲出，《全球通史》成为全球史观下的代表作。它摒弃了西方传统的世界历史阐释方法，将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划分成两个基本的阶段，即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西方的兴起并占优势的世界。这种划分有利于消除中国读者头脑中，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时间位差”，也更容易把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真正融入到对整个世界历史的理解中去。
不仅如此，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对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时，也有独到的观点。他指出中国在种族和文化上具有统一性，这是因为中国文明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未曾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所以，欧亚其他文明中存在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此外，他还认为虽然中国有漫长的历史，但只有三次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第一次是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对中国的统一；第二次是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而第三次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一本史书，如果仅仅停留在“过去的故事”，其意义终究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球通史》让读者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与当今世界的现状紧密联系起来，并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生活的现实世界与过去的历史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第一版的《全球通史》诞生于1971年，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多国世界史教材。自1971年起斯塔夫里阿诺斯一直没停下对这部巨著的修订工作，直到1998年的第七版，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版。新版内容延展到了1990年代末，加入了冷战终结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全球性影响的内容，最后以苏丹的饥荒和印巴核试爆结尾，凸显了他的观点“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
当然第七版也是最后一版，2004年，斯塔夫里阿诺斯去世，享年91岁。至于为什么要不断修订《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回答是：“新的世界，需要新的史学。”距离斯塔夫里阿诺斯去世已经整整20年，这20年间世界格局不断演变，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如果能修改第八版，他又会说些什么呢？这些问题，只能留给读者自己去增补了。
图源：视觉中国
作者：苏益
文：苏益 编辑：金久超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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