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文渊阁，是清代为储藏《四库全书》而专门修建的一座皇家藏书楼。作为清宫最大的藏书楼，文渊阁与文华殿还兼具朝政经筵功能。文渊阁东侧盔顶碑亭内竖立石碑一通，碑阳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文渊阁记》，背面刻文渊阁赐宴御制诗。这是北京中轴线上为纪念文渊阁建成这一盛事而立的一通石碑，形制精美，意义非凡。
形制仿照“天一阁”
我国的藏书文化历史悠久。《尚书·多士》中记载西周初年周公对商朝遗民的训话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大概夏、商时期就已经有了官方的典册文书。周代的太史寮主要负责“祭祀、礼仪、占卜、记事、典守文物档案”等工作。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就是周王室的史官，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关于礼的问题。此后，藏书文化相沿成习，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很多江南富商巨贾建起了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天一阁，就是众多藏书楼最为知名的一个。天一阁为明代兵部侍郎范钦所建，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久的藏书楼，也是世界上三个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之一，距今已有450多年的历史。
1368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在奉天门东侧建造藏书楼，赐名文渊阁，收藏古今典籍。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紫禁城文华殿东南侧建藏书库，用于保存部分从南京文渊阁转送的图书典籍。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皇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藏书化为灰烬。1644年，李自成逃离北京时，烧毁紫禁城大量宫殿，北京的文渊阁亦遭焚毁，阁中大量藏书也未能幸免于难。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决定修撰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次年，开始建造用于专门存放《四库全书》的藏书楼。藏书最怕火灾，乾隆听闻浙江宁波范懋柱家天一阁藏书处，“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失”，遂派时任杭州织造寅著前往天一阁实地考察，详细了解后带回图纸，决定异地仿造。乾隆四十年（1775年），藏书楼在紫禁城文华殿北侧原明代供奉历代名医的圣济殿旧址上建成，乾隆赐名文渊阁。
文渊阁作为天一阁在京城的复制放大版，二者在建筑规制、功能、理念上基本一致。天一阁坐北朝南，外看为两层，上层为一通间，下层为六间，暗合《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意为水星和日月会聚，蕴含以水避火的美好愿望，这也是当初范钦将藏书楼命名为天一阁的由来。为了凸显文渊阁作为皇家藏书楼的地位，将天一阁原来的重檐硬山顶改为重檐歇山顶，内部采取“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在腰檐处增设暗层，民间传说紫禁城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这“半间房”指的就是文渊阁最西侧上下楼梯连接处。
文渊阁坐北面南，面阔6间。两山墙青砖砌筑直至屋顶，简洁素雅。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寓意黑色主水，以水压火，以保藏书楼的安全。阁的前廊设回纹栏杆，檐下倒挂楣子，加之绿色檐柱，清新悦目的苏式彩画，更具园林建筑风格。阁前凿一方池，引金水河水流入，池上架一石桥，石桥和池子四周栏板都雕有水生动物图案，灵秀精美。阁后湖石堆砌成山，势如屏障，其间植以松柏，历时二百余年，苍劲挺拔，郁郁葱葱。阁的东侧建有一座碑亭，盔顶黄琉璃瓦，造型独特。亭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文渊阁记》，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乾隆命在避暑山庄建文津阁，在圆明园建文源阁。乾隆四十一年在盛京建文溯阁，准备存放《四库全书》，加上紫禁城内的文渊阁，合称“北四阁”。后来又在镇江建文宗阁，在扬州建文汇阁，在杭州建文澜阁，合称“南三阁”。南北共七阁，都是仿照天一阁而建。
收藏首部《四库全书》
盛世修典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也是封建帝王为彰显自己“文治武功”和政权合法性的常用手段，历史上宋太宗赵光义修《太平御览》和明成祖朱棣修《永乐大典》皆源于此。康熙、雍正年间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全书共1万卷，约1.6亿字。乾隆是一个文化素养颇高、熟谙中国历史且好大喜功的帝王，于是他决定编纂旷古大丛书《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乾隆下旨搜集古今群书，其中重点是江浙淮扬几处大的藏书家。又于次年颁旨，称“闻东南从前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曝书亭’、杭州赵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皆其著名者，余亦指不胜屈”。两天之后，乾隆又颁布了内容相似的谕旨，这次寻书的重点放在了商人之家。除向民间征书之外，乾隆还谕令要充分利用官方藏书。在他的推动下，征书很快取得进展，共搜集16.8万余册书籍，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奠定了丰富的基础。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经大学士刘统勋荐举，朝廷任命纪昀、陆锡熊为总办，以姚鼐、程晋芳、任大椿、汪如藻、翁方纲为纂修，以余集、邵晋涵、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在分校上行走”。乾隆还任命皇六子永瑢、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以及大学士刘统勋、舒赫德、阿桂、于敏中等为总纂官。
由于具体的编纂者都是当时享誉文坛的饱学之士，确保了编纂图书的质量，而皇子和宰辅们的参与，为编纂工作顺利推进在政治上和行政上起到了保证作用。此外，乾隆还经常性地参与到图书的编纂工作中，比如这部丛书的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就是乾隆亲自裁定的；他还亲自确定了图书的征集范围、原则和方法，并亲自遴选纂修人员；关注编纂进度，过问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还亲自审阅了纂修人员陆续呈送的部分稿件。比如为“免鲁鱼亥豕之讹”，专门议定考成章程，对誊录、校对人员的功过赏罚作出明确规定，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冬就被记过三次，总校官王燕绪、朱铃、何思钧、仓圣脉四人被记过最多，最少的仓圣脉被记过1686次，而何思钧更多达3728次。由此也说明，乾隆对《四库全书》的质量督查之严、标准要求之高。
文渊阁自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后，皇帝每年在此举行经筵活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告成之时，乾隆在文渊阁设宴赏赐编纂《四库全书》的各级官员和参加人员，盛况空前。
首部《四库全书》连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入藏文渊阁，按经、史、子、集四部分架放置。以经部儒家经典为首共22架和《四库全书总目考证》、《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放置一层，并在中间设皇帝宝座，为讲经筵之处。二层为暗层，光线极弱，只能藏书，不利阅览。三层除西尽间为楼梯间外，其它五间通连，每间依前后柱位列书架间隔，宽敞明亮。子部书22架、集部书28架存放在此，明间设御榻，备皇帝随时登阁览阅。乾隆皇帝为有如此豪华的藏书规模感到骄傲，曾作诗曰：“丙申高阁秩干歌，今喜书成邺架罗。宋辑明修彼有为，重熙累洽此无他。较其三万犹富矣，即此十年讵久么。鼓瑟吹笙筐将是，庆兹日丽与风和。”清宫规定，大臣官员之中如有嗜好古书，勤于学习者，经允许可以到阁中阅览书籍，但不得损坏书籍，更不许携带书籍出阁。
此后，《四库全书》又续抄几部，分别收藏于文津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中。由此，四库七阁终于成型。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所有学术领域，对保存和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编纂过程中，对不利于清朝的书籍，采取销毁、删削、挖改等文化专制手段，使中国古代文化又遭受了一次浩劫。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作者: 闫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