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炳然（左）、韶也（中）陪伴下，袁隆平院士在写给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信件上签名。 受访者供图
袁隆平（左二）。资料图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科研试验基地。
今年9月底，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韶也正为筛选新的低镉材料忙得不可开交。5年前，韶也与导师赵炳然带着一封重要信件，来到袁隆平家中，袁隆平在这封信件上签下名字，为低镉水稻的培育争取到更多时间与机会。之后，两项低镉水稻品种成功完成成果转化。
如今，人们不断追求更高的生活品质，绿色的低镉水稻便是其中代表。但回望75年前，当时的中国人民没有那么多选择，他们仍在与饥饿作斗争。“吃饭是第一件大事。”袁隆平曾多次说起“禾下乘凉梦”：我梦见我种的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我的朋友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禾下乘凉梦”寄托了袁隆平让所有人远离饥饿的宏大愿望。1973年，袁隆平成功研发并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助力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耕地，解决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
“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袁隆平始终为此孜孜以求。从1949年我国粮食平均亩产仅68.6公斤，到2023年超级稻实现亩产1251.5公斤创世界纪录，从杂交水稻的出现与应用，再到低镉水稻的研发与推广，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离不开三代杂交水稻人的传承与创新。今年国庆假期前后，南都、N视频记者多方采访，记录他们那段挥洒汗水和智慧的峥嵘岁月。
新中国成立之初 学生袁隆平第一次住进农民家
9月底，在位于长沙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南都记者透过玻璃门见到了实验室里的韶也。
2022年，韶也入选湖湘青年英才，其所在团队研究的低镉水稻品种“莲两优1号”和“韶香100”均已完成成果转化，其中“莲两优1号”入选2022年“湖南科技十大新闻”，写入2023年湖南省政府工作报告，计划在全省推广120万亩。
看着韶也实验繁忙，南都记者并未上前打扰。在国庆假期期间，他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称：“当时我在筛选新的低镉材料，工作量很大，每年筛选近20万份，需要在海南、长沙交替进行。”
谈及如何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中坚持下来，韶也向南都记者表示，自己一直被导师的老师——袁隆平的精神所激励着。
在杂交水稻研究领域，袁隆平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的名字。
在多数人已经不愁“吃不饱”的今天，回望75年前，也许更能体会袁隆平等老一辈农业科学家为中国粮食事业作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般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农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吃饱饭”曾是一件难事。
1949年，我国粮食平均亩产仅68.6公斤，全国仅有13台联合收割机。由于农业生产力低下，中国人有过很长一段凭票吃饭的日子，方寸大小的一片薄纸，直接关系吃饭的权利。
正是在新中国成立那年，19岁的袁隆平为报考农学专业，与父母起了争执。
1930年，袁隆平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南京的东南大学，在江西德安县当过小学校长和督学，后来在平汉铁路局工作。母亲早年在江苏镇江的教会学校读高中，毕业后在安徽芜湖教书。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袁隆平曾随父母居住于北京、天津、赣州、武汉、重庆和南京等地，成长环境基本上都在大城市。父亲不理解他为何要学农，建议填报理工或者医学专业。母亲则劝他，学农将来要当农民，很辛苦。
彼时，袁隆平对学农的想象还来自小学参观的一个园艺场：各式各样的花像毛毯一样铺在地上，正如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呈现的那样，镜头里窗边外满是随手可摘的水果，想喝牛奶，奶牛走过来顺手接一杯……袁隆平曾称，“两者的印象叠加起来，心中就特别向往那种田园之美、农艺之乐”。
直到1952年，作为农学院学生的他第一次深入农村住在农民家里，才知道原来真正的农村又苦又累又脏又穷。袁隆平因此更加坚定学农的信念：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上世纪70、80年代 袁隆平在国内率先开展水稻雄性不育研究
1960年7月，袁隆平在湖南安江农校当教员时，发现了“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水稻”稻株，并通过人工去雄杂交的试验，证实水稻确实存在杂种优势，可以提高产量。
但在那时，“水稻不具有杂种优势”学说正垄断着科学界，即使国外有科学家提出水稻有可能有异花授粉的能力，也未有人实践成功过。
1964年，袁隆平决定勇闯“水稻等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的禁区，在国内率先开展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并于1966年首次发表《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奠定了杂交水稻技术的理论基础，实现了水稻育种的历史性突破。
苦心研究6年，1972年，袁隆平成功选育出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不育系二九南1号A”，并组织全国杂交稻研究协作组共同攻关，攻克了“三系法”配套难关。一年后，杂交水稻在中国率先成功研发并大面积推广，助力中国用不足全球9%的耕地，解决世界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吃饭问题。
1974年，袁隆平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开辟了粮食大幅度增产的新途径，这一成果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列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粮食短缺问题的首选技术。
数据显示，1976年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跃升到13.8万公顷，较1975年扩大了369倍，使杂交水稻推广进入到1976-1979年的快速增长期。
在杂交水稻被逐渐端上饭桌的同时，中国迈进改革开放时期，粮食事业也迎来新发展。
资料记载，1978年，我国农村实行改革和提高粮食价格，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当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30000万吨，达到30477万吨，增长了7.8%。次年，由于国家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统购价提高20%，超购部分加价50%，粮食产量又增长8.9%。
1979年，袁隆平赴菲律宾出席国际水稻所召开的学术会议，宣读了《中国杂交水稻育种》论文，获得与会者肯定，众人一致认为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袁隆平那一年49岁，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荣誉加身、万众瞩目，他却步履未停。1984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长沙成立，成为国内外第一家专门从事杂交水稻研发的科研机构，袁隆平担任中心主任。
两年后，袁隆平在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
但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1989年，“两系法”水稻制种遇挫，水稻出现“打摆子”的情况。否定、质疑的声音蜂拥而至。
“那个时候有教授出来公开发表论文反对‘两系法’，认为‘两系法’种子生产时若遇到生长环境温度的突然变化，其中的不育系水稻‘育性’容易受环境温度影响发生转变，可能给生产带来重大损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马国辉，曾是袁隆平主管科研的助手。他向南都记者回忆道，“也就是说，如果低温来了，不育系会出现自己可育的情况”。
面对挫折和非议，袁隆平及其团队没有害怕和退缩，继续深入田间地头工作。袁隆平随后发现，在进行“两系法”制种时，水稻有可能有光敏感和温敏感或光温敏，并通过调整实验条件完成“两系法”水稻实验。
新世纪初 师徒“南征北战”攻关杂交稻高产目标
时间即将进入千禧年，稻田里传来好消息。1995年8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9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
据统计，1995年和1996年，我国粮食生产快速发展。1996年总产达50453万吨，增长8.13%，首次跨上50000万吨的大台阶。
同年，原农业部制定和立项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袁隆平设计了超高产株型模式和培育超级杂交稻的技术路线。
“我们能走多远、达到亩产多少，其实并不知道。”2002年，31岁的吴朝晖进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加入超级杂交稻的研究队伍。
吴朝晖告诉南都记者，在他工作仅仅一个多月后，袁老师给了他第一个机会。“10月份，需要安排专家们去海南三亚的基地做南繁实验。袁老师就说，小吴小伙子刚来，去海南试一试，自己去种一亩田，看看到底有什么水平”。
南繁，是指将水稻、玉米、棉花等夏季作物的育种材料，在当地秋季收获后，冬季再拿到南方亚热带、热带地区繁殖和选育的方法。这样一年可多繁育一至两代，一年干两年甚至是三年的活，加速育种进程，缩短育种年限。
在三亚南繁基地设置高产攻关示范田，这对刚入行的吴朝晖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讲实话，我心里直打鼓，因为我需要完全负责给一亩以上的水稻施肥、打药等工作，还要完成产量攻关指标”。
通过结合理论与实践，吴朝晖的水稻种成了。“袁老师和师母邓老师来海南看了我种的水稻之后对我说，选人没选错，小吴不错”。此后，吴朝晖便跟着袁隆平“南征北战”，在全国多个基地进行杂交稻高产攻关。
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2004年至2008年，吴朝晖选择继续深造，成为袁老师在中南大学的植物学博士研究生。
2006年，袁隆平提出“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同时还提出良种、良法、良田、良态的“四良”配套主张，推动超级杂交稻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引进、消化到原始创新，从改良型强化栽培到‘双超’栽培、‘三强’栽培、‘四良配套’栽培，高产栽培技术在袁老师的指导下与时俱进，不断刷新高产攻关纪录”。吴朝晖向南都记者发来一张图片，上面记录着袁隆平向研究中心的员工们提出的三大任务要求，其中第一条便是“向超高产冲刺”，目标是：一季稻18吨/公顷（1200公斤/亩）；双季早稻10.5吨/公顷（700公斤/亩）；双季晚稻12吨/公顷（800公斤/亩）。
截至目前，杂交水稻已经实现五轮产量跃升。
2000年、2004年、2011年和2014年实现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和1000公斤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和第四期育种攻关目标，该项研究两度被两院院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进展”。2017年超级杂交稻高产攻关亩产超1100公斤。
新时代接力 新生代试验万粒种子创制优质低镉水稻
“我们依旧会朝着袁老师提出的高产目标前行，保证国家粮食绝对安全。但我们同时也会注重提升水稻品质，实现绿色安全。”谈及新一代“杂交水稻人”的责任，韶也向南都记者说道。
绿色安全，这个看似普通寻常的要求，却是不小的科研难关。水稻是天生喜镉的植物。一直以来，不少研究人员参与到破解这一“天性”的工作中来，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曾有业内知名的水稻专家说过，“低镉水稻的研究，极有可能是个伪命题”。
真伪与否，实践便知。就像袁隆平经常说的一句话：电脑里长不出水稻。
2017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赵炳然带领团队开始尝试通过物理、化学手段定向筛选优质常规稻、杂交水稻父本和母本的OsNRAMP5基因突变体，以实现低镉高产。韶也便是团队成员之一。
据赵炳然介绍，诱发基因突变的手段很多，但基因往哪个方向变，变了之后怎么找寻到，变异会表现出什么性状，却难以捉摸，只能不断地试，失败了再试。
团队采用化学试剂、伽马射线、电子加速器等各种方式，“我们还把种子送上了太空”，尝试了多种筛选办法，但近30万株亲本材料，一株成功的都没有，韶也表示，当时“有点灰心”。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与反复实验验证，2019年，赵炳然团队终于发现重离子辐照诱变这一手段的可能性，创立理化诱变突变体定向选育方法，并得到具有低镉特性的母本“莲1S”。
但问题仍然存在——位于甘肃兰州的重离子加速器，是宝贵的国家大科学装置，其束流时间是极其稀缺的资源，能分给赵炳然团队的时间非常稀少。
“我当时就想着要找袁老师。”赵炳然向南都记者回忆道，2019年12月1日，他和韶也带着一封向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申请束流时间的信件，来到老师袁隆平家中。彼时，袁隆平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非常，并询问研究进展与突破。随后，袁隆平在信件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在获得充足的重离子辐照种子后，团队成员们又借助改良“液体活检”这一肿瘤诊断技术，应用到水稻M1代突变材料的筛选工作中。
确定筛选方法后，近10万粒种子播撒到试验田间，成功长出7万多株水稻。8月的长沙酷热难耐，韶也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6点，除了吃饭都在试验田里。白天取了叶子做好标记，晚上分装、编号……为了在水稻生育周期完成筛选工作，韶也放弃了周末与假期。
最终，在赵炳然的带领下，韶也利用该技术创制首个高档优质低镉水稻“韶香100”；完成了隆平高科“臻两优8612”的低镉化改良，即“莲两优1号”。这也是世界首次在M1代进行目标突变筛选并获得成功。
2023年，低镉型“臻两优8612”在湖南省推广107万亩，全部实现安全生产、丰产增收，今年，“臻两优8612”在湖南省有更大面积的推广。
在杂交水稻事业中，老一辈开创先河，接棒者增产提效，新生代助力绿色、安全发展。数十年来，杂交水稻的研究技术在进步，研究人员在换代，研究范围在扩大，但有些东西依旧没变。
采访途中，赵炳然指着衬衫胸口处的logo对南都记者说：“‘韶香100’的‘韶’就是韶也的‘韶’。”他多次提到，希望将机会留给有真才实干的年轻人。被问到这样的想法是否师承于袁隆平，赵炳然点了点头。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主笔：南都记者 马辉 张倩寒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周敏萱 发自湖南长沙
摄影：南都记者 周敏萱(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