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章然 俞刘东 海报设计 骆颖馨
青山还绿，遗址重生。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举行的第4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代表了中国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给出了高度评价。
作为2007年良渚古城遗址的发现者，刘斌曾长期主持良渚的考古发掘工作，并全面参与良渚古城申遗工作。
他形容那段考古岁月，是孜孜不倦的追寻，“很多东西都是偶然发现，它可能看上去只是一个线索、一个苗头，但如果不去追、不去坚持，那就没有了。”
距今5300年~4300年的良渚古城申遗成功，让浙江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也成为浙江的一个代表性文化符号。
刘斌工作照 受访者提供
“国家对考古越来越重视，很多高校也在办考古专业。”如今，刘斌已经是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浙大艺术与考古博馆馆馆长。
浙江大学于2023年开办考古专业，今年已有第二届考古专业本科生入学。
良渚文明相关丛书已出版了英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版本，少儿类科普已有英文和日文版本，良渚文化传播正走向世界。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成立：
他，一步步挖掘出良渚古城
1936年，考古学家施昕更先生在家乡杭州余杭良渚镇一带进行调查，发现了以黑陶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十余处，这成为良渚文化和浙江史前考古的发端。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家夏鼐，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此处古老文化为良渚文化，中心地区在太湖流域，是浙江余杭区的良渚、瓶窑等地许多遗址的总称，这里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
1979年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成立，对良渚遗址进行了更大范围的考古工作。
刘斌工作照 受访者提供
“事实上，关于浙江关于良渚长期、规模化的考古工作，是从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成立后才开始。”1985年，刘斌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史前考古室，“当时浙江考古界心里蛮焦急的，虽然浙江是良渚文化的命名地，但在江浙沪地界内，浙江一直没有发现关于良渚的大墓，不能证明浙江是良渚文化的核心。”
1986年，转机来了。
刘斌参加了由王明达先生主持的反山墓地的发掘，当12号墓器物露头时，王明达先生安排他来清理这座墓葬。
墓地分列南北两排，排列整齐，玉器的保存完好，特别是反山12号墓发现了玉琮王和玉钺王，这是两个最大、雕刻完整神徽的玉器，这对于了解良渚文明中神的信仰、相关玉器的研究起到了划时代的推动作用。
“反山是浙江考古第一次挖到出土玉器的良渚文化大墓，反山墓地11座墓葬是良渚文化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现。”
后续，不断有新的墓葬被发现，瑶山遗址位于良渚遗址群东北角，经1987、1996-1998、2017年多次发掘，在遗址顶部揭露一座形态规整的良渚时期祭坛遗址，以及叠压其上的13座良渚文化高等级贵族墓葬。
但在上世纪90年代良渚古城发现前，“浙江考古研究所的口号一直是良渚文明的曙光，因为当时良渚是否是一个国家的标准，尚未有定论。”
很快，1992年，刘斌和同事们就通过对反山边上的莫角山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人工堆筑营建的大型宫殿基址，认为这里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是良渚贵族所居住的台城。1996年，良渚遗址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又一次惊喜的重大突破，在2006年。
“当时，为了把保护区的一些农户迁出，在瓶窑发掘了葡萄畈遗址。我在那里发现了一条良渚时期的古河道，东面即葡萄畈遗址，我通过解剖发现河岸是人工堆砌而成，下方是石头，上方是土，土和石头都是从别的地方运来的，我就想到这有可能是良渚人一个伟大的工程。”
这让已经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兼良渚工作站站长的刘斌非常兴奋，“毕竟发现再多的墓葬，只能证明良渚有社会等级的分化，还不能证明它是否已是国家。如果能找到一个大型的工程，找到一个城，那么可以证明良渚是一个古代的国家。”
刘斌记得很清楚，2006年12月25日当晚，他给老师张忠培先生电话，消息一路报送至国家文物局，“来年的1月，国家文物局一行人来发掘现场，一看完就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在他们的支持下，2007年，刘斌做了一个调查计划。
2007年11月，又有重磅发现——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的四面古城墙被全部找到，且通过城河的垃圾、堆砌的方式确认是同一时期的城墙，最终发现并确认了良渚古城。“古城有300万平米，相当于4个故宫这么大。”
2007年11月29日，良渚古城新闻发布会轰动一时，被称为“石破天惊”。
“这么庞大的一个古城，有贵族墓地、有大型的工程，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发展状态，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对于史前社会的认知。这个消息对整个考古界都是一个震撼，此后，考古界掀起一股主动寻城的热潮，全国陆陆续续又找到了很多的城。”
良渚古城原来是这个模样
稻作农业、发达的水利系统
“很多东西都是偶然发现的，它可能看上去只是一个线索、一个苗头，但如果不去追、不去坚持，那就没有了。”刘斌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受访者供图
2009年，刘斌又发现了第一条良渚水坝，距离良渚古城外围大概有8公里。“当时，水坝大约有200多米长，100多米宽，30米高，坝体把两个山连起。如果你不把水坝挖开，它的外表和自然山体几乎是一模一样。”
他开始思索，这条水坝和良渚文明是何种联系？
2010年春节，杭州下暴雨，刘斌心里却放不下彭公的水坝。“说不定是良渚人的水利工程呀。”
暴雨倾盆，“水坝处，会不会冲出一些遗物呢？”
雨一停，刘斌约上同事王宁远去现场，果不其然，取土的断崖上被大雨冲出一个个草包。
“草裹泥的工艺是良渚文化特有，这极有可能是良渚的水坝。”兴奋的刘斌立即给北京大学的老师打电话，请他们亲自来取样，“取回去的三个样品，测出来的年份都是距今5100~4900年。”
这的确是良渚人的水利工程！
但，良渚人为什么要在距离古城8公里以外修水坝？
2010年，刘斌和同事继续在附近调查，又发现了5条类似的水坝。2013年，刘斌的同事王宁远，又在科罗娜卫星片上发现了鲤鱼山等低坝。
这让刘斌恍然大悟：“低坝与高坝以及塘山长堤等11条水坝，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水利系统，在古城西北形成了一个面积达14平方公里的水库，通过塘山长堤作为导流渠，将水引到良渚古城，筑城的土石木材等资源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到古城。”
这个大型水利工程比传说中的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
受访者提供
至此，良渚古城的模样逐渐清晰：良渚文明是以稻作农业为基础，肉食来源主要是猪，和中国大部分地方相似。
良渚作为一个水乡泽国，沿河而居，水陆交通，宫殿区和居住地都会堆高，属于高台土木建筑模式。良渚文明是血缘家族式社会，良渚的稻田属于规模化的格局，包括农业工具镰刀等石器都很发达。玉器、漆器、骨器、象牙也很发达。其中，玉器、漆器达到一个高峰。
古城的河边住了很多工匠，这是一个统治者和工商业者并存的国家。良渚有很多的刻画符号，在良渚文化的晚期，它的势力影响很大，从玉器分布可以看出，往南传播到广东，往北它可到达陕北。
“甚至我们在距离良渚古城遗址18公里外的德清县雷甸镇杨墩村中初鸣遗址，发现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时期规模最大的制玉作坊遗址群。”刘斌把中初鸣遗址称作为良渚古城附近的玉器“工业园区”。种种迹象，能看出良渚文明是一个发达的、等级森严、统一化规范化的文明。
2019年，良渚古城、瑶山早期墓地大祭坛、外围水利系统，三块区域组合的申遗面积共14平方公里，申遗成功。
良渚古城遗址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回忆申遗现场的细节，刘斌说，“很多国家的专家表示，感谢中国提供的良渚古城案例，不仅仅证明中国距今5000年前已进入国家社会，也证明了东亚、西亚地区和埃及的发展同步，在很大范围内，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同步性。”
数字化保护、儿童科普、AR重现
让良渚文明走得更近、走得更远
在刘斌的工作桌上，摆放着几本良渚儿童科普读物。
“这是我们专门给少年儿童办的良渚科普读物。”刘斌说，他觉得良渚文明的传承和教育宣传很重要，要让孩子们既感兴趣又看得懂，文明才能生生不息。
不仅仅是刘斌，在良渚文化传播和解读上，通过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等诸多数字技术的阐释，良渚遗址管理部门也致力于让更多游客能看懂良渚文化，让良渚文化更深入人心。
莫角山是良渚古城中的宫殿区，在攀登莫角山的途中，游客只需扫描AR二维码，就能在手机屏幕上看到良渚人生产、生活、建造宫殿、举行庆典等一系列场景。
良渚文化传播新路径 受访者提供
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也实现了数字赋能。
运用最新研发的“良渚遗址5000+”数智应用，良渚遗址已形成“数字实时监测+网格双重监管+空间规划管控”的强化保护模式。有的遗址点在遗址公园外，就为它设置电子围栏，做到实时监控。如今，良渚遗址已构建起一整套“人防+物防+科技防+制度防”的立体安防体系。
“良渚遗址5000+”数智应用 受访者提供
记者从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了解到，近年来，良渚文化价值研究阐释得到持续深化，已出版各类科研文集、普及读物600余种。良渚文创已开发出11大类、600余款产品。当地还成立生活美学联盟，推出自主研发及联名产品700余款，销售额破亿元。
同时，浙江也正着力建设国际文化交流合作重要平台。2023年12月，由文化和旅游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良渚论坛”，深刻阐明良渚文化独特价值，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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