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国庆期间，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正门，教学楼上的红旗飘扬。校园里，建筑肃穆，古木参天，它们是岁月的见证者，亦是守护者，正默默守护着代代学子的青春记忆与情怀。
百年大学，筚路蓝缕，追溯继续。
国立山东大学，在1936年到1937年，再一次经历了严峻的考验，直到1946年复校，才得以再续辉煌。那么，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波折与变迁？半岛全媒体记者深入探究山东大学百年校史的记载，并聆听在校师生的讲述，揭开这段曲折历史的神秘面纱。
离开青岛 时局吃紧，难容安静的书桌
十月的青岛，秋高气爽。十月的海大门前，花开正艳。
当浓郁的节日氛围席卷热闹的鱼山路时，那摆放着1924-2024字样的花盆，显得更为绚烂。百年的历程，漫长，更是历尽风霜。自1930年到1936年，从国立青大到国立山大，这所高校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只是，时局似乎给了它更大的挑战。
“我在青岛读书三年，逢寒假暑假必如期回江阴老家享些天伦之乐，寒假且不说，暑假人们想来青岛避暑还怕没办法，我却一放假就回乡就热，都笑我不会享福”，1934年考入国立山大的徐中玉，提到他入山大读书的场景，“我没有学过游泳，只会赤着双脚到浴场沙滩上去泡泡海水，看一会别人的快乐样子，好像自己也过到了瘾。崂山却去过两次，有次环游了三天。丹山也去过。此外便只有湛山、四方和沧口了”。
平静的校园生活，给徐中玉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令人留恋的青岛景色，也成为他日后再回山大教学的重要原因。然而，时局再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通过《山东大学百年史》我们可以了解到，彼时，国立山东大学学生不断爆发反帝爱国运动。作为校长，赵太侔唯恐搅乱教学秩序，招惹事端，两次开除进步学生，引起了学生和多数教职工的极大不满。再加上山东军阀韩复榘为了夺取山东大学，自1936年1月起，借故将省对山大协款每月减为15000元（原为每月30000元），给学校制造经济困难。困境中，1936年3月，赵太侔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辞职，教育部于28日复电慰留无效。赵太侔在离校之前，于3月13日主持了最后一次校务会议，推举张怡荪、陈之霖、张逸樵三人为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临时主持校务。6月27日，教育部训令，赵太侔辞职照准，暂由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代理校务。
1936年7月9日，教育部下令由林济青来校代理校长。教学科研工作虽然照常进行，但学校已出现由盛变衰的迹象。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
“我到青岛那天是很容易记的，刚好是卢沟桥事变那天。从南方各大都市到那儿避暑的刚刚都快来全了，顶迟的几班也都在那几天懒懒地登路了。这又忙着回南，回到：汉口，牯岭，莫干山，上海。因为青岛的确是没有租界的……我到青岛的那天，也是青岛人士向外逃难的第一天……”
端木蕻良的《青岛之夜》记录了那天的场景。
当时，学生们已经放暑假，徐中玉回到了家乡。暑假过后，他坚持回到青岛，“那时北方已极紧张，战火立刻会蔓延出来。家人亲友多劝我等等再说，我认为不要紧，反正有很多同学在一起”。然而，没有料到的是，徐中玉这一去就是八年，直到1946年的夏天，他才得以回家看见亲人，而且还带回了妻子和儿女。
其实，国立山东大学原本定于9月23日开学、10月1日上课，不过，教育部于8月12日下发通知，要求延期开学。
回到学校的学生没有课上。徐中玉立刻参加了有三四十位同学自愿组成的抗日救亡宣传队。后来才知道他们绝大多数是“民先”队员，有些早已是党员。“为了准备下乡宣传，我们清早就一起跑步，唱抗日救亡歌曲，午、晚排练《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等街头剧，不知谁想起我曾跟洪深教授学排过《寄生草》，竟要我当导演，其实我什么也不会。还是吴綪、胡家珍（唐棣华）等几位女同学能干，能演能唱能调动指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只能写点宣传短稿，口头讲讲。我像走进了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新生活，心情非常愉快”。
1937年9月的青岛，市政府限制各报社的号外，却无法阻止泛滥的谣言，恐慌情绪在流动的人群中弥漫。警报此起彼伏，平时霓虹灯闪烁的中山路，大多店铺歇业，仅有几家小食店、布店、杂货店勉强开着门，物价骤涨。眼看校园岌岌可虑，返回国立山东大学的学生一同向山东省政府发出求救信，恳请将学校迁离青岛。
而就是在这年的9月，国立山大土木工程学系教授、主任，同时兼任北宁铁路局总工程师的张倬甫，为了阻止、延缓侵华日军进犯华北，利用专业知识策划组织了破坏铁路行动，颠覆了满载日军一个师团的列车，为抗战做出了重大贡献。被捕后，他宁死不屈，是年的9月20日壮烈牺牲。得到消息后，师生们无不眼泪双流……
11月13日，国立山东大学随校南下的师生们出发了，就在这一天，学者吴宓乘船抵达青岛，到达中国旅行社时，美丽的城市上空盘旋着日本战机。
“惜不日将沦战区矣！”吴宓慨叹。
曲折历程 颠沛流离，无奈最终暂行停办
“我们带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咽着满眼泪水，踏进胶济铁路的车厢，走了，我们喊：青岛，我们再见了！我们一定要再见啊！”
1937年11月13日离开青岛的那个下午，徐中玉和同学们感慨万千。
迁校，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又苦难重重的历程。因战事波及到了山东，学校被迫由青岛迁往安庆，不久又迁至四川万县。图书、仪器、案卷等分三批运出。未能运出的财产，日军占领青岛后，将全部校舍作为海军司令部，除占用家具外，其余图书、仪器、家具等物，全部被焚毁。
1937年毕业的化学系学生汪志馨留校任助教，见证了迁校的艰辛历程，“这年夏天山大撤离青岛时，我一直在校包装仪器及化学药品，准备南迁”。漂泊在海上的日子，师生们心如浮萍，不知航向在哪里。他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校产，“还记得在三峡上驶时，看见我校的几只运货木船，其中一只失去控制，直奔下流，所幸不久在一个弯道停住，没有损失。在万县我们开始开箱检查运来的仪器和药品，我和郭质良在由木箱中取出各种药品时被一个破瓶刺伤，出血不止，取出那件破瓶时发现是氰化钾。当时我们两人无法知道是否已经有氰化钾进人我们的血管，那时既没有医生可问，也没有其他的解救办法。结果两人决定步行十几里山路到城内痛饮一番。几个小时后，两人都没有任何中毒现象，深夜步行十几里山路回校”。如死里逃生一般，彼时的他们，纯粹而笃定。
就读于工学院土木系的李百炼，与二七级同学14人，在1937年的夏天，由耿式之先生领导去杭州进行测量实习，恰逢七七事变发生，被迫提前结束了实习。外地同学回了老家，少数人回到了青岛。
“1937年10月，全校师生、教职工结队西上，而少数进步学生仍留在青岛，结成团体，参加了51军的抗日救国部队。西上队伍到了济南仍有序不乱，准备转车去南京，不料济南首次空袭，未见敌机临空，而人已显惊慌，街上发现大量退下来的抗战部队，听到了前线的炮声，市面秩序混乱。我们抢上了火车，到了南京。正逢政府西迁重庆，车船调动频繁。学校决定随火车去芜湖转船去安庆，学生队伍始终是有组织地行动。到了安庆，先驱人员已将校址布置妥当，因时局紧张，而未能开课。在空袭干扰下，难以安定下来，接着南京吃紧，不几天又通知即迁武汉。学校搬来的全部物资，只有留在安庆。接着南京失守，武汉则成了逃难人会集之地。月余后，学校乃宣布迁四川万县复课。由于交通不便，在宜昌又逗留了一个多月。1938年春节后才到了万县，校址为阗洞子，距城约5公里，一座巨商的住宅。因图书仪器一时难以运到，虽开学，也无法上课。土木二七级同学剩下了8人，前途渺茫，无意读书。不久教育部指令山大合并到国立中央大学，即刻准备起身去重庆，1938年3月转读中大，因迁校沿途耽误了半年，故于1938年夏毕业。国立山东大学因战争而中途停顿，十分遗憾”。
图书馆工作人员曲继皋，目睹了内迁中图书遭受的损失。所有图书和仪器等分成了三批：第一批装火车西运，第二批由水路运南京，第三批是同工作人员一起走的。第一批257箱运至西安，旋又转运万县。第二批837箱运至浦口，因南京失陷，全部丢失。第三批16箱图书是万幸的，先运至汉口，转运万县，及时运到。虽然仅仅上课几天，就被教育部电令解散，图书还是安全地移交给了中央图书馆。“另组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委员会，迁往江中白沙，我被留在该会负责清理图书，抗战胜利前的山东大学图书馆，就是这样结束的。中央图书馆接管我馆的图书，知道战后一定要复校，图书必须归还，因此并未掺入排架内，而是单独放在一处，他们派李鼎芳和一位查某前来按册点收，我馆是由我移交的，后来复校时，还是由我前去接收的，因为单独存放，接收极为顺利”。因此，国立山大图书馆的书籍幸运地留下了一部分，成为复校后的重要资料。
学校在万县开课后，1938年2月20日，林济青写信给教育部：“颇为清静，周围旷阔，尚堪发展，经于二月十四日复课，即将注册选课事宜，办理就绪，并已正式上班……”一路的辗转终于落定了。
然而，仅仅几天后，教育部下令“将国立山东大学暂行停办”。学生大部分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个别转入其他大学，在校职工造册送部，另行分配工作。是年6月，教育部下令解除林济青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职务。至此，国立山东大学告一段落。
众望所归 青岛复校，步入正轨
秋日的八大关，游人如织。
荣成路19号，漆黑的铁门内，一栋别墅显得错落而静谧。两层加阁楼，花岗岩墙体，宽敞的庭院里，沧桑老树，掩映在绿意与黄墙中，又充满了生机。
这里，是周钟岐的故居，大理石挂牌上，刻着他的信息：1892年出生于山东单县，物理学家和教育家。1933年任国立山东大学教授、工学院院长，1946年任国立山东大学总务长兼复校委员会主任。
复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让周钟岐在国立山大的校史中，绽放异彩。
话说国立山大在1938年停办后，令教育界不胜惋惜。复校的呼声也因而此起彼伏。毕竟，当初说的是“暂行停办”，也就是说随时可能再复校。1938年4月14日，教育部颁发的《国立山东大学校产保管办法》就明确表示，“各暂接机关，应负切实保管之责，使用后所有消耗损失，应于将来山东大学恢复时偿还”。
希望的火苗，一直存在于国立山大师生们的心目中。尤其是保管处的工作人员，更是尽职尽责，盼望有一天能够将校产再次交到国立山大手中。
而散落在各地的校友们，更是没有气馁，他们多方奔走，成立同学会，联络感情，增进互相合作，谋求母校的复兴。
1945年9月27日，成都校友汤腾汉、丁山、曾省、闻宥、宋君复、汪志馨等27人自动组成“国立山东大学校友会复校促进委员会”，他们奔走呼号，呈请朱家骅部长，设置复校委员会，仍由杨振声、赵太侔两先生负责领导。与此同时，山东青年协会请示教育部，也要求恢复国立山东大学，造福青年，裨益国家。不久后，保管处主任黄龙先给国民政府教育部发电文，请求全数发还前缴国立山大的印信、契据、文册等。10月4日，山东省复员建设协进会请示朱家骅部长，要求迅速让国立山大复校并在济南增设师范及农医法学院。
复校的议程终于提了上来，那么校长由谁来担任呢？
1945年11月15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求恢复国立山东大学并委任杜光埙为校长，理由是该人系国立山大初创时筹备委员，嗣任教务长５年，在山东省各界极负盛誉，且学识渊博、品德高尚，如任校长则驾轻就熟、易于复校。
然而，教育部并未采纳山东省的意见，而是在1946年1月委派赵太侔为国立山东大学代理校长，2月，正式任命他为校长。原因很简单，赵太侔原来就曾任国立山大校长，成绩斐然，威望也高，关键是他还曾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参事等职，对中央和地方情况都比较了解。
山东大学的复校工作在赵太侔的领导下开始正式进行。复校初期，各项工作任务都很艰巨，要办的事情很多，但赵校长却能在百废待举中抓住延聘师资、收复校舍、设置院系、筹划招生等几项主要工作，使复校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师资力量是大学的中心力量。从国立青大到之前的国立山大，这所大学引以为傲的就是人才的引进。而学校再次振兴，同样需要人才。赵太侔继续以前的作风，立即通过多种渠道延聘专家、学者到校任教，除聘请原在校工作的教师回来任教外，还聘请了另外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有的甚至登门聘请。当时先后受聘的学术界著名人士有：朱光潜、舒舍予(老舍)、游国恩、王统照、陆侃如、冯沅君、黄公渚、丁山、赵纪彬、杨向奎、萧涤非、丁西林、杨肇燫、童第周、曾呈奎、王普、郭贻诚、王恒守、李先正、刘遵宪、朱树屏、严效复、杨宗翰、郑成坤、李士伟、沈福彭等。这些专家学者，除朱光潜、游国恩因客观原因未能应聘，舒舍予虽应聘后因赴美未能到校外，其余的都于1946年、1947年先后到校，分别担任各系教授，如此强大的师资阵容，迅速轰动了教育界。
而在校舍的收复方面，周钟岐功劳不小。
学校的校舍，又在战争中沦为兵营，为美军所占用。校舍回归，颇费周折。当时，学校的总务长兼复校委员会主任周钟岐，临时选定了胶州路伪东亚医院旧址作为复校办公处。为了收回校舍，他和校长一起奔走交涉，据理力争。美军态度蛮横，称此地是他们从日军手中得来的“兵营”，“万难让出”。
如此棘手的情况下，周钟岐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妙招。
为了对付蛮不讲理的美军，他与青岛《民言报》编辑商定，用美国合众社访员的名义，发了一则新闻稿：山东大学复校万事就绪，专候美军让出校舍即能上课云云。
先发制人的招数将对方打了个措手不及，迫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也怕受到世界舆论的指责，美军只得将所占用的校舍先交出欧阳路（合江路）一处，复校筹备处立刻迁入办公。后来经过进一步交涉，鱼山路5号、大学3号、武定路29号、德平路40号和42号、绥远路18号、广饶路4号至9号及广西路等处一并交回了学校。
1946年8月初，校方又与美军签订协议，称美军撤离后，大学路原校舍交回。随后确定鱼山路5号为大学本部及文、理两学院院址，武定路及德平路作为先修班之用。大学路3号及欧阳路作为教职员工宿舍。直到青岛解放美军撤离后，原有校舍才得以全部收回。
接下来，一切都步入了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