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己知人：“走出去”与“拿来”的辩证法 | 社会科学报

原文 ：《审己知人：“走出去”与“拿来”的辩证法》

作者 | 北京大学    张沛

图片 | 网络

若干年前，因为搬家的契机，我检索了一下我的私人藏书，惊讶地发现大半是翻译（中译文或英译文）而非原文著作。后来我和一些朋友——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同事——说起此事，发现他们也有同感。于是我开玩笑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文化的“转基因”产品。“转基因”的“转”就是“转移”“转达”的“转”，正是翻译的精神所在。

现代英文“translation”的拉丁文词源是“translatio”：它的词头“trans”意为“across”，即过去、到对面去；而“latio”是从“latum”即动词“运送”（fero:I carry）的中性动名词单数形式变化而来。西文语境下“翻译”（translatio）的本意因此就是运过去或者拿过来，涉及思想及其表达形式的转换。顺便说一句，拉丁文“translatio”对应的希腊语是“μεταφορá”：与之相似，“μετα”意为“（运送）过去”，“φορá”是“φ  ρω”（I carry, I take）的抽象名词形式；“μεταφορá”在现代西文中意为“metaphor”（隐喻），即意义及其表达形式的转换生成——此亦是翻译的题中应有之义。

不仅是书籍，事实上我们的衣食住行，从译制片、电子游戏、字幕组到大学、社会和国家制度，无不涉及语词-观念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we live by and in translation”。翻译不仅是方法论或修辞学的概念，还是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概念。海德格尔曾在《存在与时间》中论证他所谓“绽出”（ekstase）的“存在”概念，指出“存在”（英文exist或existence）来自拉丁文的“exsistere”，其中“stere”意为“站立”，而“ex”意为“出来”——“存在”就是站出来、走出来、变得不同，它所对应的希腊语是“  κστασι  ”（该词的前缀“  κ”意为“出来”，“στáσι  ”意为“站立”），而“  κστασι  ”也正是现代英文“ecstasy”（迁移-出神-狂喜）的希腊词源。就此而言，翻译乃是一种存在的样式或状态，即自我的超越性-差异性存在。

再回到中国语境。鲁迅在《摩罗诗力说》（1907）中说到：“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这个说法与徐光启在《历书总目表》（1631）中指出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精神相通而如出一辙。翻译是审己知人的基础或根本前提。当然，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翻译往往蕴含了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翻译是一种话语权力，也是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伴随权力迁移（translatio imperii）而来的知识迁移（translatio studii: transfer of learning）。这意味着发生在语词、文化观念层面的翻译本身是一场类似主奴辩证法的博弈行为：奴隶因为战败为求生而放弃了个人的自由意志，唯主人之命是从，但他恰恰在被迫-被动的劳动之中见证了自身的自由，在自己的作品当中见证了他的自由和存在。与之相应，主人因高度依赖奴隶的劳动而成为奴隶的奴隶，而奴隶却成了主人的主人。这是一个建立在人类历史基础之上的判断（虽然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勇于接受外来文化的翻译大国。从古代的佛经翻译到近代以来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实践都见证了这种辩证法的精神：一开始我们满怀虔诚求取真经，亦步亦趋、一丝不苟地学习，随后通过艰苦的阐释、批判和创造等一系列精神劳作，进一步完善、改造、内化而使之为我所用。

除了基于不平等权力关系的翻译，还存在一种可能，同时也是更好的途径，即作为平等对话交流的“translatio studii et translatio imperii”（知识的转移和权力的转移）。这种平等的文化翻译应以优秀、殊特和有用为前提和基础。和商品交易一样，我的商品有质量，确切说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时，对方才会心甘情愿地购买并形成品牌效应。同理，只有当我们的文化产品是优秀的、与众不同的，对他人来说是有用的，它才能真正走出去（或者说“被拿来”），而不会因为强买强卖而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事实上，翻译和文化交流具有两种面向或双重维度：一种是自身的出走或“走出去”（translatio/  κστασι  ），一种是拿来或内化。“走出去”不仅仅是送出去，“送出去”不一定能“走出去”。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又说“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真正优秀的文化，对方会主动求取，不需要自己送过去——过分主动热情的推销，也许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所谓“走出去”还有一层含义。《肇论》中记载：梵志少年出家，白首还乡。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经过游历之后再回来，他已经变得不同（也许是更好）了。“走出去”（出走）是一个自我教育和成长的过程，是一个个体或民族的自我教化（paideia）。在这个意义上，“走出去”也意味着“拿来”——此即“走出去”和“拿来”的辩证法。

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1934）一文中指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我想“拿来”不仅是一种态度或心胸，更是一种资质和能力。北大的汤一介先生曾问一位在欧洲高校工作多年的学者：“你在海外生活了这么久，是否可以说你们对西方文明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前人？”对方说还做不到，原因是老一代学者出国前已经对中国文化了然于胸，明确知道我们缺少或需要什么，因此能准确感知西方文化的好处而“拿来”为我们所用。我以为是知言。

北大中文系在2020年庆祝建系110周年，而北大外院的历史则可一直上溯到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作为一个自觉的现代学科，中国的“西学”是早于“国学”的。可以说，中国的“国学”是在西方-他者的强大在场-压力下逼显出的主体意识。就此而论，中国的“西学”或外国语言文学/文化/文明研究其实是国学的组成部分，即存在论意义上的翻译（translatio），也就是中国人的成己之学和为己之学。

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指出：“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另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诚哉斯言！这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更是人类历史的普遍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