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10月6日，以色列再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在此之前，伊朗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报复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的定点清除。回溯到一年前，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波中东风云的开始——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向以色列境内发动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并进入以色列南部开展军事攻击。同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已进入战争状态，并开始动员预备役士兵，发起针对性的“铁剑”行动。
一年来，战火遍及以色列南部及加沙地带，双方死亡人数已至数十万人级别，爆炸、废墟与生离死别通过新闻报道与社交媒体呈现给世界民众，引发全球范围内对战争行径的声讨与正义何为的争论。未来，究竟是铸剑为犁还是战火连绵，前途未卜。
以色列空袭后沦为废墟的加沙城区一角 [图源：联合国官网]
长期以来，巴以问题似乎是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但熟悉的背后，仍需要面对一系列等待解答的问题：搁置国际的凝视，巴以双方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民族、国家与未来？身处其中的个人如何在政治话语的围绕中维持自身的日常生活？以往对巴以问题的理解是否仍存在忽略与误区？
为全方位展现巴以问题的来龙去脉，小惑将融合学界观点自海外相关著作和论文中选取25篇文章，并对部分文章加以翻译，以横跨不同学科、综合多派学者的视野，纵观“应许之地”的前世今生，呈现给腾讯新闻的读者。
一、中东风云：巴以问题的历史回眸
本次学界探秘的旅程将从一场历史的漂流开始，重新审视在巴以这一问题域中被时常提及但又频繁误解忽视的那些主题。
其中，“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堪称各方论战的首要目标靶，似乎已经同以色列的建国历史融为一体，但马奥尔的文章却揭示出这一概念背后的复杂性与内在张力，对于澄清相关误解提供了重要参考。
1917年英国发表的《贝尔福宣言》被视为犹太国家得以建立的合法性来源之一，政治学者卢斯提克重新讨论了该宣言得以产生的历史情境，其结论出人意料但又足以引发深思。自英国托管巴勒斯坦时期形成的分治计划及其衍生出的“两国方案”长期被视为解决巴以问题的最终出路，西纳格鲁却在看似致力于去殖民化的分治中观察到了英国的帝国主义意图，并指出英治时期对形成巴以裂痕的关键作用。
萨义德延续其东方主义的内在理路，尝试对抗世界对巴勒斯坦的偏见与忽视，对“以色列的残暴占领不如耶路撒冷市场上的一枚炸弹那样能够激起西方媒体的愤怒”这一现象发出批判之声。
近年来，以色列政坛逐渐由右翼主导本不是秘密，但右翼如何走上了历史前台？希隆从以色列犹太人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变化出发，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某种答案。
最后，我们将锁定一个看似不应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当“巴以冲突”充斥公共话语，可曾想过，是否存在“巴勒斯坦人”这样一个独立的民族？还是说，“巴勒斯坦人”只是普遍意义上的“阿拉伯人”？哈利迪的文章论证了“巴勒斯坦人”这一概念的实在性，但也指出其面对的种种挑战。
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在特拉维夫博物馆大厅宣布以色列建国。[图源：The Times of Israel]
1、摩西·马奥尔（Moshe Maor）“犹太复国主义”的前世今生（2009）
2、伊恩·卢斯提克（Ian S. Lustick）《贝尔福宣言》的出现，充满了历史的戏剧性（2017）
3、佩妮·西纳格鲁（Penny Sinanoglou）巴以分治本质上是帝国主义的产物（2019）
4、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为什么世界对巴勒斯坦有如此多的偏见（1979）
5、阿维·希隆（Avi Shilon）以色列右翼如何掌握了国家权力（2018）
6、拉什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是否有“巴勒斯坦人”这样一个民族？（1997、2010）
二、得失之间：“应许之地”的国家建构与治理技术
巴以问题不仅是民族之争，更是不同的国家建构路径与治理技术之争，这便构成了第二部分的主题。
以色列以中东战争立国，军队是捍卫其立国合法性的根基所系，如本-古里安所说，“国家民族即军队”（the whole nation is the army）。布雷谢特-扎伯纳的文章表明，最近被诟病颇多的以色列国防军（IDF），实是居于整个以色列国家的中心地位，并通过对1948-1966年军事管理时期的论述揭示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在内部治理上的强力与压制。
但真的这么简单吗？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必须面临的新现实是，一大批留在故土不愿流亡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成为了这个新国家的公民。“新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希勒·科恩则从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社会和政治史入手，展现出不同于压制的另一条治理路径：通过细密的监控与规训网络，在顺从与反抗的灵活权变之中打造符合犹太国家期望的阿拉伯公民。
最后不可忘记的一点是，在巴以之间存在着诸如德鲁兹人、贝都因人等认同边界相对模糊的社群，形成了易被忽视但有巨大潜力的“中间地带”；尼桑的文章聚焦于被视为“异端”阿拉伯人的德鲁兹人同犹太国家之间建立起的看似无法想象的“兄弟”联系，展现出以色列政府对于“中间地带”的非犹太人群在治理上的灵活性。
7、希勒·科恩（Hillel Cohen）：以色列如何制造“好”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公民？（2010）
8、基娅拉·德·塞萨里（Chiara De Cesari）当巴勒斯坦的非政府组织比政府还要“强悍”（2010）
9、黑格·科特夫（Hagar Kotef）与梅拉夫·阿米尔（Merav Amir）检查站使得巴勒斯坦人成为以色列眼中的“刁民”（2015）
10、莫德查·尼桑（Mordechai Nisan）以色列将一群异端阿拉伯人视为自己的“兄弟”（2010）
三、巴以社会：彼此对立而又相互纠缠的现实百态
经历七十多年的争吵、战火与苦难，彼此视为生死仇敌的巴以双方，在互为他者中又界定自我，早已纠缠交错，形成了学者赵萱所言的“巴以社会”。
第三部分的文章聚焦于这种社会的各种直观呈现：雷比以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发展史为线索，探究该城经济繁荣与房产泡沫所折射的巴以关系的新动态；卡纳内通过在加利利扎实的田野调查，围绕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有关生育行动及其话语的争夺，深入以色列以现代性序列将巴勒斯坦“东方化”的人口政治；萨迪和阿布-卢赫德将巴勒斯坦人关于1948年“大浩劫”（Nakba）的历史记忆作为旗帜，为他们争取当下的权利与正义奋力发声；卡尔卡比击破“巴勒斯坦的社会生活就是贫困农村”这一刻板印象，还原了新兴的巴勒斯坦城市中产们将犹太人占多数的海法变为“巴勒斯坦文化之都”的戏剧性过程；昆茨曼与斯坦恩另辟蹊径，从以色列军人上传至社交媒体的自拍照出发，为当前的巴以问题提出了“数字军国主义”的新见解；西格曼将写作的主角锁定在一个犹太定居点超市中的巴勒斯坦工人们，“相看两厌”而又“彼此依赖”的工作环境成为当今巴以关系的缩影。
11、艾哈迈德·萨迪（Ahmad H. Sa’di）与莉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用“记忆”为巴勒斯坦人正名（2007）
12、罗达·安·卡纳内（Rhoda Ann Kanaaneh）：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生育之战”（2002）
13、纳迪姆·卡尔卡比（Nadeem Karkabi）：“巴勒斯坦文化之都”，竟然是一座以色列城市（2018）
14、杰里米·西格曼（Jeremy Siegman）以色列超市里的巴勒斯坦工人，是当今巴以关系的缩影（2018）
四、身逢乱世：在巴以之间的那些个人如何思考？
大国博弈也好，民族纷争也罢，在巴以的故事中，最震撼人心而又最易被忽视的，就是身处其中的个体的苦痛、徘徊与抉择。因此，第四部分将走出惯常的地缘政治叙事，以小世界为基点，重新审视看似熟悉的大世界。
提倡经济自由的“法耶兹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视为巴勒斯坦的基本国策，而第一篇对法耶兹这位具有重要地位的巴勒斯坦前总理的访谈，为理解近年来巴勒斯坦的治理模式改革及其得失的内中因由提供了富有现场感的观察视角；
被誉为“巴勒斯坦民族代言人”的诗人达尔维什则通过他自己长达数十年的流亡经历，阐述巴勒斯坦人的流亡记忆、诗歌写作与政治表达之间密切而又复杂的关联；
人类学家比沙拉别具一格，以其亲身在巴以之间数次开车旅行的经历为引，在道路行驶、流动性与巴以权力结构之间搭建出人意料的桥梁；
曾带队赴加沙开展人道主义救援的医生阿布·西塔，在手术台前直面战火带给加沙人的永久伤疤，以死亡的诉说表达对国际社会的斥责与失望；
阿特尚回忆了他在阿拉伯和同性恋两种身份之间的成长历程，并继而在政治话语的阴影下打开了研究巴勒斯坦同性恋运动的学术之路；
作为阿拉伯犹太人的历史学者施莱姆，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起儿时因以色列建国而被迫离开伊拉克家乡的流亡经历，以不同于欧洲犹太人的角度重新评价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暗示着犹太阵营内部所蕴含的向往和平的力量。
15、萨拉姆·法耶兹（Salam Fayyad）来自巴勒斯坦前总理的从政之思（2009）
16、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流亡中的巴勒斯坦人，以诗歌诉说他们的一切（1996、2012）
17、阿玛尔·比沙拉（Amahl Bishara）在开车的旅途中也可以观察巴以问题（2015）
18、萨义德·阿特尚（Sa'ed Atshan）一位巴勒斯坦同性恋学者的自白（2020）
19、阿维·施莱姆（Avi Shlaim）那些因犹太复国主义而受害的犹太人（2023）
五、“圣地”之外：巴以问题的世界回声
时至今日，巴以问题早已不仅是两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中的内部纠葛，“十字路口”的隐喻表明，这里必然凝聚着全世界的目光，一举一动都会激起阵阵回声。因此，第五部分的文章将尝试拓宽观察巴以的横向维度，追寻“圣地”对全球社会的意义所在。
无论是安理会上的多次否决，还是两个航母编队的“坚定承诺”，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本次加沙冲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但这种关系的形成究竟缘何？或是犹太游说集团，或是中东地缘利益，各执一词，说法不一，而致力于美式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研究的卡普兰为这段“特殊关系”给出了思想史层面的解释，通过“例外主义”展现出两国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复杂纠葛。
另一面，作为后发民族国家的阿拉伯诸国，在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因战乱而越境涌入之际，不得不面对新的人口结构对于国族认同和政治稳定的挑战。基于此，图阿斯塔德将目光锁定在了巴勒斯坦裔占总人口六成的约旦，讲述了约旦王室及上层精英通过足球比赛、以巴勒斯坦人充当约旦国家凝聚力“磨刀石”的体育故事。
但难民并不意味着主体性的丧失，也不仅只是作为“例外状态”的政治工具：艾伦通过在黎巴嫩巴勒斯坦难民营的田野调查，梳理出难民同地方居民及官僚日常互动的政治策略，进而成为黎巴嫩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最后，萨勒姆和温特的文章将聚焦于埃及同以色列之间自萨达特时代起确立的“冷和平”关系格局，以此更好地理解诸如埃及和卡塔尔等阿拉伯国家在本次加沙冲突中的态度与立场。
20、艾米·卡普兰（Amy Kaplan）：为什么说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具有“特殊关系”？（2018）
21、达格·图阿斯塔德（Dag Tuastad）巴勒斯坦人用足球，搅动约旦的政治格局（2014、2019）
22、戴安娜·艾伦（Diana Allan）巴勒斯坦难民如何在黎巴嫩活下去？（2018）
六、何以破局：冲破看似无解的未来
加沙的枪炮声犹在耳边，炸弹与废墟似乎宣告巴以问题解决之日遥遥无期。面对这种纷繁复杂、多方角逐而又互不相让的局面，如何能够找到出路、畅想未来？第六部分将从兹瑞克的这篇备受热议的文章开始，通过再审“定居者殖民主义”这一关键概念，为问题的解决首先设定了基本前提：即超越“定居者”与“本土居民”的二元政治话语结构。
围绕巴以未来开展讨论的学者，最终都会回到一个核心命题：究竟是继续坚持“两国方案”，还是尝试转换为兼容巴以双方的“一国方案”？
“两国方案”尽管因近年来巴以问题的裹足不前而饱受争议，但仍被国际社会视为巴以问题的未来出路。接下来的两篇文章围绕“两国方案”进行了深入讨论：基默林和米格代尔整理出巴勒斯坦人仍须克服的六大问题，为使其能独立建国提供了详尽的“政治清单”；沃尔泽则坚持其“小以色列”的思想，认为必须要建立一个兼顾民主政体和犹太性的国家，而非将阿拉伯人囊括其中。
但不能因此轻忽如今极有影响力且在左右两翼都获得大量支持的“一国方案”：卡尔米的文章详尽梳理了“一国方案”的形成、意涵与内部争论，并表明持此观点的学者们对实现巴以正义的道德与伦理立场。
然而，是否存在超越所谓“一国”或是“两国”的巴以叙事？是否可以从日常生活出发，将巴以问题推至更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政治图景，继而为全球范围争取正义的斗争提供镜鉴？如果有此想法和抱负，不如一读萨利赫与里希特-德福罗伊合写的文章，从中可得诸多启发。
23、巴鲁克·基默林（Baruch Kimmerling）与乔尔·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巴以问题的未来设想（一）——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必须要解决六个问题（2003）
24、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巴以问题的未来设想（二）——捍卫“小以色列”（2012）
25、加达·卡尔米（Ghada Karmi）：巴以问题的未来设想（三）——变“两国”为“一国”（2023）